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是老贝尔蒂对吉普说的。“那家伙是个精神病，孩子。”她说，她靠得特别近，吉普都能数出她有几根鼻毛。“彻头彻尾的疯子。”她吸了下鼻子，“我们个个儿都是穷苦人，有的人呢，”她瞥一眼老乔治和谢尔登·莫尔斯，“心思很简单。我们没有害人之心，你说是吗，孩子？我们这些可怜人虔诚，没干过坏事，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交不到一丁点儿好运，现在，他们把一个疯子送到我们之间，有什么目的呢？”
吉普严肃地点点头。他从不和贝尔蒂争论。有一次，她说伊桑·艾伦是个白痴，他倒也壮起胆子质疑她这种说法，因为他听说伊桑·艾伦和他的格林山兄弟会是大英雄，在佛蒙特州绝无仅有。
“伊桑·艾伦是英雄。”他说。
她狠狠抽了他一耳光。他被打得脸颊生疼，没料到她那双苍老且布满皱纹的手竞有这么大力道。“孩子，我说了他是白痴。不要和长辈顶嘴！”
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反驳过她。再说了，他确实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一个疯子送到济贫农场。
“还不是钱在作怪。”贝尔蒂说，“送他去疯人院需要一大笔钱，镇里可掏不出来。”
济贫助理几天前来了一趟。弗林特先生是个让人过目不忘的人，他个子很高，大多数人都只到他的鼻子，他眼眶很深，眼睛跟弹丸一样，两颊深陷，像极了骷髅。他身着礼服大衣，头戴大礼帽，由此可知他在这一带是个大人物。确实，就农场寄住者所知，他不光是首富，地位也最尊崇。正是他将他们每个人带到镇里的济贫农场，并且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要求他们对他感激涕零。
四月初的那个早晨，济贫助理弗林特先生驾驶马车驶过布满车辙的公路，对他的马连抽带骂，赶着它快点穿过这春天的泥泞道路。寄住者都恭恭敬敬地聚在场院中，等着迎接他大驾光临，他们挨得很近，好暖和一点，从他们所站的地方，就能听到他的满口粗话。在他们眼中，这位济贫助理有资格唯我独尊，一般人说话都要谦恭有礼，他则用不着这样，他甚至有权不遵守《圣经》里的禁令，可以不敬上帝之名。
济贫助理虽然有一张厉害的嘴巴，可马车的左后轮还是死死卡在了烂泥里。“吉普，谢尔登，去帮帮弗林特先生。”农场经理奥蒂斯·莱曼招呼道。吉普立即抓着谢尔登粗大的手，向前跑去。
谢尔登则稀里糊涂地看着他。
“谢尔登，我们要去把济贫助理的车轮弄出来。你和我一起干，知道吗？”
“明白，吉普。”谢尔登一向都很乐于助人，只是脑筋转得有点慢。
济贫助理看他们两个走近，便不再脸红脖子粗地骂骂咧咧。
“您好，弗林特先生。我想您最好下来，先生。”吉普道。
济贫助理怀疑地瞅着他们两个，一个是干枯瘦小的小男孩，另一个年轻人倒是强壮结实，只可惜是个傻子。马儿把缰绳绷得紧紧的，直冒汗，因为要用力把马车拉出来，它的眼神变得十分狂野。
这个人难道看不出来，被他本身的重量这么一压，轮子会越陷越深吗？“如果能减轻一些重量————”男孩说道。
济贫助理并没有等他说完。他撅起嘴巴，小心翼翼地从马车上下来，走到泥巴比较少的一边，把缰绳丢给吉普。吉普一只手接过缰绳，看着这个高个男人踮起脚尖绕过最为泥泞的车辙，小心翼翼地沿路向站在农场场院中张望的人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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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不费力气就在蒙特利尔找到了埃兹卡尔·弗里曼。老师和卢克的这个朋友是城里唯一一个叫这个名字的非洲牧师。弗里曼夫妇给了我一个家，同时也给了我姓氏，我还从来没有正式的姓氏呢。他们把我当成家庭的一员，把我养大，成为自由人。我对此非常感激，作为一个黑人，一个自由人，如果没有他们满怀同情的指引，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学会做人的艺术。
不过我仍然非常向往自己离开的那块土地。我出生的地方还在水深火热的战火之中。后来，纽约成立了一支黑人战队，我也决定前往南方，投身战争。知道我要走，我的养母忍不住掉泪，可我的养父能理解我的心情，虽然他是一个牧师，而且性情非常温和。
我在老家的朋友与他们恰恰相反。卢克·史蒂文不赞成战争，他恳求我留在这里，但他的妻子，我亲爱的老师却为我深深祝福（看来没有了为我辩护这个理由，他们俩最终也还是走到了一起）。老师声称，如果她不是个女人，还有了孩子，她一定会跟我同赴战场。
可是在这场悲惨的战争中，谁能说自己是正确的呢？仁慈的上帝虽然不愿意看着我们相互奴役，但他看见我们借他的名义相互残杀，想必也不会高兴。
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回去做我必须做的事。不过即使我去了，也仍然坚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普特经常唱到的————相信一切都会好，无论我是作为自由人活下去，还是为争取别人的自由而死。不管怎样，如果可以，我还是选择在绿水青山间拥有一小块儿遍布岩石的田地，养一群羊，安然活到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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