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见证》中收录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六个讲座的重量和意义怎样高估都不为过。《诗的见证》以其浓缩和简洁阐述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一把了解米沃什诗学历史哲学、哲学和美学的钥匙。当然，米沃什全部著作提供了对二十世纪困境的最深刻反应之一。他反对各种一般见识，这些见识认为我们文明是没有前景的，而文化的异化则是可无逆转的事实。他的反对，对他的波兰读者来说似乎可能更自然。毕竟，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当代诗歌不止一次地证明它是社会的存在不可或缺的；它发挥见证现实、抵抗压迫和成为希望来源的作用，这作用不是抽象原理，而是很多人具体和亲身的经验。
作者简介：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tawMitosz)，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二战”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tawMitosz)，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在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1950年护照被吊销，后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先在法国获得居留权。1960年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61年起定居美国。主要作品有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1932)、《第三个冬天》(1936)、《白昼之光》(1953)、《太阳从何方升起，在何方沉落》(1974)、《在河岸上》(1994)、《路边的小狗》(1997)、《这》(2000)、《第二空间》(2002)、《俄尔甫斯和欧律狄刻》(2002)等二十余部；政论集《被禁锢的头脑》(1953)和散文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幻象》(1969)共十余部；...(展开全部)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Mi?osz)，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在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1950年护照被吊销，后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先在法国获得居留权。1960年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61年起定居美国。主要作品有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1932)、《第三个冬天》(1936)、《白昼之光》(1953)、《太阳从何方升起，在何方沉落》(1974)、《在河岸上》(1994)、《路边的小狗》(1997)、《这》(2000)、《第二空间》(2002)、《俄尔甫斯和欧律狄刻》(2002)等二十余部；政论集《被禁锢的头脑》(1953)和散文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幻象》(1969)共十余部；长篇小说《伊萨谷》等两部；《波兰文学史》以及多部译著。曾荣获波兰雅盖沃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近十座世界知名学府的荣誉博士学位及各种勋章。1978年获俗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对他的授奖词中说：“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2004年8月在波兰克拉科夫逝世，享年93岁。目录：
一、从我的欧洲开始二、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三、生物学课四、与古典主义争吵五、废墟与诗歌六、论希望译后记 关于诗歌的博学论著多不胜数，并且拥有比诗歌本身更多的读者，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这不是好兆头，即使这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出类拔萃和他们充满热忱地融会了当今在大学里广受尊敬的各门学科。一个想与那些饱学之士竞争的诗人，将不得不假装他拥有的自知之明比诗人被允许的更多。坦白说，我一生都被某个守护神控制着，那些由他口授的诗是如何产生的，我并不是太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讲授斯拉夫文学多年，都一直仅限于讲授文学史，而力图避免谈论诗学。
然而，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安慰，并且我觉得也成为我担任哈佛诗歌教授的正当理由。我心里想到的，是欧洲那个角落，它塑造我，而我也通过用童年所讲的母语写作来保持我对它的忠诚。二十世纪也许比其他任何世纪都要多变和多面，它会根据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它而变化，也包括从地理角度。我那个欧洲角落，因发生了只有剧烈的地震才能比拟的不寻常和毁灭性事件，而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结果，我们这类从那些地区来的人，对诗歌的评价与我大多数听众稍微不同，因为我们往往把它视为人类一场重大转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把此书称为“诗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见证诗歌，而是因为诗歌见证我们。
不管是个人还是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地发现只有直接经验才能获得的新向度。这也适用于历史向度，我们对历史向度的理解是不经意的，甚至是违背我们本意的。(它不是通过书籍发生的，尽管历史经验确实改变我们的阅读)。我所说的经验，不只是指感到大写的历史以毁灭之火从天而降的形式、外国军队侵略的形式和城市变成废墟的形式带来的直接压力。历史真实性有时候会显现于建筑的一个细部中，风景的塑造中，甚至树林中——例如靠近我出生地的那些橡树，它们记得我那些异教的祖先。然而，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
我恰好生长于罗马与拜占庭的分界线上。我们不免要问，今天乞灵于这些古老、仅剩象征意义的力量，是否可能呢？然而，这个划分已持续几个世纪，在罗马天主教的领域与东方基督教的领域之间勾勒出一条线索，尽管这条线索并非总是在地图上。在几个世纪中，欧洲保留这个古老的划分，并遵循平行轴心的法则。一个是西方轴心，它从意大利向北延伸；一个是东方轴心，它从拜占庭向北延伸。在分界线的我们这边，一切都来自罗马：作为教会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拉丁语、中世纪的神学争论、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诸诗人的楷模的拉丁语诗歌、巴罗克风格的白色教堂。此外，文学艺术的崇拜者们也是把他们的热望投向南方，投向意大利。现在，当我试图较理智地谈论诗歌时，这些东西绝不是抽象的考虑。如果我的一个主题是宗教想象力的奇怪命运，以及当诗歌开始获得取代宗教的特点时诗歌的命运，那恰恰是因为我在高级中学时曾多年研读厚厚的课本中的罗马教会历史和各种教义，这些课本自此以后已经哪里都没人使用了；我怀疑，即使是在大学研究班，如此详尽的课本是否还有人使用。另外，既是我着迷又是我讨厌的古典主义，其源头也包括贺拉斯、维吉尔和奥维德，他们是我在班上研读和翻译的作者。在我有生之年，拉丁语已从礼拜仪式和中学课程中消失，这是南北轴心逐渐削弱的结果。然而，现在就把罗马和拜占庭贬谪为无可挽回的过去，仍为时过早，因为它们的遗产还在以新的、常常是难以定义的形式出现。
不用说，我很早就感到来自东方的某种威胁，当然不是来自东方基督教，而是来自东方基督教失败的结果。南北轴心的法则不仅在野蛮民族被罗马改变信仰上发生作用，而且在那些从拜占庭获取宗教的辽阔领土上发生作用：是获取宗教，而不是获取教会的语言。俄罗斯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认为，俄罗斯所有不幸都源自它选择斯拉夫语而不是希腊语作为其教会语言，如果选择希腊语，则希腊语可能成为东方的通用语，如同拉丁语是西方的通用语。俄罗斯因此而长期被孤立，直到它突然地和迟来地发现各种西方观念，并赋予它们丑怪的形状。在波兰，由于在一九二。年打赢了与革命的俄罗斯的战争，并在一九三九年之前成功地保持其独立，因此波兰对危险的感觉太明显了，根本不需要深入研究其历史原因。然而，我自童年起对俄语的了解，以及成长过程中对一些非西方因素的了解，逐渐使我省思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及其圣城莫斯科——这座城市一度被称为第三罗马(而这个事实并非没有其后果)。因此，我对我将在这里常常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地域性的影响。
P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