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大山深处，生活着一支独特的黑人部落，他们与世隔绝，过着原始的生活，却严守古老的犹太教规，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后的犹太人……1990年，冷战格局松动，埃塞俄比亚内战爆发，部落的生存受到威胁。以色列政府决定拯救这支失落已久的部落，让他们回归耶路撒冷。于是，一场犹太民族、以色列国家和人道主义的壮举拉开帷幕。
“所罗门行动”是以色列实施的非洲犹太移民计划中规模最大和效率最高的一次，军事、外交双管齐下，在绝密的情况下，35架飞机25小时内将14000余名贝塔犹太人安全运抵以色列。
本书作者是当时以色列驻埃塞俄比亚大使，作为营救行动的领导者和亲历者，以第一视角为我们讲述了贝塔犹太人的历史、苦难、信仰和回归。
作者简介：
亚瑟纳伊姆（AsherNaim），以色列外交官。出生在利比亚的黎波里，1944年移居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学硕士毕业。曾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芬兰和韩国大使，在日本和美国担任文化专员。1991年“所罗门行动”期间任驻埃塞俄比亚大使，组织和领导营救行动，后来又创办基金会，为贝塔犹太人筹集教育资金，帮助他们融入以色列社会。
徐佳蓉，80年代末生于上海，大学主修金融，现为福布斯中文网、财富中文网、澳华财经在线等网站译者，酷爱阅读和旅行，曾独自背包游历国内外诸多地区，擅长历史和游记类翻译。
目录：
序言/1
第一部一滴血
一泥娃娃/3
二婚礼学/8
三鬣狗喂食者/13
四五百比尔/24
五任劳任怨/28
六幻影战机/36
七泄露/41
八一杯水/47
九一滴血/52
十全权委托/61
十一两头雄狮/66
十二三方会议/69
十三丰盛大餐/73序言/1
第一部一滴血
一泥娃娃/3
二婚礼学/8
三鬣狗喂食者/13
四五百比尔/24
五任劳任怨/28
六幻影战机/36
七泄露/41
八一杯水/47
九一滴血/52
十全权委托/61
十一两头雄狮/66
十二三方会议/69
十三丰盛大餐/73
十四红灯/79
十五洋葱和草药/92
十六大可思/99
十七生牛肉，生牛肉！/110
第二部所罗门行动
十八远游/119
十九北方王国/126
二十安博弗/134
二十一最后的献祭/140
二十二十个司仪/147
二十三马鬃/152
二十四走投无路/158
二十五飞毛腿导弹射向特拉维夫/163
二十六一千零一夜/166
二十七陷落的房子/170
二十八收割/175
二十九逃跑/187
三十事实依据/194
三十一所罗门行动/202
第三部安乐之地
三十二余波/215
三十三回扣/220
三十四第3379号决议/228
三十五“黑鬼”/231
三十六血缘纽带/236
三十七锡安/244
致谢249前言序言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岩石地带深处，锡门山脉的高峰附近，居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犹太人部落，他们已经在此处居住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部落成员鲜少甚或完全不与外界接触。他们从事农耕和手工业，与邻近部落贸易陶器和简陋的工具。多年来，他们挣扎求生，抵抗着饥荒与贫困，还要面对来自周围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军队的掠夺。
19世纪60年代，一些游历埃塞俄比亚的英国传教士偶遇这个部落，成为最早发现这个部落的西方人之一。这些传教士试图让部落成员皈依基督教，却震惊地发现这些“焦黑脸”信仰着一种形式古老的犹太教。“焦黑脸”是欧洲人对具有闪米特人容貌特征和黑色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的称呼。部落成员遵守安息日，严守饮食教规，并且严格依照《希伯来圣经》中的指示举行宗教仪式。在他们的村庄边缘甚至还有一些独立的小屋，或者叫做“红帐篷”，专门给月经期间的妇女和刚刚生产的母亲居住。
