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发现，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阶段，与汉族和全国人口比较，虽然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仍然比较快，但结构问题更显突出。本书作者认为，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结构上来。本书的主要结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在2000—2010年的增长率显著低于1990—2000年的增长率，持续高增长的少数民族数量明显减少。这一方面归因于人口控制政策，另一方面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使然。第二，中国各少数民族人口随全国人口一起进入了持续老龄化的状态，且表现出老年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快。各少数民族进入老龄化社会比预期早，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人口呈现出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第三，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与汉族比较，滞后是普遍的，这不仅体现在各种教育程度的指标上，而且体现在55个少数民族除个别民族受教育程度高于汉族外，其余均低于汉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第四，从在业人口的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看，少数民族在业人口处于一种“逆向调整”，即趋向于“低端化”状态。第五，不同民族城镇化水平差异很大，城镇化推进速度存在显著的不同；同一民族分布于不同地区，其城镇化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聚居地的城镇化水平低，散居地的城镇化水平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这些结构变化，说明民族工作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认为新形势下，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重点应放在结构上，这意味着：**，切实加强少数民族老年人口的工作。应切实加强少数民族老年人口的工作，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包括养老机构、资金筹措等与老年人口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第二，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的教育，特别是中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第三，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逆向调整”趋势。一方面，要改进和完善公务员招考制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第四，应充分研究和加强城市民族工作。未来20年是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时期，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特殊性，各地区在制定推进城镇化的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人口，走包容性城镇化之路，形成各族人口分享城镇化红利的机制，这对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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