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汤显祖戏剧全集:紫箫记


作者:(明)汤显祖王德保尹蓉评注     整理日期:2015-02-17 10:14:09

《汤显祖戏剧全集:紫箫记》系作者早年末完成的剧作。取材于唐蒋防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但割弃了小说中因李益负心而致霍小玉于死情节。叙李益与霍小玉结婚后,李益随军出征,霍小玉在家怀念不已,至李益七夕回京,两人团聚而止,仅为卷首“开宗”出所预告的剧情之半。后作者以此为基础改写成“紫钗记”。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汤显祖(1550年9月24日-1616年7月29日),中国明代末期戏曲剧作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清远道人,晚年号若士、茧翁,江西临川人。著名作品有《牡丹亭》。汤显祖从小天资聪颖,刻苦攻读,“于古文词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他不但爱读“非圣”之书,更广交“气义”之士,通过积极的社会活动,铸就了正直刚强,不肯趋炎附势的品格。
  目录:
  
  三五第三出探春
  四五第四出换马
  五九第五出纵姬
  六二第六出审音
  七三第七出游仙
  九〇第八出访旧
  九五第九出托媒
  一〇三第十出巧探
  一一八第十一出下定
  一三三第十二出捧盒
  一三八第十三出纳聘
  一四八第十四出假骏
  一五九第十五出就婚
     
  目录:
  一第一出开宗五第二出友集
  三五第三出探春
  四五第四出换马
  五九第五出纵姬
  六二第六出审音
  七三第七出游仙
  九〇第八出访旧
  九五第九出托媒
  一〇三第十出巧探
  一一八第十一出下定
  一三三第十二出捧盒
  一三八第十三出纳聘
  一四八第十四出假骏
  一五九第十五出就婚
  一六九第十六出协贺
  一七八第十七出拾箫
  二〇二第十八出赐箫
  二〇五第十九出诏归
  二〇九第二十出胜游
  二二六第二十一出及第
  二三一第二十二出惜别
  二三九第二十三出话别
  二四三第二十四出送别
  二五四第二十五出征途
  二五九第二十六出抵塞
  二六六第二十七出幽思
  二七〇第二十八出夷讧
  二七六第二十九出心香
  二八七第三十出留镇
  二九八第三十一出皈依
  三一〇第三十二出边思
  三二〇第三十三出出山
  三三一第三十四出巧合
  附录
  三四〇附录一
  霍小玉传
  三四五附录二
  《紫箫记》主要版本
  三四六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三四八后记
  前言共攀桃李出精神
  —《紫箫记》述评
  明代戏剧家汤显祖一生以“玉茗堂四梦”傲视曲坛,特别是其中的《牡丹亭》传奇,“几令《西厢》减价”,至今仍活跃于舞台。但要讨论汤显祖剧作的成就,还必须关注其传奇创作的发轫之作—《紫箫记》。
  一
  《紫箫记》演唐代著名诗人李益与王府郡主霍小玉的爱情故事。本事出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小说原为一个悲剧性故事,以才子李益负心别娶、霍小玉抱恨而终为结局。但汤显祖此剧不是对唐人小说的简单翻版,而是借唐人小说为线索,另起炉灶,结合其他故事,重新创作而成。
  《紫箫记》得名于剧中第十七(《拾箫》)、十八(《赐箫》)、十九(《诏归》)三出,小玉在上元佳节拾得紫玉箫一管,并得赐箫诏归团聚。这一情节,实据《大宋宣和遗共攀桃李出精神
  —《紫箫记》述评
  明代戏剧家汤显祖一生以“玉茗堂四梦”傲视曲坛,特别是其中的《牡丹亭》传奇,“几令《西厢》减价”,至今仍活跃于舞台。但要讨论汤显祖剧作的成就,还必须关注其传奇创作的发轫之作—《紫箫记》。
  一
  《紫箫记》演唐代著名诗人李益与王府郡主霍小玉的爱情故事。本事出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小说原为一个悲剧性故事,以才子李益负心别娶、霍小玉抱恨而终为结局。但汤显祖此剧不是对唐人小说的简单翻版,而是借唐人小说为线索,另起炉灶,结合其他故事,重新创作而成。