回到欧洲后，传教士们报告了关于犹太黑人的见闻，随后一位名叫约瑟夫哈勒维的犹太学者决定亲自去探访他们。许多犹太部落都曾在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时期经历了驱逐序言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岩石地带深处，锡门山脉的高峰附近，居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犹太人部落，他们已经在此处居住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部落成员鲜少甚或完全不与外界接触。他们从事农耕和手工业，与邻近部落贸易陶器和简陋的工具。多年来，他们挣扎求生，抵抗着饥荒与贫困，还要面对来自周围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军队的掠夺。
19世纪60年代，一些游历埃塞俄比亚的英国传教士偶遇这个部落，成为最早发现这个部落的西方人之一。这些传教士试图让部落成员皈依基督教，却震惊地发现这些“焦黑脸”信仰着一种形式古老的犹太教。“焦黑脸”是欧洲人对具有闪米特人容貌特征和黑色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的称呼。部落成员遵守安息日，严守饮食教规，并且严格依照《希伯来圣经》中的指示举行宗教仪式。在他们的村庄边缘甚至还有一些独立的小屋，或者叫做“红帐篷”，专门给月经期间的妇女和刚刚生产的母亲居住。
回到欧洲后，传教士们报告了关于犹太黑人的见闻，随后一位名叫约瑟夫哈勒维的犹太学者决定亲自去探访他们。许多犹太部落都曾在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时期经历了驱逐，这些犹太黑人会不会就是其中一个失落良久的部落？1867年冬天，哈勒维带着几头骡子，雇了一位穆斯林向导，踏上了横穿埃塞俄比亚的艰险旅程。他穿过峡谷河流，越过高山峻岭，最后终于来到了散落着茅草屋的村落。
当哈勒维走近时，村民们将他团团围住。他们身着简陋的白袍，孩子们则赤身裸体地躲在大人身后。人们对哈勒维感到好奇，但神色中又不乏防备。在那些传教士来到以前，他们只见过一个白人，那也是唯一一次。哈勒维用他们的母语阿姆哈拉语（一种古老的闪米特语，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都有所关联）问候他们，部落成员们兴奋地交头接耳。他能讲我们的语言！接着，可能是为了洁净，部落首领端着一碗水走向哈勒维，从头到脚打量着这个白人。
“先生，”他开口道，“也许你想要一把刀剑？那你应该到大镇子上去买。我们制作的刀剑太粗糙，不适合欧洲人。我们这里没有适合你的东西，我们也不希望聆听你们的宗教。”
“我的弟兄们，”哈勒维回答，“我不要刀剑，我也不是来说服你们改变信仰的。我来自欧洲，但我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以色列人。我的上帝只有我Adonai（主），我遵循的法律只有西奈法！”
这些埃塞俄比亚人不敢相信地盯视着他，随后，缓慢的笑声在人群中蔓延开。部落首领脸上带着宽恕的微笑开了口：“先生，你是犹太人？！你怎么会是个犹太人？！你的肤色是白的啊！”
刚开始和法拉沙人打交道时，哈勒维很难让他们相信他是犹太人。但是，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当他提到耶路撒冷时，部落成员的态度突然“不可思议地改变了”。
整个部落的好奇心似乎一下子被点燃了。“噢，你来自耶路撒冷，那座圣城？你亲眼见过锡安山和以色列的耶和华圣殿？你熟稔我们的母亲拉结的墓碑？”他们热切地聆听我的回答。
法拉沙人已经和其他犹太人分离了几千年，他们从未离开自己的村庄超过几英里。然而，他们一直都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回到耶路撒冷；这份信念烙在他们心里，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
一个多世纪之后，我有幸在他们的拯救中充当了一个核心角色。《拯救最后的犹太人》记述了以色列和美国帮助法拉沙人与其他犹太人重聚，并且带他们回归圣地的斗争。
我使用的是“拯救”这个词的古老含义——也就是字面意义上“赎回”他人的自由。公元前586年的“巴比伦之囚”后，这个民族认为自己有责任尽一切努力来赎回犹太奴隶的自由。罗马帝国时代，人们前仆后继地实施拯救行动，而今天，人们通过《辛德勒的名单》中奥斯卡辛德勒的英雄事迹熟悉了救赎的含义。不管花费多少金钱，经历多少风险，最重要的就是尽一切努力赎回另一个犹太人的生命。
《拯救最后的犹太人》讲述了所罗门行动，这场行动从一个血腥的独裁者手中“救赎”了接近两万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涉及长达几个月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耗资三千五百万美元（不到三天时间就从一百位美国捐助者手中募集到了这笔钱）。这场行动是对“救赎”的原始含义的一次致敬，它令人振奋，并且使我们回想起犹太教和西方观念的核心——人类生命的神圣性。鉴于现今中东发生的种种事件，回想这一核心价值对我们而言尤为重要。
