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杂文自选集：今我来思》为作者对于一些目前存在的社会现象的一些感悟与评论，表达得真实、深刻、犀利，并运用杂文这种文体抒发了自己对社会各类现象与事件的思想与心情。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朱铁志
今我来思（代序）/王得后
雅量
赢得输不得
胸卡佩戴法
红绿灯下
"违者罚款"
移风易俗话笼鸟
反趋风气的古人
专座
漫画《-再低点！》
挤
关于"'基本做到'之类的字眼"
泉的清浊贪盗
"儿子是我的"写在前面的话/朱铁志
今我来思（代序）/王得后
雅量
赢得输不得
胸卡佩戴法
红绿灯下
"违者罚款"
移风易俗话笼鸟
反趋风气的古人
专座
漫画《-再低点！》
挤
关于"'基本做到'之类的字眼"
泉的清浊贪盗
"儿子是我的"
悔其少作
口不二价
文章与题目
"州官放火"奖
挟天子以令诸侯
不管闲事
"有病不求药"
未来的希望
道德与责任
以狗为鉴
勿把儿童当成人
咱们工人信什么？
错把商场当战场
说的和做的
"忍让奖"别议
鸽子与孩子
于庄严之际见淫秽
不知水味
我哪里去了？
六十年的杂感
女性的人
老虎怕牛犊
论故态重萌
知识歧视
"我"向谁看齐
心伤何处
有感于"师范热"
"且持卮酒食河豚"
"克隆人"二三事
谁是XYZ
我也瞎操心
做戏一例
有法无法
儿女棒打黄昏恋
北京的鸽子
北京的燕子
北京的麻雀
纪实，而又文学
从个别到少数
不疑之疑
又见星火
从宽容到帮忙
"谨防掱手"
百年人世一春秋
"总统是靠不住的"
不敢报案
是非和标准
方便自己
己之所欲勿施于人
父不医子
清官难断家务事
由忧贫到忧法
"童言妇语"与"老言"
奴隶语言和奴才语言
抓阄下岗
体罚这幽灵
历史在思考
"杀盗非杀人"
说怕与不怕
论"固若金汤"
修养民魂
《呆是不呆》
北京的广场鸽
北京的官话
北京的高调
国民性是根本的政绩
保姆的居室
北京的堵车
"不反抗"的前提
"仇富"问题
从"警察叔叔"到"市长伯伯"
从"索薪会"到"走投无路"
导向则不宜
对对子
拍卖诚信
遭遇法律
鲁迅为什么憎恶李逵
岂止是龙胆泻肝丸
又见拍卖赝品
★选编一套以反映新中国以来杂文创作整体状况的“大系”，无论对于整理资料、繁荣文学创作，还是对于研究文学史，推动文化建设，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王蒙
★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杂文像短篇小说一样，起到了突出的引领作用。秦牧的《鬣狗的风格》、林放的《江东子弟今犹在》、牧惠的《华表的沧桑》等振聋发聩，至今令人难忘。《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空白的工作。
——王巨才
《王得后杂文自选集：今我来思》书摘：雅量
也许是专业养成的癖性，我喜欢读回忆录。可读来读去，对回忆录却很不信任起来，回忆别人，当然是名人，借光自照得刺眼。回忆自己，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对话比整理的录音还清楚，并且用引号标示，以见真实，实在令人生疑。有时回忆同一个人的同一件事，几个当事人却各有不同的记忆，也令人诧异。久而久之，逐渐省悟到：或情随时迁，或记性有限，或借题发挥，都可以使回忆录带上主观色彩。有时办一件事，参与全过程的人未必尽同，其间的枝枝节节，交涉磋商，往往人各有异，回忆起来，以为这就是全体，于是打起官司来了。至于趋炎附势，故意造假的回忆，名之曰“录”，只好聊作中国文体之一格而已。
这回读到《梁漱溟问答录》，单单往昔的对话不作一字直接引语，只间接转述，就十分喜人；而凡有所引，都是有案可稽的文字，可信的程度在我心中一下子就提高了。加上其人其事在历史上的轰动效应，几十年后的今天余响不绝，我破例开了个夜车，一口气将它读完才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最值得研究的，似乎是那个“雅量”问题。在《问答录》之前，我们听到和看到一种说法，是“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梁先生也是人，即使是圣人，也不等于真理的化身，他的话怎么会句句是真理，一定要人点头称是呢？这样强加于人，是霸气，与“雅量”毫不相干。如今梁先生在《问答录》中说话了，他说的“雅量”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人能点头，承认他“原来没有恶意”。有无“恶意”，属诛心之论，新名词叫审查动机；是否“正确”，属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科学的标准。这两者是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问题，混淆不得。如果就事论事，对于这“雅量”的两种说法，孰真孰假，这时候就需要证人了。古人教训说，“偏信则暗，兼听则明”。其实，兼听固然比偏信好，倘不调查研究，倘无人证物证，单是兼听，有时也还不能使人明白。我真希望当日恭逢盛会而今仍然健在的前辈，有相应的回忆录—诚实的证词问世，免得子孙后代“可怜无补费精神”地去考证，去猜测，去推论。
不过，也可以抛开具体的是非曲直，从“雅量”来认识一种时代氛围。批判梁先生用笔杆子杀人，缘出于他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一次发言。就常识而言，既曰政治协商，至少要承认两个前提：一、协商的是国家的政治问题；二、事实上存在各种利益群体，对政治存在各种歧见，为了求得共同认识，共同纲领，这才需要协商。倘若各方只有一个思想，一样见解，一种声音，已经一致，就无须协商了。既然如此，必得仁者说仁，智者言智，彼此说心里话，说真话，肝胆相照，才有实际意义，才能产生力量。而历史的发展又已经证明，一时协商一致的认识，作出的协议，并不一定正确。由后来反观当日的协商，被否定，被看作错误的意见，也许倒是正确的哩。真理需要实践检验，也可以检验。真理产生于实践之后，而不在它之前。协商的过程只可能孕育着真理，只是在寻求真理，而不能判定真理。倘在协商的过程之中就以正确与否追究发言者的责任，甚至重到可怕的罪责，所用的尺子不过是先验的观念，强者的逻辑罢了，而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未必符合。哲人有言，“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这种追究恰与协商的本义相悖，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梁先生已经作古，中国也大有进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已经庄严地载入我们的宪法。人民的代表尚且如此，人民本人还不如选派出去的代表么？
不过，梁先生如此要求“雅量”，似乎也是一种积习。在人民看来，彼此都是国家的主人，何“雅量”之有哉？世上决无自己向自己要求什么的怪事。倘有，当是人格已经分裂，或者有点像阿Q打自己的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的老中国人的心理了。
可惜梁先生作古了，不能向他请教，也不能请求他恕我唐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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