  《紫箫记》得名于剧中第十七(《拾箫》)、十八(《赐箫》)、十九(《诏归》)三出,小玉在上元佳节拾得紫玉箫一管,并得赐箫诏归团聚。这一情节,实据《大宋宣和遗事》亨集中一段故事的改编,只是将妇人换成小玉,金杯换成紫玉箫,情节亦略作改动(徐朔方《紫箫记考证》)。
  《紫箫记》的创作时间,大约在万历五年(1577)秋至七年(1579)秋(徐朔方《玉茗堂传奇创作年代考》)。其时汤显祖年岁在三十左右,因不受当时首辅张居正招览,累试不第,在临川家居,与友人吴拾芝、谢廷谅、曾粤祥等朝夕唱和,用当时还较少为文人士大夫关注的传奇戏曲形式,创作这部才子佳人故事戏剧。
  但是,《紫箫记》只写到三十四出,因友朋分散等原因,就因故中止了。
  现在可以看到的《紫箫记》的内容是这样的:
  时值新春,陇西书生李益(十郎)在京应制,与友人骠骑将军花卿、徐州武举石雄、吐蕃侍子尚子毗春日宴集。霍王侍妾郑六娘携女儿小玉并侍女浣纱、樱桃在府中翠阁银塘春游,感受新春气息。花卿于军营中宴请十郎,令爱姬鲍四娘唱曲佐酒,时有郭小侯骑骏马过,花卿乃以爱姬鲍四娘换取骏马。郭小侯为四娘置别院,只是让她在良辰佳节入府中相随歌舞。恰在此时,郑六娘请鲍四娘担任女儿小玉教习。小玉向四娘求“外间才子诗词”,鲍四娘举李十郎“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之句,引动小玉无限遐思。
  霍王人日家宴,命郑六娘、杜秋娘演唱新词。在听了李益[宜春令]词后,霍王感慨万千,尘心顿消,决定入华山修仙。行前赐郑六娘名净持,赐女儿小玉红楼一座,从其封邑姓霍;让杜秋娘到西王母观中修道。李益访鲍四娘,得知小玉深爱其诗,因托四娘为媒,前去说亲。小玉担心李益已有婚娶,又怕婚后需回陇西,便让侍女樱桃假作鲍四娘养女,前往打探。樱桃探明十郎未婚,婚后也将在京城久住。十郎则将家传的九子金龙镜、三珠玉燕钗作聘礼。又向花卿借骏马仆人,前往霍府就婚。
  花卿、石雄、尚子毗前来祝贺。席间,花卿让小玉要勉励丈夫“努力前程”,小玉则谓“只怕十郎富贵,撇了奴家”,花卿当即担保“十郎不是两心人”。转眼上元佳节来临,皇帝下旨,传示都下士女,无论贵贱道俗,俱得至华清宫玩灯,尽丙夜。以示与民同乐。十郎与小玉同去赏灯,兴浓忘记时间,不觉丙夜已尽。恰逢金吾清宫,慌乱间,小玉与众人走散。惟于地上拾得紫玉箫一管,因思自己一个弱女子,此刻纵出得宫去,也将落入外间少年之手,不如让清宫太监拿住。小玉被拿住后,交郭娘娘讯问。小玉细说情由。娘娘嘉许小玉好志气,并引奏御前。皇上赐小玉所拾紫玉箫一管,内科一道,派女官内臣送回府。
  小玉与十郎情意日深。一日游园,小玉谓男子多好新,因与十郎约定十年欢爱;十年后,允其另聘新欢,自己也死而无憾。十郎则称决不相负,并在乌丝栏纸上写下誓言:“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永劫同灰,无忘旦旦。”
  十郎殿试,被圣旨钦点为状元,授翰林供奉,并着五日后往朔方参丞相杜黄裳军事。好友石雄中武状元,奉旨经略陇西吐番事;花卿表奏边关效用,奉旨仍任西川节度使;尚子毗亦获准西归。四人依依惜别,小玉亲到霸桥驿为十郎送行,愁肠寸断,悲怨缠绵。
  十郎抵塞后,与杜丞相出塞巡边,担当使命。小玉在家中思念十郎,与母亲前往西王母观中烧香祈保。一日,圣旨传到边关,诏召杜、李回京,朔方边情暂付左、右将军协理。杜丞相令十郎调停二将,酌理边情,自己先入长城,半月后即派人接取。杜丞相途经章敬寺,访旧友四空禅师,感叹人生“只是蜉蝣一梦”,在佛前发念,“愿抛烦恼,竟证禅心”。临行前,对四空允诺,回京“谢官后,长来栖托”。半月后,十郎想念爱妻小玉,正思绪万千之际,接取他返京的旗卒方才来到。
  尚子毗自归吐蕃后,在昆仑山中闭门读书。一日吐蕃赞普来访,言欲攻打唐之陇西。尚子毗劝其不如与唐和亲,赞普即邀其出山同行。尚子毗允诺,但要求不受品级,且完事后容其自便。
  又是一个七夕之夜,郑六娘为减轻女儿相思之苦,请鲍四娘、杜秋娘过红楼乞巧穿针,众人嬉戏正酣之际,报子来报“李老爷已到”,众人惊喜无比。
  以上即此剧已完成的三十四出之剧情。而据第一出《开宗》预告的剧情概要,这还不到全剧的一半。其未完成部分,剧情大致是:十郎回来后,又担当护送公主出塞和亲的大使,和亲队伍与异族军队发生冲突。有徐姓女子,陪同十郎一起出塞和亲,因而也同受围困。李益出塞,久久未归,是非谣言传到了小玉耳中,小玉遂心生痴妒。小玉因家无出产,处境困难,遂将御赐的紫玉箫卖了,以筹银赀。正当十郎危急之际,好友尚子毗赶到,解开了重围,救出了十郎与公主。皇上嘉李益功勋,迁升他为当朝一品的官职。小玉也终于与李益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