本书的核心是法拉沙人和所罗门行动，但是书中的另一个角色也非常关键，我被她深深吸引，并且认为有必要予以描述，那就是埃塞俄比亚。饥饿的孩子们在干涸的土地上奄奄一息——这些照片令世界对这个非凡的国度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印象。想了解法拉沙人是谁，他们如何在与其他犹太人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依然严格坚守自身的信念，首先要了解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它是原始泛冈瓦纳古陆的一部分。这里是人类的发源地，古生物学家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发现了近乎完美的古人类遗骸化石“露西”，从而表明人类在三百万年前就开始了直立行走。
埃塞俄比亚一直以来都被称为“非洲的西藏”。和西藏一样，强烈而无处不在的精神世界与其自然景观密不可分。埃塞俄比亚拥有六千万人口6，其中大多数定居在埃塞俄比亚高原。这座高原的海拔高度超过六千英尺，景致雄伟壮丽，遗世独立地隆起于非洲大陆。如同西藏隐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令人敬畏的屏障之后，埃塞俄比亚高原也被周围的地形守卫着：北面被红海阻绝，东面是温度高达一百三十华氏度、酷热难当的可怕沙漠，西边是难以逾越的峡谷深渊和茂密丛林，南边则是一片似乎漫无边际、贫瘠焦枯的灌木丛。
埃塞俄比亚高原令人惊诧的美景足以与西藏媲美。连绵不断的锡门和提格雷山脉中一万三千英尺高的山峰，俯瞰着这座高原。水晶般清澈的溪流，从云雾遮绕的山坡中奔流而下，汇入一望无际的湖泊，溪流中鳟鱼游弋，湖泊上栖息着成群的火烈鸟，浅滩上则聚集着正在取暖的河马。苍翠繁茂的桉树林，通向散布着成群斑马、羚羊和瞪羚的原始大草原。气势恢宏的河流蜿蜒流过雄伟壮丽的峡谷；海拔较低处的河流中盘踞着可怕的尼罗河鳄鱼，这些鳄鱼可以长到三十多英尺长。百分之八十五的尼罗河水都源自埃塞俄比亚，而塔纳湖则是青尼罗河的源头。这个国度曾经被古埃及人称为“众神的土地”，埃塞俄比亚的非凡文明正是在这座中央高原上孕育、繁荣的。
由于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唯一拥有独特语言的国家，也是仅有的除曾在1936至1941年间遭意大利短暂占领之外，从来没有被西方势力征服过的非洲国家。如同西藏一样，埃塞俄比亚拥有丰富而独特的精神文化遗产。它是唯一由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非洲国家，超过一半的埃塞俄比亚人信仰基督教。他们保存并信守着全球最古老的一种基督教，它从公元4世纪起便统治着埃塞俄比亚。
无论是犹太教徒，还是基督徒，所有的埃塞俄比亚人都将他们的精神遗产追溯到孟尼利克一世（MenelikI）。这位皇帝自称是所罗门王和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埃塞俄比亚女王示巴的后代。虽然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艳史不足为信，但是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们都声称自己是他们两人的直系后裔，埃塞俄比亚的最后一位皇帝——逝世于1975年的海尔塞拉西也不例外。
正如你将看到的，起初我只是法拉沙传奇故事中一个不情愿的演员。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岁月，却成为我长达三十年的外交生涯中最珍贵、最富有意义的时光。我将向你讲述这则故事，讲述这个鲜为人知却感人肺腑的民族，还有这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
2002年8月于耶路撒冷一泥娃娃
1990年11月11日
标致504飞速驶过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坑洼的街道，一面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在车顶随风摆动。我靠在轿车豪华的后座上，坐在我身边的则是以色列国防部高官乌里卢布拉尼，正是他把我推进了这个烂摊子。轿车陷入了坑洞，车身暂时停止摇晃。卢布拉尼忧郁地瞥了我一眼，这名国防部高官似乎总是预想着最糟糕的情况。我没有理会他，我刚刚抵达亚的斯亚贝巴，不久就会和总统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会面，也许他会同意让数以千计的贝塔犹太人（定居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塞俄比亚犹太黑人）移居以色列。作为新上任的以色列驻埃大使，我必须主导这场剑拔弩张的谈判，帮助贝塔犹太人获得自由。
