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效率低下、企业利润率下降等问题已经引起决策部门和经济界的高度关注。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消费需求的增长慢于供给的增长。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之一是提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近年来的消费需求不足呢?杭斌教授在他的专著《经济转型期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中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
消费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需求的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实际上也是根本动力。消费增加不仅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还会吸引投资、提高投资效率。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受生产能力和总供给不足的制约，消费品供应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然而，1990年以来，尤其是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多年的卖方市场、通货膨胀等现象被许多商品销售不畅、价格持续走低的局面取代。与此同时，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七五”期间这一比重平均为63．4％，“八五”和“九五”期间分别为58．7％和59．4％，到2003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已进一步下降为55．4％。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不足开始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增长的主要问题。这是因为，投资乘数与边际消费倾向密切相关，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大，投资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就越强烈，从而新增加的收人也就越多。受消费低迷影响，中国经济从过去常见的两位数的增长率滑落到了一位数以内，并且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以至于防止投资过热已经成为宏观调控部门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近年来的消费需求不足呢?显然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本书以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围绕以上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全书内容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作者首先介绍了国外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轨迹和若干重要的现代消费函数理论，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作了简单回顾，最后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书的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1990年之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关系相对稳定，此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平均消费倾向呈持续下降趋势，且这种趋势有可能继续延续。与此同时，消费的短期动态调整过程也发生了相应变化。(2)1990年之前消费对同期收入的超敏感系数下降很快，随后却稳中有升，反映出传统福利制度的解体强化了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动机。(3)服务项目价格指数大于消费价格总指数时，会导致恩格尔系数和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且近年来这种负效应明显增大。(4)1990年前后，各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波动幅度和变化趋势上都迥然不同，说明制度变迁使中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发生了本质变化，且这些变化具有持久性。
第三部分着重从教育、医疗制度改革、收人分配改革、国企改革角度探讨了预防性储蓄动机产生的原因，对本书第二部分的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作出了解释。实证结果显示：(1)近年来教育、医疗费用上涨过快以及下岗、失业人数迅速增多、收人差距扩大是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并且消费敏感度回升也与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有关；(2)利率下调本身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但由于利率下调与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对消费的作用正好相反，前者的作用被后者抵消了；(3)制止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乱涨价、乱收费以及提高对困难家庭的补助，是弱化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有效措施；(4)在各类所有制形式中，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和集体经济单位职工工资的消费率最低，因而近些年消费需求不足与国有及集体企业职工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有关。研究结果还表明，国有及集体经济单位就业人数增加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较小，而个体经营者人数则与居民消费为负相关关系。因此，在积极扩大就业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就业结构对消费的影响；(5)1996年以来中、低收人家庭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主要是教育、医疗费用上涨过快的结果。
第四部分主要研究的是教育、医疗制度改革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1)1978——1996年的各项改革对农户消费行为影响不大。但从1997年开始，由于教育、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陡然下降。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直接原因是农户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民面临的制度缺陷。例如，缺乏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农村医疗保险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农村难以全面落实，城乡二元结构难以打破等等；(2)由于农村信贷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农民缺少基本的社会保障，农户比城市居民家庭有更强的消费敏感度。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消费者行为必然会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研究中国居民消费行为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为此，作者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在模型设定、变量及估计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
1．对Davidson等人提出的误差修正机制(ECM)作了重要修正：即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不是ECM所假设的固定均衡比例，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均衡比例。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下岗、失业人数逐年增多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风险，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又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支出预期，人们势必会不断调低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比例。同时作者还假定，消费和收入的短期动态关系(即ECM模型的参数)也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改变的。