  二
  《紫箫记》叙写了李益与霍小玉的爱情故事,以有情人的最终团聚,替代了其所本的唐人小说的悲剧结局。小说中负心绝情的李十郎,在汤剧中也成了忠于爱情的志诚郎。不过唐人小说对封建门阀制度进行尖锐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紫箫记》中也就荡然无存了。尽管剧作对人间“真情”予以颂扬,显示汤氏“至情论”思想在其不甚成熟的处女作中即已萌芽,但《紫箫记》所歌颂的李、霍爱情,格调并不高,纯粹只是一种男欢女爱,缺乏较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这里我们不妨与《西厢记》所描写的崔、张爱情作一比较:崔莺莺是在老夫人“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闲散心一回去来”的吩咐下出场的,一个幽居深闺、各方面均受到严格管制、压抑的封建贵族小姐来到大家面前,且一出场就唱了一曲:“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样一位身心受到极端压抑的封建大家闺秀,当一位风流倜傥的书生出现在她面前时怎能不怦然心动,所以剧本才会有“旦回顾觑末下”(旦即莺莺,末为张生)的表演提示。张生也的确堪称“情种”,见到天仙一样的莺莺小姐,简直忘乎所以,并当即改变自己的计划,提出到普救寺觅一僧房“温习”功课的要求,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能得到机会多看几眼莺莺,甚至连上京去应举也抛到脑后,其后的跳墙、相思、惊梦等情节也表现了他情感的一贯性。最后当爱情遭到了代表封建势力的老夫人的阻挠时,他们也是齐心协力冲破阻挠(在红娘的帮助下),战胜困难。可见,崔、张爱情已经不再是那种寻常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王实甫已将之置于与封建婚姻制度相对立的高度来谱写这曲恋歌。
  对比之下,《紫箫记》中的李、霍爱情则仍未完全脱离“才子佳人”模式的窠臼。小玉生长在锦衣玉食的王侯家庭,父亲出家修仙,准其听母择婿,母亲为她选婿最后也要其本人首可,颇有些今天家庭民主之风。宽松的家庭环境,使小玉能凭两句诗即对李益产生倾慕之心,因其才而爱其人,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剧中李益虽也被刻画成志诚郎君,但他起初求的却是能配得上自己才华的绝色女子,且要求对方有丰厚的家资,以便婚后既能餐秀色,又能享荣华。婚后他们过着男欢女爱的幸福生活,小玉虽也担心过十郎将来会抛弃她,但李的一纸盟誓就换得了她的安心。霸桥送别,小玉愁肠寸断,十郎则眼泪也不肯轻易洒落。虽然《边思》一出也写了他对小玉的思念,但后面他又娶徐女做小,用情则不专一。可见,《紫箫记》所描写的李、霍爱情显得有些平庸,李益身上总是散发着一丝男权的气息。
  不过,《紫箫记》毕竟是汤显祖在传奇创作上的初次努力,在剧作的思想内容方面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紫箫记》将唐人小说对李、霍婚姻悲剧的描写,改变为对李、霍爱情的赞颂。这在当时尽管缺乏现实的基础,却与晚明泰州学派的启蒙主义思潮是合拍的。汤显祖曾师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的三传弟子罗汝芳(1515-1588),泰州学派尊重个体,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至情论”思想与之是一脉相承的。《紫箫记》对“真情”的歌颂,尤其是对霍小玉执着爱情的赞美,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小玉虽出身王侯之家,但由于母亲的出身不高,她也没有太多的优越感,随着霍王入华山修仙,她与母亲被放出,因而在婚姻上,她自是极其慎重。当鲍四娘前来为李十郎提亲时,尽管她对十郎心仪已久,但聪敏机智的她却派出侍女樱桃去弄清十郎求亲的真实目的,等到最终确定十郎是可以托付终身之人,才对其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真心。因此剧中才会有霸桥送别时小玉的愁肠哀怨、西王母观为十郎烧香祈保、十郎娶徐女作小后小玉的痴妒等关目,所谓爱之深、思之切、恨之亦切是也。正如汤氏自己所言“霍小玉能作有情痴”(《紫钗记题词》),虽然这是针对《紫钗记》中的小玉而言,但《紫钗记》对小玉性格的描写基本上吸收了《紫箫记》中小玉形象的合理内核,《紫钗记》的大团圆结局也可说是对《紫箫记》结局的保持。当然,《紫钗记》增加了卢太尉这一形象,使其批判锋芒远远超过了《紫箫记》。因此,对“有情痴”的小玉的歌颂,对其一往情深、忠贞不渝的爱情的肯定,应该是汤氏创作《紫箫记》最初的出发点。只是初作传奇,还不能较纯熟驾驭这种艺术形式,使得在对人物的把握上出现了欠缺,但这一切都将随时间的推移,作者人生历练的增长而臻于完善。