我并不想接受这份工作。我刚刚结束在芬兰为期三年的任期，期间，在我的策划下，成千上万的俄罗斯犹太人从当时的苏联移民到以色列。在新职位的委任令下达时，我甚至没来得及打开在耶路撒冷家中的行李。作为一位职业外交官，我早已习惯了在不同的时区、国家和文化之间穿行。但是我需要休息，然而我却再一次被迫开始工作。
有个疑惑迅速闪过我的脑海，为什么卢布拉尼拒绝了这个大使职位？他热衷于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更何况拯救犹太人始终是一条赢得上级青睐的捷径，而卢布拉尼可不会放过这样一个逢迎上级的好机会。也许他拒绝的原因在于失败的风险很高。事实上，他选择监督这场行动也是明智之举，这个职位可以让他被派往华盛顿——他心中理想的目的地。如果这场行动成功了，那么军功章上绝少不了他的名字；就算任务失败了，正如希伯来谚语所说——但是上帝保佑，这可千万别成真——粉身碎骨的是我，我的前任就差点命归黄泉。
这辆标致汽车几乎是全新的，上一任以色列大使梅尔约夫只用了六个月。此前，一名利比亚间谍（一个拥有外交护照的恐怖分子）溜进了希尔顿酒店，在约夫经常使用的公共盥洗室的隔间中放置了手提箱炸弹。幸运的是，像往常一样，利比亚人搞砸了。炸弹爆炸了，约夫毫发无伤——他通常会使用恐怖分子安装炸弹的那个隔间，但是出于某种原因，那天他正巧换了地方，所以捡回了一条命。然而，这次袭击令他长期紧绷的神经断了，他受够了埃塞俄比亚。
汽车穿行在亚的斯亚贝巴，描绘着门格斯图和列宁的斑驳广告牌在车窗外飞掠而过。道路的状况糟透了。门格斯图将埃塞俄比亚所有的财力和物力都投入到了他最大规模的非洲军队中，放任这个国家的其他方面颓败腐烂。亚的斯亚贝巴是一个典型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城市——这个大型村庄中分布着乡村小屋、泥屋和窝棚，偶尔能看到几栋混凝土大楼。穿制服的士兵小心翼翼地经过消瘦的乞丐，苍蝇聚集在乞丐的嘴唇和眼睛周围。赤脚的妇女穿着色彩艳丽的长袍，头上顶着篮子步履蹒跚地走着。汽车和摩托车如同飞出地狱的蝙蝠一样嗖嗖掠过，绕开在街头游荡的驴子和牛羊。
“要是碾了一头羊，先生，你就必须得赔偿一百比尔，”我的司机科纳塔说，我从第一眼见到这个男人就挺喜欢他。“法院都已经人满为患了。”
“一头死羊？”
“没错，先生！不过要是撞了一头怀孕的羊，你可得付整整一百五十比尔——大约二十五美元。”
“天啊！”
“所以，现在每只羊都怀着孕！”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这就是非洲的缩影。我懂这个，因为我在的黎波里出生长大，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指挥了以色列在非洲的援助计划。当时我是一个狂热的非洲爱好者。在以色列时，有人使我们相信非洲的未来不可限量。这块大陆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如此美好的前景！我们把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独立运动看做非常积极的信号，他们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和伪造的民族认同，就像我们犹太人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但是来到亚的斯亚贝巴后，像很多人一样，我深切地感到失望。腐败、贪婪和自私折磨着非洲。表面上，埃塞俄比亚就是其中的典型（不过我后来知道这表象是靠不住的）——反政府武装、贫穷、饥荒、独裁和疾病。
我们的车子径直驶向大使官邸所在地——希尔顿酒店。我的套房门口已经驻扎了24小时警戒的埃塞俄比亚士兵。政府不希望利比亚人再把另一位约夫给吓跑。
“把这些泥娃娃都给撤了。”我的安保队长大卫说。泥娃娃是指那些什么事都不干的玩偶。
大卫年近而立之年，头顶已经秃了，身材像门板一样宽，走起路来却悄无声息。他背后有一把黑色的贝瑞塔手枪，就挂在腰带上方。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备有足够的武器——安全密室和大使馆中藏有乌兹冲锋枪。就职之前，我曾学习使用小型武器，实际上那是一次复习，因为我以前在军队中参加过战斗，并曾在预备队服役。