2．提出了“变协整”概念。受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影响，1990年后我国城市居民消费和收入的走势开始分叉。按照传统的协整概念，这种现象表明消费与收入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作者用变参数模型得到的实证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不断变化的协整关系。事实上，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也不可能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明显偏离均衡状态。因此，本项研究避免了传统协整分析的误区，并拓宽了协整技术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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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拓宽了预防性储蓄的概念。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不确定性是产生预防性储蓄的唯一原因。而笔者发现，在中国潜在的流动性约束也是导致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较低，个人消费信贷市场不发达；另一方面，居民家庭除日常性消费支出外，还要面临一次性或阶段性集中开支，如子女上学、生病住院、购房等等。为了避免届时发生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必须提前进行储蓄。如果未来收入和消费支出具有不确定性，消费者就必须积累更多的财富，但即使未来收入和消费支出是完全确定的，预防性储蓄也会随着预期开支的增加而上升。
4．在预防性储蓄动机测度方面有所创新。国外学者通常用来测度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变量或方法主要有：(1)失业率。(2)收入变化的方差。也有人用职业作为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替代变量，所从事职业的收入越不稳定，预防性储蓄的比例就越高。(3)通过专项问卷调查取得消费者对经济形势预期的有关数据。国外的经验固然值得借鉴，但不能完全照搬。因为：(1)以上测度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变量或方法较多地考虑了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由于受到制度变迁影响，未来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也是产生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2)我国目前公布的失业率是登记失业率，该指标中不包含下岗人员，故不能真实反映就业形势。(3)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一直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因此，从总量上看，我国居民收入的波动幅度并未明显加大，收入的方差因而不能充分体现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4)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连续多年的、反映我国各地区消费者预期的问卷调查资料。有鉴于此，本书从我国实际出发，在测度预防性储蓄动机时兼顾了消费和收入两方面的因素，并从我国现有统计资料中选择了能够较充分的反映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变量。主要有：(1)城镇居民家庭负担率。作者将其定义为：平均每100户城市居民家庭人口中无收入者人数所占的比重。城镇居民家庭负担率的变化主要是由无收入者人数变动引起的。而无收入者人数的增减又与就业形势以及社会保障条件密切相关。显然，无论是增加就业还是加大对城镇无职业者的资助力度都会降低城镇居民家庭负担率。因此，与“失业率”等指标相比，城镇居民家庭负担率能够更全面、准确地度量收入不确定性。(2)生产性消费价格指数。国际上有人将教育、医疗保健支出称为“生产性消费”，因为，居民在教育、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不是普通的消费支出。在经济学中，消费是指利用商品或服务满足当前需要的行为。而居民把钱花在教育、医疗保健上，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眼前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提高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技能存量以及保持身心健康，以便未来有能力获得更多的收益。由于生产性消费与消费者长远利益紧密相关，其价格上涨过快最终不仅不能拉动消费还会大幅增加预防性储蓄。(3)根据各类收入对总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判断其消费率的高低，进而判断各类就业人员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弱。根据现行统计口径，我国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工资、集体经济单位职工工资、其他经济类型(包括股份制企业、外国企业及港、澳、台企业等)职工收入、个体经营者的净收益、个体被雇者收入等11个方面。按照预防性储蓄理论，所从事职业的收入风险越大，预防性储蓄动机就越强，消费率因而也越低。但由于统计年鉴中只有收入的分类数据，而没有相应的消费支出分类资料，无法直接估计各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或平均消费倾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书用总平均消费倾向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而考察各类收入对总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如果某类收入的消费率较低，则该类收入提高将导致总平均消费倾向降低，反之就会有相反的结果。(4)其它指标和方法还有：服务项目的相对价格；平均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的无收入者人数；计算不同收入组人均收入的标准差，用居民收入的差距表示收入不确定性；利用月度数据和ARCH模型估计收入波动的时变过程；用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作为农户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替代变量。
5．制度变迁因素错综复杂，其中许多是无法准确量化的潜在重要解释变量，例如，消费者预期、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等都是重要解释变量，但由于无法获取其观测值并且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变量，这些重要因素往往被省略了，而重要解释变量的遗漏是产生“伪回归”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有限的样本容量也不允许模型包含太多的解释变量。这也是经济计量模型在中国应用的最大困难之一。本书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了制度变迁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且效果比较理想。此外，本书还尝试用广义矩估计法(GMM)解决随机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的问题，用LLC方法检验Panel Data的单位根。
6．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测度消费敏感系数的模型作了改进。国外通常假定第二类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都等于1。这在社会福利很高的国家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必须依靠自身的积蓄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因此，即使是收入较低的家庭也会想方设法保持一定的储蓄。也就是说，我国居民中第二类消费者的人均边际消费倾向和人均平均消费倾向实际上是小于1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是盲目照搬国外的模型，就会把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误认为消费敏感系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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