  其次,《紫箫记》增加了杜黄裳这一人物,也值得我们注意。杜黄裳以邠国公并丞相的身份,亲临朔方戍边。这一情节的设置,当然是为了写十郎在殿试后到朔方参军戍边,但对杜黄裳这一形象在客观上起到了褒扬作用。历来论者均指责《紫箫记》情节枝蔓芜杂,缺乏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与杜黄裳有关的系列情节即体现了这一特点。当圣旨召杜丞相与李参军回朝后,先走一步的杜黄裳不是直接回朝复命,而是枝生出他路经章敬寺,前往拜访长老四空,并在佛前忏悔,还许下谢官后长来栖托的诺言等情节,使得剧情进展缓慢。
  汤显祖在《紫钗记题词》中谈到《紫箫记》的创作情况,谓“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在为梅鼎祚《玉合记》所作的题词中又说“且予曲中乃有讥托,为部长吏抑制不行。多半《韩蕲王传》中矣”。这说明这部作品尽管没有完成,但在当时就已产生了影响,汤显祖在中进士后,将它带到了南京任上,并且应当有续完的计划,不意传观之中,是非顿起,甚至汤显祖的上司(部长吏)直接出面制止,更使“诸君子有危心”,因此不得不中止。
  这里是非顿起的原因,当即认为汤显祖是以杜黄裳影射权相张居正,讥讽张曾对一个叫李中溪的和尚允诺过“与翁期于太和衡湘之间,一尽平生”(张居正《答李中溪有道尊师》)。其实这里杜黄裳流露出来的功成名就、归心于佛的思想是作者思想复杂性的一个体现,在《紫箫记》中,这种消极出世的气氛一直弥漫未消,前有霍王入华山修仙,又有杜秋娘于西王母观修道,还有尚子毗避居昆仑山中,闭门读书,谢绝时事。因而杜黄裳的归心于佛只是作者的这一思想的再度展现。然而,作者未必然,而读者未必不然。当时敏感的读者既有此种解读,以此前汤显祖不受张居正招揽而致累试不第的情况,也难免使人发生联想。以致汤氏不得不将这部未完成的不成熟之作“具词梓之,明无所与于时也”(《紫钗记题词》)。但这样一部不完整的作品不仅居然刊行问世,而且在明末即有三种刻本,并且万历间的戏曲选本还选录有此剧散出,也从另一个侧面可见汤氏此剧的成就。
  三
  明初百余年间,南戏传奇仍处民间,而罕有文人士大夫留意。明中叶之后,《香囊记》、《玉玦记》等出现,文人士大夫始染指。但其创作,主要是从文人的视野,着眼于文人的情趣。所以多用典故,对白喜用骈文对仗。所以多是案头之作,而非场上之剧。
  《紫箫记》作为汤显祖在传奇戏曲上的初次尝试,也存在以上所述情况。这突出体现为汤氏在创作过程中对语言的刻意雕琢。这样,我们看到《紫箫记》中到处是长篇的骈四俪六的韵文说白,而且触目皆是典故。下面我们试从第二出《友集》中李益上场白中截取一段,以见其一斑:
  王子敬家藏赐书,率多异本;梁太祖府充名画,并是奇踪。小生少爱穷玄,早持坚白。熊熊旦上,层城抱日月之光;闪闪宵飞,南斗触蛟龙之气。对江夏黄童之日晷,发清河管辂之天文。
  确实对仗工整,且句句均有典故。当然,这样雕琢语言的结果,是曲白的艰涩难懂。对一般人而言,要读懂这些充斥典故的文句实非易事。故而明人王骥德说:“《紫箫》诸白,皆绝好四六,惜人不能识。”(王骥德《曲律·论宾白第三十四》)汤显祖的好友帅机也认为《紫箫记》是“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见汤氏《紫钗记题词》)。对《紫箫记》语言的上述特点,也许徐朔方先生如下的评论堪称允当:
  长篇的韵文说白,特别是第二出李益、第十七出严遵美的上场词,骈四俪六,有如一篇独立的六朝小赋。曲文多而且长,非韵文的对白则又少又短,重唱不重做,有漂亮的曲文而很少包含动作。
  《紫箫记》比同时代的文人传奇具有更典型的文人传奇的弱点,别的文人作家对文采的追求都没有走得象青年汤显祖那么远。在别人似乎是习气难除,才显出文人本色,在汤显祖却是有意对戏曲语言的锤炼和提高进行探索。可以嫌他求之过深,失之艰涩,但是决不凡庸近俗而失去自己的个性。
         —见徐朔方为胡士莹校注《紫钗记》所作《前言》