“不用，不用，”我拒绝了他的提议，“我不想伤感情。”
“感情！他们的感情和你的安全有什么关系？”
这迅速发展成一场典型的以色列争论。大卫的希伯来语越来越激昂，埃塞俄比亚警卫都瞪大了眼睛。如果他们敢用这种语气指责一位长官，那么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拉起大卫的胳膊，把他拽到一边。“只要他们在这儿，恐怖分子就会有所顾忌。不要再和我争辩这件事了。”
他很不情愿地摇了摇头，没过多久我又惹他不快了。约夫之前住的那间套房在七楼，但是我不想每次出入酒店的时候都乘坐电梯。大卫简直怒不可遏，他争辩说这样恐怖分子想接近我就太容易了。我没有理会他的抗议。
我看得出大卫在克制。他在重要位置加派了两名自己的安全人员，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特工。大卫想让我在套间里放一把手枪，但是我拒绝了。如果手边放着一把枪，那就意味着我有可能用到它。保护我的安全是大卫的职责，而我予以他充分的信任。所有的安全人员都喜欢指手画脚、唠唠叨叨。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签署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如果我被炸身亡或者遭遇枪杀，他们都不用负任何责任。接着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了。
位于较低楼层的套房非常舒适——包括两个卧室、两个浴室以及客厅和厨房。在一片混乱之中，希尔顿酒店依然是希尔顿酒店。我的阳台俯瞰着一堵包围酒店的高墙，这堵十英尺的高墙将酒店和这座城市的混乱隔绝开来。连绵不断的山脉中，绿色的植被沿着山坡铺展开来，融入非洲的落日。
夜幕降临，我走向房间外的草坪，草坪的尽头，一排花朵盛开的树木投下阴影，大卫陪在我的身边。高墙外的城市正在喃喃细语。空荡荡的球场在闪耀的灯光下恍如白昼。温水游泳池中空无一人，平静的水面上飘荡着氯的气味。大多数外国人都已经离开这座城市。酒店的侍者无所事事地站着。我向一位侍者要了一瓶苏打水，她拿过来的时候，一辆电动踏板车发生了回火，她吓了一跳，瓶子落在了草地上。随后她行了一个优雅的屈膝礼，用纤纤玉指拾起了水瓶。
我看到她如何被最轻微的声音吓了一跳。今晚谁会被军队围捕、折磨和枪杀？谁将由于违反宵禁而被捕？穿着军装的警卫抱着步枪站在酒店门口，他们的眼神越过我们，投向黑暗的山丘，败局正从那儿一天天地逼近。杀人小队、战争、饥荒——无休止的杀戮。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正在运转，遗忘了这些痛苦和恐惧，但是我却能嗅到这恐惧。
二婚礼学
一个月前的10月11日，我在耶路撒冷家中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正和妻子希尔达忙着卸行李，沉浸在从芬兰归来的喜悦中。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三年后，又在芬兰任职三年，回到以色列令我长舒一口气，终于可以从旅行中抽身，获得急需的休息了。
打电话的是外交部司长鲁文默拉夫，他让我立刻去外交部参加关于埃塞俄比亚的短会。
“我还穿着短裤呢！”我怒气冲冲地告诉他，“我们刚刚到家。”
“好吧。”他的声音听起来精疲力竭，“我让乌里卢布拉尼去找你。”
这下我明白他是认真的了。除非是为了高层事务，否则外交部是不会把卢布拉尼从国防部借调来的。
“埃塞俄比亚，”希尔达在听我转述了电话内容后说道，“你对埃塞俄比亚知道些什么啊？让他们换一个人去。”
“好的！好的！我们请他们吃顿午饭，然后就端茶送客。”
中午，门铃准时响起。
“亚瑟，”卢布拉尼用老战友之间的方式向我打招呼，一束不服帖的黑发从他的前额垂下，“这是海姆笛翁。”
四十多岁的笛翁长着一张娃娃脸，是那种讨人喜欢的类型——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脾气温和，而且非常能干。我是在外交部认识他的，他曾担任驻科伦坡大使馆的公使，准确来说并不是公使，因为斯里兰卡与以色列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他被称为以色列“代表”。
希尔达端出鹰嘴豆泥、番茄、橄榄和皮塔饼。“好了，乌里，”我说，“埃塞俄比亚出什么事了？”
以色列人喜欢用玩笑般挑衅的口吻，但是乌里非常严肃。“亚瑟，出大事了。”
整个20世纪80年代，卢布拉尼一直负责处理与黎巴嫩有关的事务——这意味着他对任何事都应该处变不惊。我感受到来自他目光的压力，在黎巴嫩所有这些年来的重压和无所回馈。
“我听着呢。”
