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为基本视角，对其人生道路、思想和文体进行整体阐释。作者认为，在新诗集《过去的生命》中有着周作人的人生哲学。周作人用“生活之艺术”来抵御人生的虚无。这个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体验及其选择对理解周作人以后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作者据此来解读他矛盾复杂的一生，呈现出一幅周作人的清晰、完整的肖像。
作者简介：
黄开发，1963年12月生。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韩国国民大学客座教授、丹麦奥尔堡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主要研究现代汉语散文、现代文学观念和周作人等。
目录：
引言1
一、周作人的“人学”思想
1．人本主义8
2．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15
3．人生哲学23
4．儒家思想的重释30
二、周作人的双重悲观与其附逆
1．对国民性的悲观38
2．人格面具48
3．辩解与不辩解54
三、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
1．访方圻56引 言1 一、周作人的“人学”思想1．人本主义82．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153．人生哲学234．儒家思想的重释30 二、周作人的双重悲观与其附逆1．对国民性的悲观382．人格面具483．辩解与不辩解54 三、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1．访方圻562．访范旭583．一组材料60 四、周氏兄弟早期“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观1．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672．不用之用733．别立新宗78五、周作人的文学观与功利主义1．传统功利主义批判882．人生派与艺术派913．言志与载道95 六、周作人与晚明小品热1．一个晚明小品选本1022．晚明小品热1073．晚明小品与言志派116 七、周作人小品文的文体1．语体及其流变1192．在平淡与不能平淡之间1243．趣味·语言·气象1324．抄书与抄书体142 八、周作人书信1．“书”与“信”1502．书牍文1523．尺牍156 附录 周作人研究的十一部著作162 参考书目172前言周作人（1885—1967）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有着深刻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翻译、新诗创作、散文创作诸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一流贡献。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与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同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以后又构建“言志”文学理论，强调作家的主体性，对主流绵延千年的载道主义传统进行了空前的阻击，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言志文学思潮，对认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得失，富于启示性。作为社会文化批评家，他秉承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被视为与鲁迅、胡适不相上下的思想家。①作为文学批评家，他走的是印象式批评的路子，《自己的园地》一书确立了新文学批评的础石。作为新诗人，他的成就相对较小，然而《小河》等气象新颖的诗歌却是初期新诗运动中的杰作。作为翻译家，他别求新声于异邦，以堪称典范的译作参与了新文学建设的进程，特别是其古希腊文和日本古典文学翻译，鲜有人能与之比肩。当然，他最著名的身份还是散文家，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就被称为小品文之王，与鲁迅并列为现代汉语散文的两座最高峰。只是由于在抗战时期未能保持自己的节操，附逆投敌，他的名声才黯淡下去，以致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到了被遗忘的程度。
周作人（1885—1967）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有着深刻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翻译、新诗创作、散文创作诸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一流贡献。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与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同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以后又构建“言志”文学理论，强调作家的主体性，对主流绵延千年的载道主义传统进行了空前的阻击，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言志文学思潮，对认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得失，富于启示性。作为社会文化批评家，他秉承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被视为与鲁迅、胡适不相上下的思想家。①作为文学批评家，他走的是印象式批评的路子，《自己的园地》一书确立了新文学批评的础石。作为新诗人，他的成就相对较小，然而《小河》等气象新颖的诗歌却是初期新诗运动中的杰作。作为翻译家，他别求新声于异邦，以堪称典范的译作参与了新文学建设的进程，特别是其古希腊文和日本古典文学翻译，鲜有人能与之比肩。当然，他最著名的身份还是散文家，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就被称为小品文之王，与鲁迅并列为现代汉语散文的两座最高峰。只是由于在抗战时期未能保持自己的节操，附逆投敌，他的名声才黯淡下去，以致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到了被遗忘的程度。 周作人一生走过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无疑，他生平最重要的辉煌、失败、屈辱都是在民国时期经历的。特别是民国历史上有三次重大的危机，对周作人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三次危机是：辛亥革命后的封建复辟、国民党的“清党”运动、日本全面侵华。 民国建立以后，新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制度渐渐成形，特别是大学制度为他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新闻出版制度则提供了自由言说的文化空间。虽然辛亥革命带来了新的政体，建立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制度，但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军阀混战，封建复辟，民不聊生，教育凋敝，文化保守主义沉渣泛起……面对乱世中的共和国，知识者普遍的态度是极度的失望乃至绝望。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最为直接的历史背景。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中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失望之余，自然要追寻缘由。