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爱情像石头一样推上山
【狄更斯说过：“这是*坏的时代，也是*好的时代”，他是在说我们的爱情吗？“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时空，这个地球上的男人和女人。至于“爱情”，本来很不适合以三言两语形容，但因时代特质使然，它也变得被简单化了，一切都由两个字来决定：条件。】
本书简介：
一见钟情，于我到底是一个人“如何看自己与别人异同之处”的学问。爱情的价值不就是来自两个陌生人在互相了解中体味的甜酸苦辣吗？假如甫见面便掉入历史编写的童话故事里，那种快乐极其量是参加化装舞会式的快乐，完全公式化的“心想事成”，试问可以带来怎样的momentoftruth？
作者简介：
林奕华，横跨剧场、舞蹈、电影、教育等不同领域的香港多栖创作人、批评家。1989—1995年旅居伦敦期间，自组“非常林奕华”舞蹈剧场。1995年回港后致力推动舞台剧创作，编导作品超过五十部。1999年获香港艺术家年奖。1994年凭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自1997年起至今担任香港大学通识教育、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香港演艺学院人文学科讲师。其批评文章散见《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外滩画报》、《上海壹周》、《明日风尚》、《号外》等各地报章杂志。
目录：
爱情是一场“化妆舞会”吗？
爱情，为什么要放在引号里？
爱，有没有“明天”？
爱情，可以没有“误会”吗？
爱情，０号太多，１号太少
爱情，谁该绑紧安全带？
分手：都是时间的错？
爱情是，我喜欢的人刚巧也喜欢我
世上没有“失恋”
先有爱情，还是爱情电影？
感情的“分散投资”
爱情，可以超越性别？
爱，没有性别之分？
情人，可以引咎辞职？
圣诞，你的名字叫爱情？爱情是一场“化妆舞会”吗？
爱情，为什么要放在引号里？
爱，有没有“明天”？
爱情，可以没有“误会”吗？
爱情，０号太多，１号太少
爱情，谁该绑紧安全带？
分手：都是时间的错？
爱情是，我喜欢的人刚巧也喜欢我
世上没有“失恋”
先有爱情，还是爱情电影？
感情的“分散投资”
爱情，可以超越性别？
爱，没有性别之分？
情人，可以引咎辞职？
圣诞，你的名字叫爱情？
爱情是，你和我对抗世界？
爱情：当CF变成GF
写给爱与情人吵架的你
爱在“盲流感”的日子
爱，不是占有
当“公主”遇上“Laughing哥”
期望落空
女朋友，不易做
以一千亿和一千万换来的“爱”有何不同？
母子恋
自我、自信、自由
错爱
港女港男密码
“凹”“凸”之争
与Facebook“谈恋爱”
分享其实是自恋
这与一块回音壁谈恋爱，有何分别？
不解缘
出版在消费时代的《小团圆》
致张爱玲
致张爱玲的第二封信
恋父
恨母
文字交响乐
第三只眼
九莉的爱情故事
女人要懂得如何寻开心
女人作为隐喻之杂志
美人是蛇蝎的好
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
女人爱看的杂志，为什么男人不一定爱看？
男人的深度
男人什么时候最性感？
怎样的男人才“可爱”？
被粗鄙化的重要性
寻找优雅的男人
男人为什么要进戏院？
美男子
都是失乐园
成长过程不同，男人与女人注定无法平等
半生缘
明星发型师
诚品
谁和谁“真的”在一起？
我们台湾这些年
为谁流行
歌手技工
黑色Givenchy长裙
我的情敌是社会——愚人情书
我的情敌是社会——愚人情书爱人：自从你不让我和你见面，我真想把手头上的工作全部放下。但大家都以为我是随便说说。现在，剩下我一个人硬着头皮应付面前必须负的责任。昨日列一张清单出来，手上的工作总共十七项。九月，原来已经进入绞尽脑汁之季。脑——与老的发音好不近似，可是它也会老呀——据说，老了，脑袋就不清爽不伶俐不流通了。或，未老已经遇上这些问题——最近分别与几个朋友谈到丘世文的脑癌。你一定不知道了——丘世文是八十年代年轻文化人中一个纪念碑式的人物，是他和邓小宇、陈冠中三个人创办《号外》的。当时的《号外》，自然不是现在的样子，它肩负了分析针砭文化时弊的大任——以嬉笑怒骂。每一期的封面已是先声夺人——假如现在你会好奇谁是新一本《阿米巴》（Amoeba）的封面人物，当年《号外》，应该称关注。将杂志变成明星，在香港，恐怕后无来者，唯有八十年代的《号外》（因为经济起飞，香港转型金融中心，“建筑”和“城市规划”也是《号外》的两个“主题”）。曾经，每期《号外》我都有，却在搬家时不懂珍藏，撕的撕，掉的掉。如果我能在今日把早期《号外》展现在你的面前，你就会明白香港现在是如何没有选择地……开倒车。而当年《号外》的一只重要脑袋丘世文，也要面对它的衰竭死亡。丘世文和我的工作室曾经在同一座大厦。那时候我们经常在进出时碰见。他的“传奇”是家中没有墙壁，只有书柜。他在杂志中的读书报告是最好看的，他在报纸上写的文章，是剔透通明的，像……昨夜之灯。每次看见他，我都毕恭毕敬。（另一个令我有同样尊敬的，是现在任职消费者委员会的前立法局议员胡红玉，她以三年议员任期，争取成立“平等机会法案”，唯是争取不到性倾向歧视的条例三读成法案。