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建立最高(政治)决策者与国有企业准企业家间的二元博弈模型和附加主管政府的三元博弈模型，探析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演化逻辑。模型主要考虑了与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相关的制度知识、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失业压力及在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主管政府腐败行为等四个因素。主管政府的行为具有双重性，既推动民营化进程，也阻碍产权改革的深化，因此可预期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将不会收敛于完全民营化状态。本书还对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社会福利效果进行了考察。
本书的主题是探寻国有企业产权演化过程的内在机制，这一选题的直接缘由是来自于对中国经济转型现状的观察。在中国改革开放将近28年之后，一方面价格自由化在相当广泛的经济领域中已经实现；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最高(政治)决策者对此仍是极为谨慎。只有国有企业改革，虽然经历了28年的尝试与摸索，却依然处于进行状态，虽不知何时何处是终点，可是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事实，等待学者去抽象总结和理论解释。
与研究主题相适应，本书主要运用的是动态演化的研究方法，并且强调解释动态变化过程应该是以发现系统的内生机制为核心，而不能仅仅通过外生变量的变化来解释制度变迁。对于外生变量的作用，可以考虑运用比较动态方法进行分析。本书的主体部分是最高(政治)决策者与国有企业准企业家间的二元博弈模型和附加政府主管部门的三元博弈模型。为了简化和使核心问题更加突出，该部分主要运用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论思想。此外，在分析制度知识的内生演化机制时，主要运用了主观博弈论的工具；在分析意识形态转化时，主要运用了进化博弈论的工具。此后，笔者运用福利经济学的知识对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结果的社会福利水平进行了考察。
在模型分析中，我们主要考虑了与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相关的四个因素：制度知识、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失业压力及在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政府主管部门腐败行为。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针由最高(政治)决策者作出，所以上述四个因素将反映到最高(政治)决策者的决策函数中。从前三项因素的内生演化机制出发，似乎可以乐观地预期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将收敛于完全民营化状态；但如果考虑到政府主管部门的行为，可以证明其是一把“双刃剑”，既推动民营化进程，也阻碍产权改革的深化。最后，笔者建立一个简单的福利模型，表明即使国有企业实现了完全的民营化，也并不能保证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因为最高(政治)决策者的偏好与全民的偏好不总是一致。
本书的研究工作具有理论与现实两方面意义。从理论意义而言:(1)尝试了用内生机制来解释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整体过程，并从中发现产权演化的关键因素和内在逻辑，指出产权改革可能收敛的位置；(2)论证了渐进式转型的核心在于“最高(政治)决策者最小成本决策”的行为模式；(3)在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内生机制的基础上，探讨了外生因素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4)采用动态演化分析方法对演化过程展开研究，并进行了比较动态分析，从而超越了仅仅基于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所能揭示的经济规律。从现实意义而言，通过对国有企业产权演化过程的解释，可以发现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因素，并且在外生因素稳定的条件下可以对将来国有企业产权的演化方向进行预测，同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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