“你记得摩西行动吗？”
“有点印象。”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以色列秘密情报局摩萨德在1982至1984年发起了摩西行动。数千名法拉沙人长途跋涉四百英里，从埃塞俄比亚一路走到苏丹。这场行动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我们在苏丹的穆斯林朋友不想被人看见自己在帮犹太人。”
“我记得。那些人后来去了联合国红十字会的难民营，宣称自己是犹太人。”
“试图逃亡的约有一万四千名法拉沙人，”卢布拉尼说，“其中约八千名法拉沙人成功逃脱，其他人有的死在跋涉途中，有的返回了埃塞俄比亚，还有的被门格斯图的军队逮捕了。接着，由于媒体在1984年6月报道了这场行动，行动被迫终止。成千上万法拉沙人被困在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断绝了与我们的外交关系，并且中止了所有犹太黑人的移民。”
笛翁不再微笑，他接过话头：“这个僵局本来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向门格斯图提供武器的苏联解体了。阿拉伯国家与他反目为敌，开始援助叛军，他在内战中失败了。猜猜怎么了？一年前的6月，他决定来特拉维夫。”
“我完全猜不到。”我说。
“没有人能猜到！”卢布拉尼咬碎了嘴里的橄榄。
“门格斯图希望以释放法拉沙人为条件获得武器援助，”笛翁说道，“沙米尔1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他在极力争取时间。门格斯图和我们恢复了外交关系，约夫去了亚的斯亚贝巴。门格斯图还同意让几百名法拉沙人与已经成功逃到以色列的家人团聚。随后发生了洗手间炸弹袭击事件，约夫离开了，门格斯图正等着另一位大使。”卢布拉尼突然插话：“听着，亚瑟，找到一位合适的大使并不容易。门格斯图想要一个高层人物，一个拥有影响力的、经验丰富的政府高官。”
希尔达发出了嘲弄的笑声，但是我对这一类的恭维可没有什么免疫力。
“希尔达，行行好。”他说。现在我明白他承受着何种压力了。他可不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他曾在空袭时酣然大睡。“沙米尔争取到的时间已经快耗尽了，”他继续说道，“在和叛军的战斗中，门格斯图节节败退。这些叛军是不会和我们谈判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站在门格斯图那边！美国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协会的苏珊波拉克女士，已经说服数千名法拉沙人放弃他们位于北方的家园，迁移到我们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大使馆。美国犹太人希望这能迫使我们迅速采取行动，把法拉沙人带到以色列。门格斯图看到了一个机会，他准备进行交易。我们必须把这些法拉沙人拯救出来，但是我们不能给门格斯图他想要的。我不打算骗你，亚瑟，这件事非常棘手。我们甚至不愿意去想，如果门格斯图认为你一直在骗他，他会做出点什么！”
我瞥了一眼希尔达，但是她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我是在1954年遇到我妻子的，当时在以色列的美国人很少，她刚来到耶路撒冷，带着奖学金在希伯来大学读书，而我正在那儿学习法律。我们以色列小伙子经常开玩笑说，美国的犹太女孩是来这里学习婚礼学的。2我立即就被她吸引了——她的个性非常率直，想什么就说什么。我还没有见过她的家人，就和她步入了婚礼的殿堂。我们带着各自的手提箱，一切从零开始。我是一个理发师的儿子，而她则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她知道嫁给一个以色列人并且来这儿生活意味着什么——通常不是一帆风顺。
“我们都清楚约夫出了什么事。”她用流畅的希伯来语说道，发音中带着点波士顿口音。我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的担忧，但是我也知道她会让我去的。
我转身面向卢布拉尼。“你想让我像摩西一样，去向这个非洲的斯大林说：‘放我的同胞离开！’但是如果上帝不肯显灵，以奇迹或瘟疫来帮助我，那我该怎么办呢？”
“嗯，”卢布拉尼答道，“如果上帝不肯显灵，我们还有另一个好帮手。”
“谁？”
“美国人。”
连希尔达也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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