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查理的妈妈站在后院的梯子上，正在整理那些爬到半墙高的植物。查理不知道妈妈在做什么，也不感兴趣。他喜欢这个院子，花儿散发出好闻的蜜柠檬香味，巨大的圣诞树伸到了后墙外，绿色、紫色的果实在枝叶间银光闪闪。到了仲冬季节，他会摘下果实到市场上去卖。他喜欢爬树和攀登后面的废墟，还喜欢跑到河边，和生活在那里的猫咪聊天。但他一点儿也不关心妈妈在梯子上做什么，直到他听见一声尖叫和梯子落地的撞击声，紧接着是妈妈嘴里吐出的一个脏字儿。他赶忙跑过去看。
梯子倒在地上，妈妈趴在梯子上，身上缠着那些散发出蜜柠檬香味的藤蔓。她的红发披散着，脸色像冰块一样惨自。 “笨蛋，笨蛋。”她咕哝着。 “你不是的，”查理把手伸给她，她拽着站起身，疼得龇牙咧嘴。“如果你是笨蛋就不可能当教授了。”
“聪明人也会做蠢事。”她说，“让我进屋去吧。”
她一瘸一拐地进了屋，查理提心吊胆地跟在后面。其实他也用不着担心，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父亲，妈妈是最强壮、最聪明、最勇敢的人了。当然，前提是有人能在她跌倒前，扶住倒下的梯子。
“哦，哦，哦……”她呻吟着，查理已经递给她搽外伤用的山金车花酊剂，还有一块巧克力和一小瓶闻起来很舒服的药水，那是她在实验室里用白兰地和冬青草调制，用来压惊的。
“最好看一看。”她说着，小心地脱下长马裤————她的户外工作服。
“哦。”他们俩异口同声地叫起来。看见妈妈小腿上青紫的肿块，伤口裸露着红红的肉，查理连忙拿过一块干净的纸巾，妈妈轻轻地盖在伤口上。
“请拿些止血药给我，27号，红色的，在架子上。”妈妈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他。查理笑了，要知道实验室是按照政府，也就是帝国的严格指示上锁的。因为他的妈妈————玛格达伦‘斯塔克教授、哲学博士、医药学博士、音乐大师、填字大王、试飞员……的工作非常重要，不允许其他人知道，当然除了查理的父亲————艾尼巴·艾山迪，他是加纳阿克拉大学(现在仅次于伦敦大学)的植物学家和热带学博士，艾肯部族学会主席，国际狮子会会员。他知道那儿的一切，因为他们在一起工作。查理的父亲对西非丛林中的植物了如指掌：包括它们的栽培之法和取用之道。
父亲常说，“你妈妈和我用不同的方法去认识同一事物，这可是绝配。”
查理有点得意，这些日子以来，他经常被允许做一些新鲜的事情，这意味着父母亲终于意识到他长大了。去年圣诞节他被允许独自一人守摊位，卖那些熟透了的果子；放学回家时他可以去喷水池边闲逛，喝果汁，踢足球或者和别的大男孩一起玩一种非洲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而现在，他又被派去母亲的实验室拿药水。这感觉真好，他简直有些飘飘然了。
“药就在门边的架子上。”妈妈微笑着说。
查理以前也去过实验室。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他们家从非洲搬到伦敦，然后又迁到这儿。他实际上就生活在这个实验室里：当妈妈在电脑屏幕和酒精灯之间来回奔忙，搅拌并嗅闻着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被搁在那儿————一条灯笼裤里，裤子被挂在一个带滑轮的架子上。他可以踹动小脚，划动胳膊，有一次他消失在桌子底下不见了，妈妈怎么也找不到他。哦，他喜欢那条裤子，挂在带滑轮的架子上的灯笼裤……
他也喜欢实验室。它就在后院，是一个独立的小棚屋，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打开门；就有一股味道飘散出来：介于烘蛋糕和旧书所发出的两种气味之间，还夹杂着那种庙里特有的甜腻的浓香。在这一切的掩盖之下，是那种严谨、冰冷的气氛。实验室看上去已经破旧，墙壁是很旧的暗色抛光木板。墙上挂着一个架子，放着各种革本植物标本，下面是一个笨重的老式木头桌子，桌上放着一个大号的地球仪。长凳左边是锃亮的钢和玻璃的组合橱柜、监视屏幕和最现代化的精密仪器。沿着后墙是一层一层的搁板，上面堆满了书：有古代羊皮包装的大部头书，有鲜艳的纸封面的书，还有挺刮的硬布面的书；羊皮纸文稿平放着，卷得紧紧的卷轴叠放得整整齐齐；还有CD、DVD和储存了各种资料的光盘；还有一些很老很老的黑色塑胶唱片，摆放在一个带着大弯喇叭的机器上面。查理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存储在妈妈的实验室里。你在外面找不到的，都可以在这里发现。
门边有一排高高的，普普通通的木头架子，每一层搁板上都放着光亮的、五颜六色的小玻璃瓶，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不是玻璃的颜色，而是瓶中液体的色彩。它们按照彩虹的色系排列：赤、橙、黄、绿、青、蓝、紫。查理伸长了脖子，从左首顶部的那个角落开始，沿着架子，仔细地找那瓶27号红色的药剂。它就在那儿：血红色的，非常黏稠。他伸手拿到了瓶子，最后留恋地扫了实验室一眼，回到厨房，妈妈正在等着。
“谢谢你，宝贝。”她打开瓶子，刚想在仍旧淌血的伤口上滴药水，又犹豫了。
“给我纸和笔。”她突然说。
查理拿来了日常用的那枝结实的螺旋形玻璃笔，绿墨水和一个小信封。
“要正式一点的纸。”她说。查理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厚厚的干净羊皮纸。
妈妈抬了一下身子，更多的血从伤口里冒出来。她不去管它，反而把腿跷到厨房的桌子上，好像是在跳芭蕾或是做瑜珈。羊皮纸摊在厨房的桌上，妈妈看也不看绿墨水，她拿起那枝威尼斯笔，小心地蘸着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血。
查理瞪大了眼睛。
“别担心，”她对他说，“我只是想到一件早已想做的事。”
查理目不转睛地看着。
妈妈开始写。尖尖的笔头戳进她深深的伤口，那么多的血足以让她写完一段优雅的文字，再签上名。
“那是什么？”他问道，觉得有些不舒服。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妈妈轻轻地拍打着羊皮纸，看着鲜红色的血变成淡棕色。它看上去像一篇魔术字；一种古代的咒语；一道法令，出自于很久以前死去的国王或王后之手。
“我把它放在这儿。”她拿起羊皮纸，卷起来，迅速地扎上，放在她和艾尼巴在威尼斯度蜜月时拍的照片后面，那张照片放在她的衣橱最上格。“查理，”她停下来，看着他，蓝色的眼睛清澈而又坚定，“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带着它。”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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