鲁迅在该文中还说：“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与鲁迅一样，信奉民族主义思想，同情和支持革命，并参加了一些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家乡绍兴著文为新生的共和国欢欣鼓舞，还很快在新政权的教育部门任职。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1917年4月，周作人来到北京，不久即遭遇张勋复辟的闹剧，产生了强烈的思想上的震动。他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一一三》中写道：“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还在《知堂回想录·一一二》中说：“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在新文化倡导者们那里，这是一个普遍的认知。于是，他们想通过文学革命来实现思想革命，从而为政治革新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民国政府和政权意识形态毕生都采取了不认同或反叛的姿态。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面对纷至沓来的社会思潮，周作人提倡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主义，与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试图在民国体制以外另起炉灶。然而，正是种种的民国乱象为周作人与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提供了巨大的历史舞台。这是一个数千年未曾有过的新的王纲解纽的时代。“现代”的春天乍暖还寒，传统的坚冰开始分崩离析，然而一座座冰山漂浮在海面上，危机四伏，周作人与几个主要的新文化的缔造者一起，设计出了新的航向，使新文化义无反顾地驶入了一条宽广的现代航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主张，表现出系统的“人学”思想，为新文化确立了思想基调。20世纪20年代，他创造性地运用杂文和小品文的形式，与鲁迅、胡适等一起开展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 1927年，国民党为了争权和统一而发动的“清党”运动，是周作人前、后期思想和创作的一道分水岭。1927年、1928年对周作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大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流行说，周作人被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吓怕了，再也不敢像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中那样仗义执言了。其实，他在北京知道南方发生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后，发表了一系列杂文，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残暴和麻木的国民所表现出的变态根性。国民党政府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周作人的不少青年朋友和学生也在其中罹难，他再次感到精神上的恐惧和思想上的震动。他在《语丝》140期上发表杂文《偶感之三》，文末写道：“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么惊异也将消失，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这是一个沉痛、忧愤深广的发现，他看到南方国民党政府与北方军阀相同的本质，更进而看到中国人自古就有的不知道尊重生命的“嗜杀狂”。1927年的事件对周作人和鲁迅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国民党“清党”事件同样给了鲁迅强烈的震撼，他在《答有恒先生》《三闲集·序言》等文章中说其进化论的世界观因此崩毁。不过，他选择了与共产党联合，与现实的政权对抗，对一系列社会和文化事件发声。而周作人对现实的政治运动不感兴趣，坚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从中看出国人根深蒂固甚至说病入膏肓的国民“恶根性”。他消退了对启蒙主义的信心和热情，走上了一条消极个人主义式的“闭户读书”之路。他特别强调读古书，目的是要通过参照历史来解读现实，找出国民性的病根。明明知道虚无，偏又要去追迹、去察明，他把这种态度称为“伟大的捕风”。①周作人在民国社会里形成了独特的民国体验，这决定了他对民族国家、中国文化以及人类文明的基本判断，与其一生的功过是非有着内在的关联。现实的黑暗和腐败使他对中国传统中遗传性的“小鬼”②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尖利的敏感，他始终警惕民国背后传统的长长的、浓重的阴影。传统文化在他那里受到全面的怀疑和批判。研究者往往因为周作人现实态度的消极性，忽视周作人这种探索重要的思想意义。尽管现实态度消极悲观，周氏仍然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平正、通达的态度，以“人学”思想为标准，去照亮、甄别传统，更进而以现代思想重释传统，其中所体现的批判性思维是“五四”新文化的一种宝贵品格，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新文化也富有启示。一种成熟、先进的文化离不开对自身的反思。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民国遭遇空前的危机，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一片抗战声中，周作人选择了逃避——“苦住”北平。他滞留北平当然有诸多现实的考量，但不可否认也有思想上的原因，这就是他对中国抗战前途的悲观。郑振铎在《惜周作人》①一文中，记下了在七七事变之前和周作人的一次谈话：“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军力量的巨大。”这是他在现实层面上的悲观，然而在其对民族国家的悲观中，更主要的是他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悲观。他相信，一个“恶根性”已不可救治的民族是无法赢得一场现代战争的，缺乏抗战的物质装备倒是次要的因素。早在1933年1月14日致曹聚仁的信中，他就说：“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十日来要或能逃者各已逃了，似乎又静了一点下来；如不佞等觉得无可逃，则仍未逃耳。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骄之气太甚，窃意丧败无妨，只要能自反省，知道自己的缺点何在，可望复兴。……五四时自己谴责最急进者，□□□□□□都变成如此，他可知矣；他们虽似极左，而实在乃极右的一种国粹的狂信者。不佞平常为遗传学说（古人所谓‘业’）所恐胁，睹此更为栗然。中国如亡，其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一则断然为此国粹的狂信与八股的言论，可无疑也。此刻现在，何处可找理性哉！且坐看洪水——来或不来，此或亦虚无主义之一支配！”②对抗战前途的悲观也是他后来附逆投敌的思想原因之一。敌伪时期，一方面，他做了不少损害民族国家的事情；另一方面，其思想和创作大体延续了30年代的路子，并有新的拓展。 以上所述是民国时期对周作人影响最大的几次历史事件。民国是周作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生存空间，他与民国的关系如同植物与土地、空气，是须臾不离的。本书正是力图在民国历史、文化、文学的背景下，勾画出周作人的精神肖像。描绘一幅画，需要一个观察的角度。本书以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为基本视角，对其人生道路、思想和文体进行整体的阐释。