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
从上古时期汉语书写肇始及早期铭文等问题入手，追溯了这一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传统的起源。到了本卷结束的十四世纪下叶，商业印刷文化已高度发展，在文言文写作之外，新兴的城市白话写作已逐渐蔚为大观。《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各章描述了一些重要王朝的兴衰起灭、宫廷在文学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家的社会及物质语境、亚洲其它各国的文化影响，包括佛教的输入等等。而在这一长时段中，写作以及对写作的阐释，已从附着于宫廷贵族的文士们的特殊技能，转变为一个大帝国精英阶层的根本身份象征。
《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
以1400年前后形成的明代文化开篇，贯穿满族治下的清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的现代文学。这一时期多样的文学形式和风格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范畴，因而《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文学史的写作也相应包括了多样的主题，如政治审查对文学的影响、印刷文化的变迁、朝代更迭与文学发展、青楼文化、女性作家等等。除了诗词、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外，本卷还深入探讨了西方文学的汉译，现代“新小说”的兴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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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导言
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柯马丁
第二章东汉至西晋（25-317）康达维
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317-649）
第四章文化唐朝（650-1020）
第五章北宋（1020-1126）
第六章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
第七章金末至明初文学（约1230-约1375）
英文版参考书目
索引《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
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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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导言
第一章明代前中期文学（1375-1572）
第二章晚明文学文化（1573-1644）
第三章清初文学（1644-1723）
第四章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1723-1840）
第五章说唱文学
第六章1841-1937年的中国文学
第七章1937-1949年的中国文学《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
《庄子》中的故事具有虚构性，乃至是奇思异想。它反复运用的技巧之一便是将事件转化为梦的维度。例如在梦里，会有骷髅代表死者的立场开口说话，并成为交谈的对象。在最有名的故事中，梦境与现实之间的暖昧边界本身成为了话题：庄周在梦里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之后，却“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整部《庄子》里，各种正常秩序全都颠倒了过来：跛脚之人、拳曲之树，因其无用而得以免受侵残、尽享天年；社会义务要求人们哀悼死者，这违背了万物存在的自然过程，因为生与死不过是自然变化这一更大架构中的不同阶段；古代的神圣文本不过是久已作古的死人的糟粕；繁琐的讲解妨碍人们的真正理解，并不能使人掌握任何技艺（如轮扁、庖丁），真正的掌握只有通过彻底与技艺合一才能达到。在这无数的寓言里，社会秩序都作为自然秩序的对立面而被摈弃。
《庄子》还进一步利用机智的诡辩术，迫使常规逻辑得出荒谬结论，对理性自身提出了挑战。它既展示了辩才滔滔的操控力，又指出其局限与超越的可能。就这一点而言，中古时期的玄学以及佛教禅宗充满悖论的“话头”，同样都受到了《庄子》的深刻影响。此外，《庄子》排斥公共事务的天道自然哲学思想，还有它的神话幻想、丰沛酣畅的想象力，自汉代以来，激发了诗人、哲学家、小说家（如六朝时期的“志怪”）的无数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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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
本章的讨论将从明初的几年开始，很多人认为这一过渡时期对中国文人而言是最黑暗的时代之一。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元代（1234—，1271—或1276—1368），中国文人享有一定的自由（元代的开始时间仍在讨论中，或始于金灭亡的1234年，或是忽必烈可汗改国号为“大元”的1271年，或为南宋灭亡的1276年）。正如奚如谷在本书上卷所指出的，有元一代并无文字审查，这是因为蒙古皇帝“对汉族文臣的写作根本就不感兴趣”。1368年驱逐了蒙古人之后，朱元璋重新开始了对文学的控制，以儒家意识形态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如前所述，明初的很多文人成为“暴君”朱元璋的受害者。刘基（1311—1375）长期忠诚地担任朱元璋的谋士，他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更以治国能力闻名，但即便是刘基最终也触怒了朱元璋而遭免职。境遇更危险的是宋濂（1310——1381），他同为朱元璋的文臣，一直为朱元璋所敬重，受命担任《元史》编纂总裁官。然而，他的孙子牵连了一桩谋反案，他几乎因此被处决。马皇后亲自介入营救宋濂，才使他免死流放。而宋濂的家人，包括父母、孙子和一个叔叔都被处死。在朱元璋清洗想象的“异己”的过程中，有数字称一万五千人被逮捕并处决。在所有的受害者之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历元而人明的高启（1336一1374）。
高启和英国诗人乔叟（GeoffreyChaueel，约1340—1400）同代而生，乔叟一辈子太平无事，高启却不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年代。元末天下大乱，兵祸加天灾，干旱后紧跟着瘟疫流行，正如薄伽丘《十日谈》中描写的瘟疫。高启幸好生长在富庶繁华的苏州，在十四世纪的大动乱年代，苏州不仅是骚人墨客避乱的安乐窝，就是对比当时的欧洲，亦很难找出一个在各方面都优于苏州的城市。也正是在苏州，从未应考和出仕的高启成就了他的诗才，结交了，批文友。早在十六七岁，他便与张羽、杨基和徐贲号称“吴中四杰”，再往后，他与这三个能诗善画的文友又被纳入“北郭十友”的团体，且位居十人之首。
这些年轻的诗人和书画家经常在姑苏城中雅集，诗酒酬唱，咏遍了城内外的风景名胜，其中咏狮子林的组诗在园林题咏中至今仍属脍炙人口的名作。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身处动乱的年代，这群文友却在苏州城求得了庇护。
无奈好景不长，1356年，出身盐贩子的张士诚率叛军攻占苏州，从此在这里割据长达十二年。张羽、杨基和徐贲均在胁迫下供职张氏小朝廷。高启则可能考虑到全身远祸，举家迁至附近一个名叫青邱的小山下居住。在创作于当时的名作《青邱子歌》中，诗人以“闲居无事、终日苦吟”的隐者自居。后来他离开青邱，漫游吴越达两三年之久。这次出游显然是在躲避来自张氏小朝廷的压力，从写于此间的托喻之作《南宫生传》即可看出，在这一充满危机的时期，诗人在漫漫旅途中进退维谷。《南宫生传》描写一个“藩府”屡次要把南宫生招到自己的幕下，但终于“不能得”，因为南宫生凭着机智脱逃了。而就在此时，接二连三的内斗和残杀终于敲响了苏州小朝廷的丧钟。尽管在张士诚的割据下，该城曾一度出现小小的文化复兴，但1367年，朱元璋大军兵临城下，很多文人学士相继逃亡，苏州城随即一片萧条，接着便在强攻下陷落。城破后，成千上万的当地士绅，包括杨基、徐贲等诗人均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出于仇视强敌张士诚的心理，朱元璋对占领后的苏州特别残酷无情。
处此动乱中，高启旦夕自危，后来他赴南京，短期参加《元史》的编纂工作，但最终还是因文字招惹了杀身之祸，没能逃脱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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