本书把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作为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性问题。在理论上，从区域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和层次性出发，对区域经济结构内涵进行了新的阐释，概括了区域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制度结构及市场与经济组织结构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过程中体现的一般规律性，并从内在机制和外部动力上探讨了分工发展与区域经济结构演进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李皓考察了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和现状，通过大量统计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客观地判断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制度结构及市场与经济组织等诸方面特征进行了概括。针对民族地区实际，李皓就民族地区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选择和产业结构调整、空间开发和城镇发展、正式制度调整和非正式制度调适等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本书试图以分工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把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诸方面的问题统一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系统中，条理清晰，循序展开，做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给人以新意，也给实际工作以启迪。
本书在阐明经济结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民族地区经济结构演进的历史、现状及成因作了分析，对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客观依据、目标体系、总体思路及政策措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本书从区域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和层次性出发对区域经济结构内涵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区域经济结构是指经济系统诸要素在一定时空的构成状况及相互关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区域经济宏观层次上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制度结构以及微观层次上的市场和经济组织结构。
本书概括了区域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制度结构及市场与经济组织结构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过程中体现的一般规律性，并从经济结构演进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动力方面探讨了区域经济结构演进的机制问题。从内在机制来看，经济结构的演进是分工发展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展开，而分工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结构自我演进的进程。经济结构的变迁也受到外部力量的助推，这种外力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及区际联系体现出来，外力对结构变迁的效果则取决于它们对内因(分工和市场)变化的影响程度。
通过对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本书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上刚刚迈人工业化初期阶段，并充分地体现在经济结构的低水平均衡特征上。在产业结构方面，农牧业比重过大而且质量不高，工业部门结构不协调、经济效益低，服务业除旅游业外整体滞后；在空间结构上，经济活动呈现明显的低密度离散性特征、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在制度结构方面，正式制度安排表现出强制性变迁和以制度模仿为主的特征，非正式制度安排存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冲突。
本书对民族地区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进行了反思，对民族地区工业化思路的褶关论述进行了辨析，提出了民族地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要求：即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以创造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条件为起点，以信息化和技术进步为先导，充分重视人与自然、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富民”与“强区”关系的处理，通过发展分工经济和专业化生产，建立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资源永续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在对民族地区各产业(及主要行业部门)比较优势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对民族地区的产业选择和产业发展重点进行了思考，对民族地区农牧业的现代化改造、工业结构调整、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及区域特色经济的培育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等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进行了分节论述。
在准确把握民族地区所处空间演进阶段的基础上，本书以空间结构动态演进过程的相关理论为依据，提出了以培育区域增长极为重点，以人口集中为基础环节，以产业集中为依托，以城镇培育为载体，以生态移民和扶贫开发移民为路径的空间集中化发展思路。在民族地区城市化问题上，论文对各种城市化模式进行了辨析，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尊重市场选择，提出了以县城和县以上市为开发侧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小城镇建设的空间开发思路。
对所有制结构调整中的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正式制度调整的原则及区域经济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民族地区非正式制度安排上，本书讨论了对民族地区人群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风俗习惯和文化有重要影响的宗教问题，提出了以市场经济伦理培育为重点的民族地区宗教现代性调适的基本内容，强调了民族地区传统与现代化和谐共生的非正式制度调适原则。
本书论证了政府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构调整中的特殊重要性以及政府主导型结构调整模式的合理性，提出了这一模式的改进意见；本书还对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改善区际联系机制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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