  看来,这是剧作家的追求,即追求一种典丽的语言风格;这也需要一个过程,即经过《紫箫记》的探索尝试,才会最后出现“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的《牡丹亭》。
  四
  《紫箫记》虽然在写出后不久,由于要证明“无所与于时”,即雕版刊布,但流传下来的版本并不多。主要有:(一)明万历间金陵富春堂刻本,四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此本全称《新刻出像点板音注李十郎紫箫记》,每卷卷端均题署“临川红泉馆编、新都绿筠轩校、金陵富春堂梓”。《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曾据国图藏本影印。(二)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金陵世德堂刻本,二卷。此本全称《新镌出像注释李十郎霍小玉紫箫记》,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旅大市图书馆(按,即今大连图书馆)。(三)明崇祯间汲古阁原刻初印本,二卷。(四)明末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所收本。现在出版的校点整理本主要有:(一)钱南扬校点《汤显祖戏曲集》所收本。此本以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为底本,以金陵富春堂刻本为校本。(二)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所收本。此本以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为底本,以金陵富春堂刻本为校本。
  本书以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为底本,同时参考金陵富春堂本、钱南扬校点本、徐朔方笺校本等确定文本的取舍,书中一般不再出校记一一说明。金陵世德堂刻本因未获见,故无法参校。书中插图取自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序刻曲选本《月露音》。
  《紫箫记》的评注,目前只有《六十种曲评注》中所收曲家源先生的《紫箫记评注》。曲先生所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其注释虽间有可商榷处,但筚路蓝缕之功,高不可没,值得我辈学习。本书注释条目大部分为笔者新撰,在注释时,除对曲先生注释中可商榷之处,作出自己的解释外,对其成果也作了适当参考,文中不再一一说明。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评注者学识有限,所作注释难免存在讹误,所作评论也是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敬祈学界前辈、同好以及读者朋友们不吝指正!
  总序
  邹自振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写道:“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按:实为同一年)。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当伦敦的寰球戏院正在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时,东方庙会的中国舞台则在演出汤显祖的《紫钗记》和《牡丹亭》。汤、莎二人是同时出现在东西方的两颗最耀眼的艺术明星。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海若,又号清远道人,出身于临川(今江西抚州市)城东文昌里的一户书香之家。从小天资聪颖,刻苦攻读,“于古文词而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诸书”(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他不但爱读“非圣”之书,更广交“义气”之士,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铸就了正直刚强、不肯趋炎附势的高尚品格。青年时代,汤显祖因不肯接受首辅张居正的拉拢而两次落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34岁时,即张居正死后次年,才中进士。但他仍不肯趋附新任首辅申时行,故仅能在南京任太常博士之类的闲官。在职期间,他与东林党人邹元标、顾宪成等交往甚密。