在她落车之前，《经济日报》去访问她，问三年之内学到什么，她答：学到怎样去争取一件事情，以及如何交给别人继续，然后自己moveon。）说回丘世文。他常常吸着烟斗，十分学者风。他是港大的精英。对港大，那年代的人感情至为深厚。许鞍华有部八十年代拍的电影叫《今夜星光灿烂》，林青霞饰演一个港大学生，与讲师林子祥发生恋情，分手过后了十八年，恋上了少男吴大维，后来才知道他是林的儿子。有一个镜头我的印象深刻极了，是荷花池。最近许鞍华的纪录片《去日苦多》，也是对港大致以怀念，她找来詹德隆和吴霭仪谈大学生的素质。当中有许多怀旧感慨，当然少不了即将拆卸的何东。丘世文有一个笔名叫顾西蒙，有一系列书叫《周日床上》，写大学毕业的八十年代新中产如何赖床……因为缺乏人生的推动力。写得万分万分好，好的文字，好的设计，好的观察——从专业人士身份到低下阶层，统统深入生活，是八十年代香港的镜子。现在恐怕已经绝了版，否则，不论从阅读趣味或认识社会的角度来看，都是必看之作。那年代，我们的脑袋，有别的脑袋来刺激、滋润。这，未尝不是集体的鞭策吧——就像我说过老师在班房里的责任，其实应该是鼓励同学speaktheirminds，因为每个人要听见自己的声音，必须透过别人的声音。一粒石子投掷出来的涟漪，到底不似彼此起落的竞投，这样，湖面的荡漾，才不是一、二、三，然后寂止。八十年代有新兴的媒体、文字、影像、音乐（达明一派！）、时尚、剧场（进念）——新，即是某程度的破旧。见得愈多，人们的脑袋愈是跃动，心头也相对开放得多。那时候，“接受/不接受”不是人们的底线，相反，大家只会希望追上时代步伐，证明自己也做得来、做得到。九十年代最大的分别是，因为政治前景的不明朗，回归既成定局，大气候一片逆来顺受，所以表面繁荣，实则……报纸头版愈来愈似漫画——大只耸动的标题，大幅吓人的视觉：不是很像《风云》连环图吗？而且，没有几张报纸能够脱离这种“投大众所好”的框框。昨日一份报纸的文化版编辑来电，她说做完国际意见调查，报告出来如下：（一）读者要多些彩色图片；（二）少些又长又严肃的文章；（三）多些生活化材料（即是吃喝玩乐信息）。听罢我便问她：“这样的意见，也要花钱才调查得出来吗？”或，这份报纸的老板是否一定需要这个报告，才能抓住下台的石级，把自己改装成《东方》三号、《苹果》四号？……没有选择，这个城市。没有选择，是因为有财有势、控制大众思想与行为模式的野心家们，十足十地掌握了香港英治时期的习性，继续推行“中国人殖民中国人”——以对脑袋的不尊重。你可以说，责任没理由归咎卖物者，应该是买物者自暴自弃才对——是他们先不尊重自己的脑袋，不认为思想自主是作为一个“人”的最珍贵之处，所以才会被喂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养成长期依赖的习惯。乍听，这也真是鸡和蛋之争。不过，就是有人不能认同目前的状况，他们出力，还是不易得到响应支持——英治的一个后遗，就是将无力、无自信的自我价值观根深蒂固地种植在被管治者的脑袋和血液里。于是，有理想与逃避至上的，变成互相克制，自己人打自己人，时间精力花在了内战之上，权威的管治者大可放心睡午觉去了。选择，是脱离惯性，怎少得了“勇气”？“惯性”，放在香港的范畴，没有任何例子比得上TVB的收视率——它的节目真是质量保证吗？答案虽然清楚不过，只是观众看得多跟少的差别，殊不知真正的差别在于——要求！要求TVB进步，不一定上K-100对住镜头像白痴般喃喃自语。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自己制作节目。自己制作节目，不一定是搬上屏幕，可以在舞台，在纸上，在家里，在同学当中。所以，“要求”不应该是消极、被动的。“要求”有很多变量，而creativity，才是目的，又是手段。我们生活的这块地方，大部分都在身受“创意已死”的煎熬，所以觉得“要求”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但这并不代表人们甘于过着“没有要求”的生活，相反的，没有能对自己作出“要求”的人，愈是对苦闷寂寞的生活作出“要求”——自己愈是不能做到，愈是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这个“别人”，不是别人，就是“对象”。父母把子女当成“对象”，男人把女人当成“对象”，女人把男人当成“对象”。“对象”把“对象”当成“对象”。当“要求”不切实际，不能被满足，大家就把责任推诿在人物、时间、地点，而不是回到根源：“我”为什么有这些（不能要求自己的）要求？要求别人，比要求自己容易——像，要求别人对“我”好，总是容易过要求自己对“自己”好。因为“我”和“自己”是有分别的（法文不是也这样教吗？）——“我”，是ego，它在任何事情的前头，是拉住马车的头马，所以甚少能够放下。“自己”则是一种self——是放下了“我”才看得见的真正主体。凡事以“我”为主，未必是抓住了“主题”，更多的时候，却正好相反：别人不动我不动，完全是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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