长期以来，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周作人的形象是分裂的，一个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与“汉奸”之间是无法调和的。有人曾把周作人附逆与李叔同出家、王国维自沉视为民国文化史上的三大谜团。鲁迅曾对人说过，散文诗集《野草》包括了他的全部哲学。①许寿裳也有言：“至于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②我认为，在新诗集《过去的生命》中有着周作人的人生哲学。该集收录了作者从1919年到1923年的诗作，完整地记录这一阶段周作人的心路历程。他和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苦苦地寻觅人生的出路。在1921年4月所作《歧路》一诗中，他吐露了苦闷彷徨的心迹，面对人生的歧路不知该作如何选择。到1923年7月的《寻路的人》，他找到了答案：“……[在人生旅途上]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却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至于路线如何……那有什么关系？”他最终选择的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人生，与现实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用“生活之艺术”（这是他作于1924年11月的一篇小品文的名字）来抵御人生的虚无。这个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体验及其选择对理解周作人以后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可以为他矛盾复杂的一生提供统一的阐释。换一句话说，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为周作人画出一幅清晰、完整的肖像。民国的阴影笼罩着他，构成了画面的基调；画中人物的表情是萧散平淡的，然而难掩内心深处的苦涩。 本书1999年曾以“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为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这是我的第一部著作，现在看来青涩之处甚多。这次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撤去原书关于周作人研究的论争和研究述评的部分，附录了《周作人研究的十一部著作》一文；撤去原书《文艺思想的考察》《民俗学方面的工作》，换上了三章论述周氏文艺思想的文字；其他各个部分只做了局部的增删修改，尽量保留原有的观点和脉络。总的来说，这是旧房子翻新，而非在原址上的重建。有些旧有的问题依然存在。 《人在旅途》得到过不少肯定和鼓励。钱理群先生写了热情的序文。吴成年先生发表书评《悲观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周作人——读黄开发的〈人在旅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佘爱春先生发表论文《中西文化语境中的周作人文艺思想——黄开发〈人在旅途〉与卜立德〈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之比较》（《理论月刊》2010年第8期），孙郁、陈剑晖、安文军、李宪瑜诸位在相关著述中，都曾给予过积极的评价。他们的鼓励是本书得以修订的动力之一。2013年1月8日于北京北七家海楼一、周作人的“人学”思想 周作人与鲁迅的文章为世人所重，在很大的程度上靠的是其中所蕴含的深刻而独到的思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雪林就高度肯定了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存在：“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十年以来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①后来由于他的不光彩的行为，人们就讳谈他在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了。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问题又被显著地提了出来。舒芜长文《周作人概观》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5期上发表时，就点到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存在，此文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为题收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时，舒芜作了补充：“‘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很多，文学家而同时还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两个，尽管两人的思想不相同，个人的思想前后也有变化，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则是一样的。”②周作人的思想影响既然如此之大，那就需要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和继承。 周作人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人学”思想。“人学”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也是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20世纪40年代，他在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活时说：“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③他对文化人类学颇有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为知道“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或云“化中人位”）。④这说明他对“人学”思想的建构有着明确的自觉。他的“人学”思想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可以叫作社会伦理层面，是人本主义的，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核心；另一个可以叫作形而上层面，表现出了悲观主义的内容。在现实的撞击下，他的悲观主义时常从思想深处上泛，使他的“人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色彩。悲观主义的“人学”思想制约了他人生哲学的形成，他选择以审美的态度来观照人生，既不忘情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周作人不断调整和重新组合他的“人学”思想。他努力沟通它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重新阐释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然而他在传统的形式中表述的仍是西方人本主义的精神实质。在一些人的眼里，汉奸与思想家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不妨先把周作人是不是一个思想家的问题搁置起来，看一看他表述了怎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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