  明王朝进入汤显祖所生活的嘉靖、万历年间,已是千疮百孔、腐朽不堪。万历十六年(1588),南京在连遭饥荒之后,又发生大疫,汤显祖目睹朝廷的救灾大员饱受地方官贿赂反而得到升迁的事实,便于万历十九年(1591)毅然上疏,抨击朝政,弹劾权臣。这篇震惊朝野的《论辅臣科臣疏》,使汤显祖遭到严重的政治迫害,他被谪贬广东徐闻县典史。一年后移任浙江遂昌知县。在任期间,他清廉俭朴,体恤民情,下乡劝农,兴办书院,抑制豪强,平反冤狱,驱除虎患,除夕放囚徒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些局部政治改革的成功,使汤显祖相信用“瞑眩之药”便能够医治明王朝的痼疾。然而事与愿违,他在遂昌五年,虽然政绩斐然,百姓拥戴,却受到上级官吏的欺陷和地方势力的反对。黑暗的现实既堵塞了他施展个人抱负的道路,也浇灭了他依赖明君贤相匡正天下的政治热情。万历二十六年(1598),他决计向吏部告归,回到老家临川玉茗堂寓所。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代表作《牡丹亭》,接着又完成了《南柯记》(1600)、《邯郸记》(1601),加上早期的《紫钗记》(1587),汤显祖以“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构成一幅明末社会的现实图景。既然仕途不通,政治抱负无法实现,那就把批判与理想诉诸笔端,通过作品去反映时代,表现他全部的爱与恨。
  在中国文化史上,汤显祖是最富有哲学气质的文学家之一。他13岁即师事泰州学派的三传弟子罗汝芳,后来又非常敬仰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的思想家李贽和名僧紫柏禅师(达观),并提出了著名的“情至说”,与封建的“理”的教义相对立。这种先进的哲学观点,为他的创作活动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一生共创作传奇五种。《紫箫记》为未完成的处女作,在其未仕之前(1577)与友人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等临川才子合写于故乡。主题仍未脱“才子佳人”之俗套,基本上没有反映什么社会矛盾。此时的汤显祖还未涉足官场,怀抱一腔用世壮志,出世思想还未出现。至于作品中出现的“侠”的观念,乃是其后来在创作中反映正义与邪恶斗争的一个基础。“临川四梦”的基调与特色,均能在《紫箫记》中找到雏形。
  十年后,汤显祖在南京任上对《紫箫记》进行彻底改写,易名为《紫钗记》。《紫钗记》较好地继承了唐人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体现了汤显祖的“情至观”,鞭挞了封建权贵,歌颂了理想的爱情。剧本除对霍小玉和李益的坚贞爱情进行了极为动人的描绘外,较之《紫箫记》,特别增加了卢太尉这一人物。对卢太尉专横跋扈的揭露,显然反映了汤显祖的个人经历。
  在“临川四梦”中,作者自己最为得意,在社会上影响最大,并奠定汤显祖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大家地位的是《牡丹亭》。《牡丹亭》以五十五出的篇幅,敷演了生死梦幻的奇情异彩—“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全剧通过杜丽娘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和幻想中的喜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表现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冲决礼教罗网的决心,歌颂了他们为追求理想的婚姻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可以说,《牡丹亭》这部悲喜剧,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透露了要求个性解放的最初信息。
