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克里玛是捷克当今文坛最为活跃的作家，与哈维尔、昆德拉并称为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本书是克里玛少年时期至中年时期的回忆录。书中，克里玛回忆了被德国纳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恐怖经历，以及二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所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与文学创作现状。作者经历和回忆视角都相当独特，用质朴自然的散文化语言，思考了社会与人的本质及关系。
克里玛出生于犹太家庭。二战期间，年仅十岁的他随父母被德国纳粹关押在泰雷津集中营，目睹了一批批犹太人由生走到死。克里玛在书中回忆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面对随时降临的死亡，克里玛开始思考人生与自由的意义。几年后，集中营解放了，克里玛一家人重获自由，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共和国时代。克里玛继续学业，最终毕业，成为了一名杂志编辑，并开始小说和戏剧创作。作者经历和回忆视角都相当独特，用质朴自然的散文化语言，思考了社会与人的本质及关系。
作者简介：
伊凡?克里玛：当代捷克著名作家，一九三一年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十岁时随父母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一九五六年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语言文学院，曾先后在多家杂志或出版社任编辑，同时创作剧本和小说。在长达二十年内，他的作品在捷克遭到完全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在国内外读者中流传，广受欢迎。克里玛与哈维尔、昆德拉被并称为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二○○二年，克里玛获得捷克共和国杰出贡献奖章，此后又获得“卡夫卡奖”，成为该奖的首位捷克藉获奖者。
译者介绍：
刘宏：199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系，同年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现任国际台捷克语部副译审。在国际台工作期间，先后两次获得国家基金委公派留学机会，分别赴捷克查理大学、捷克电台学习进修。曾翻译发表如《福娃的重新翻译与跨文化传播》、《关于捷克语翻译的几点思考——以<好兵帅克>汉译本为例》等论文，翻译出版译作《杭州的花椒树》。绝佳的捷克文学入门之作，伊凡?克里玛的喜剧才华可见一斑……这部回忆录有乐趣，有苦涩，满怀希望，也充满狂怒。——《纽约书讯》
一部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作者笔法犀利而幽默，清晰的散文笔调写出了压迫给人带来的不加掩饰的恐惧，和其对受害者和加害人所造成的难以察觉的道德腐蚀……克里玛对这个乖戾的时代所做的探索与发现，充满了讽刺以及顽强的希望。——《出版人周刊》
《我的疯狂世纪》描述了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是如何生活并追求自由的……（克里玛）生动叙述了一个勇敢者的一生和他所处的时代，足以打动我们所有人。
——《华盛顿独立书评》
彻底、毫无保留地洞悉一个人的个人挣扎——他作为作家和独立个人的斗争，而这一切都以政治动荡为背景。——《书目》杂志据说在泰雷津少了一些人——每天都有那么多人死去，他们无法计算人数。德国人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生活在这戒备森严的城市里，便决定清点一下人数。于是清早所有人从城市里被驱赶到一大片草甸上，那是一九四三年秋天一个阴冷的雨后，因为爸爸还和我们在一起。路上我们得到了一块面包，一点儿人造黄油和肉酱，然后我们在草甸上重新排队，宪兵包围了我们，并用他们的步枪枪口对准我们。有人沿着队伍不停地跑来跑去，继而来了很多党卫军，他们中的很多人我之前从未见过，也许他们是来加强警戒的，我旁边的人说，他们的到来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们站在那儿一小时，两小时，五小时，一整天，雨越下越大，灯光逐渐褪去，我们必须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旁边的妇女们哭着说，如果他们向我们射击或者扔颗炸弹，我们都会没命的，我们的头顶确实有飞机在盘旋，机翼上有黑色的十字标志。一些人已经站不住了，旁边的人搀扶着他们；还有一些——主要是年纪大的人，跌倒在自己脚下的泥泞中，无法再起来。他们警告说，党卫军不能容许这样，将朝跌倒在地的人开枪。我总能在面对荒诞时克服恐惧，虽然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杀死，只是因为他无法坚持站立。我觉得喉头发紧，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即便其他人都倒下了，我仍然要站在那里，不能就这样被他们杀死。这时弟弟哭了起来，不停地说要回家；他又冷又怕。
党卫军仍在跑来跑去并朝那些跌倒的人吼叫着，踢他们，让他们站起来。宪兵们数来数去，就是数不清楚，就像爸爸说的，他们不是来清点人数的，而是来学习如何杀人的。最后，党卫军的一个头目下达了返回的命令。大家都挤在门口，渴望回到那个跳蚤出没的臭洞，尽管是臭洞，那也是我们的家。有一次，我们领了一些恶心的罐头，他们说是血肠酱。它的味道很可怕，但我还是由于饥饿狼吞虎咽地吃下了，夜里开始呕吐，之后的三天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在医务室医生摁了摁我的肚子，看了看我的眼睛，让我向左看，向右看，向上看，然后他说我得了黄疸，我的病和那些罐头没有关系。我死气沉沉地躺在床上，妈妈央求我至少喝一勺漂着几片萝卜的大麦汤，否则我会变得非常虚弱，但我喝不下。我只喝了一点白开水，虽然水有股子臭味。
第四天的时候，我突然感到非常饿。我不知道妈妈从哪里弄来的、或许是向某位厨子央求来的几个生土豆、几块萝卜和一根胡萝卜。我的姨妈在一家面馆干活，她把面团藏在身上带了回来，妈妈用这些珍贵的材料为我做了蔬菜面汤，它是如此美味，这味道此后我再也没吃到过，即便是在最丰盛的宴席上。
然后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泰雷津开始开设商店。党卫军挑选了一些地方，下令住在那里的人迁出去，然后运进来一些货物——大部分来自死去者的行李箱。他们在广场上建了一个音乐廊，那里真的有乐队在演奏，此时在公园下面，一个幼儿园已开工建设，幼儿园入口正前方墙壁上的画出自荷兰画家施皮尔：画的是些动物，有大象、长颈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猴子。我们还得到一些钱，但不是真的，只是为我们这些贫民印的，钱上印着一位长着胡子的男子，手持一块石板。妈妈说这应该是摩西，他手中的石板上刻着十条人们该遵守的诫条。他们还把一些房子里的人全部迁出，挤到我们的以及其他的营房里，腾出的房子里搬进了一些平常的家具，并挑选了一些人住了进去，但不像以往一下子住进三十个人，只是住两三个人。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红十字会代表团将来泰雷津，红十字会很有可能从德国人手中接管集中营，那样我们就得救了。
红十字会真的来了，我至今记得，我们在赶建起来的饭厅吃饭，不是用铝锅，而是用盘子。午饭吃的牛肉汤、土豆配小牛肉、黄瓜沙拉，最后居然还有巧克力蛋糕，这些东西我们此前和此后在泰雷津见都没见过，更别说尝了。几个带着骷髅帽的党卫军陪同代表团。其中有的党卫军我们见过，见过他们杀死那些不敬礼的人。杀死那些不佩戴黄星的人，有些人被杀死，只是因为不讨他们喜欢。大家站了起来，他们亲切地朝我们微笑并用手势示意我们坐下。
只是红十字会并没有接管贫民窟，事情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之后不久，他们开始把大家向波兰转移，每两到三天一次，每次上千人。当转移到第十三批时，一切突然变得平静，这种平静只是表面上的，因为营房空了一半，整个贫民窟似乎一半是空的，用不着再排队，以前到了晚上街上全是人，而现在几乎一个人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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