  《南柯记》取材于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这部作品反映了汤显祖戏曲创作的一个大转变,同时也是其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入思考的表现。在剧中,他一方面通过淳于棼居官南柯,严于律己,勤于政事,将南柯一郡治理得物阜民丰、世风淳厚的事迹,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其中;一方面通过淳于棼的宦海浮沉,真实地反映了明朝中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特别是对于封建君臣之间所存在的尖锐矛盾,揭露至深。
  《邯郸记》系由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改编,其创作意图在于批判时政,揭露和讽刺上层统治者的卑鄙无耻。卢生不像《南柯记》中的淳于棼,他毫无匡时济世之志,只是一心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地位越高就越加腐败,这正是对当政权臣的写照。剧中写卢生梦醒之后,求仙证道,宁肯在天门清扫落花,也不愿在人间过那种争名夺利的龌龊生活,是大有深意的。这明显表达了作者对官场的极端厌恶。
  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与同时代的徐渭、李贽和袁宏道等人相近,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提倡抒写性灵,强调“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他一生写了2200多首诗歌,颇多佳作,特别是《感事》、《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等诗作,把矛头直指封建皇帝,其大胆和尖锐,为同时代诗作所罕见。
  在戏曲批评和表演、导演理论上,汤显祖也有重要建树。他通过大量书札和对《西厢记》、《焚香记》、《红梅记》等剧作的眉批和总评,发表了对戏曲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作品的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要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答吕姜山》)。他和以沈璟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吴江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他自己也勤于艺术实践,“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续栖贤莲社求友文》),“自踏新词教歌舞”(《寄嘉兴马乐二丈兼怀陆五台太宰》),“自掐檀痕教小伶”(《七夕醉答君东二首》),同临川一带上千名演唱宜黄腔的戏曲艺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是我国古典戏曲导演学的拓荒之作,汤显祖堪称中国古典戏曲导演学的拓荒者。
  汤显祖的戏曲作品和戏剧活动影响深远。师法于他的“玉茗堂派”戏曲家,在明代有吴炳、阮大铖、孟称舜等人,清代则有洪昇、张坚和蒋士铨等。直到今天,“四梦”里的许多精彩片段还保留在京剧、昆剧和地方戏舞台上。
  汤显祖戏曲是我国乃至世界戏曲史上的杰作。四百年来,汤显祖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自2001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来,汤显祖戏曲作为昆曲的代表作品,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汤学研究业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汤显祖的剧作初以抄本行世,传于友朋。《玉茗堂尺牍》卷四汤氏《答张梦泽》信中说:“谨以玉茗编《紫钗记》,操缦以前;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问黄粱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此信写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邯郸记》尚在写作中。其后渐有刻本,汤氏生前刻本已经梓就,并广为流传。明清两代汤显祖剧作刻本众多,仅以《牡丹亭》而言,就不下30种。
  比较而言,晚明毛晋所刻《六十种曲》本是晚明剧坛上的通行本,也是明清刻本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六十种曲》不仅全部收录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还收录了其未完成的处女作《紫箫记》,以及硕园删改本《还魂记》,充分说明了毛晋对于汤显祖及其剧作的推重,可谓别具慧眼。他的版本,反映了明代后期社会的审美观念,也最接近汤显祖时代的思想风貌。
  我们编撰的这套《汤显祖戏曲全集》即以毛晋汲古阁刻本为底本,并与明清其他版本参校,尤其参考了当代钱南扬、徐朔方诸先生悉心整理的笺校本。我们的工作是对汤显祖的全部戏曲进行精当的注释和评析,力求通过简洁准确的注释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并从文本出发,联系舞台演出,涉及情节发展、人物性格、艺术特色等诸多方面,帮助读者进一步鉴赏和品评汤显祖戏曲,使全书成为一套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汤显祖戏曲读本。
  凡例
  一、本书是一套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汤显祖戏曲读本,旨在帮助读者进一步鉴赏和品评汤剧精华。
  二、全书按汤显祖戏曲创作的时间先后,依次分为《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五册。
  三、各册正文均包括戏曲原文、注释、评析(出评)和随文插图等部分。
  四、充分尊重原典,对正文只作简单的技术处理,原文少量的通假字、异体字等,均改为现行的规范字,如“沈”改为“沉”、“壻”改为“婿”等,但“甚”、“什”等异体字,则按原文保留原字。
  五、删除正文以外的序跋、评点文字,不出校勘记(必要的校勘在注释中说明),但保留一定数量的原始插图。
  六、正文的曲牌唱词(包括衬字)、科介、宾白(念白)等已用不同字体字号作了严格区分,一目了然,以便读者阅读。
  如《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中【皂罗袍】一曲: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原来”、“都”、“忒”、“这”为曲中衬字;“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为宾白;其余文字则为唱词。
  七、注释的重点在于对生字难词注音、解释,对重要的成语、典故、方言列出出处,做到语言准确简洁、明白晓畅,避免繁琐考证。
  八、评析从文本出发,结合舞台演出,涉及情节发展、人物性格、艺术风格等诸方面的分析。评析文字根据每出剧情需要,长短不拘。
  九、各册正文前均有全书总序、凡例以及对该戏曲的述评,正文后均有附录、后记。
  十、述评由各册戏曲的评注者分别撰写,内容包括剧情叙述、作品评价等,对剧本进行精当的评介和导读。
  十一、附录包括汤显祖所取材的原著、戏曲主要版本及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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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戏剧全集:紫箫记的作者是(明)汤显祖王德保尹蓉评注,全书语言优美,行文流畅,内容丰富生动引人入胜。为表示对作者的支持,建议在阅读电子书的同时,购买纸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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