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过往生活的记忆，故事发生的场景主要在日本。书中讲述了作者在东京留学期间点滴生活片段，从一个对异域文化的旁观者到一个融于异国社会生活的亲历者，心境与观念所发生之变化。在这本回忆性质的随笔集中，他用一种观察者与体验者交织的视角观察日本社会和国民生活，小到对日本友人的言谈、处事的描绘，大到对日本的政界更迭、社会事件的评议，虽平淡、细微，却是日本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
作者简介：
李永晶，社会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1997年）、东京大学文学部（2001年）、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2008年）。现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领域为现代社会理论、古典政治思想、近代国际关系史等。
目录：
001另外一种日本论的可能（自序）
001梅田小姐
007黑田校长
017神风特攻队员
032御厨
046佐藤先生
064君子动口
073警察物语
083毕业生
091邻人
105迷失东京
116山行日记
127女教授
142官卑民尊
151店员001另外一种日本论的可能（自序）
001梅田小姐
007黑田校长
017神风特攻队员
032御厨
046佐藤先生
064君子动口
073警察物语
083毕业生
091邻人
105迷失东京
116山行日记
127女教授
142官卑民尊
151店员
161偶遇天皇
172武士道遗风
186故乡行
196萤之光
205食品安全事件
216江户风情
225与地震共生
234民告官
247首相列传
279北国之春
294同学自杀
304上野公园
310居酒屋纪事
318青春十八
331王道乐土
339后记
前言序言
——另外一种日本论的可能
这是一部关于过往生活的记忆，故事发生的场景主要在日本。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上是某种“日本论”。
现代日本因其独特的历史起源与经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我叙述文化——无数的作家、学者、评论家热衷于谈论诸如“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文化”之类的问题。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叙述的欲望，与另一种被叙述的欲望互为表里。于是，国民也颇为在意其他者对自己的评价。
在这种叙述与被叙述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国民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呈现。这种精神活动的意义在于，在不断的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国民获得了内在的自我反省、自我修正的机制序言
——另外一种日本论的可能
这是一部关于过往生活的记忆，故事发生的场景主要在日本。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上是某种“日本论”。
现代日本因其独特的历史起源与经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我叙述文化——无数的作家、学者、评论家热衷于谈论诸如“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文化”之类的问题。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叙述的欲望，与另一种被叙述的欲望互为表里。于是，国民也颇为在意其他者对自己的评价。
在这种叙述与被叙述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国民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呈现。这种精神活动的意义在于，在不断的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国民获得了内在的自我反省、自我修正的机制与能力。换句话说，由于特定的心理机制得到了激发，从个体到国家获得了一个无可替代的生长点，获得了一种生命力的源泉。
无须说，中国国民的自我意识及其表达方式与此大异其趣。因为这种差异，在接下来的回忆性叙述中，我将不再区分自己是处于叙述他者还是表述自我的立场。这些文字仅仅记述了自己曾经的一段生活，准确地说，是一段域外修学生活中的若干场景。
回忆是一种多重的镶嵌活动：当下的生活与往昔的生活的重叠、个体人生际遇与天下国家的交错、理性与情感的紧张……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所有这一切都以某种圆融无碍的方式嵌入于其中，共同构成了某种精神上的慰藉。重新书写这种生活，也就是重新书写从个体到群体的生命状态。
一位友人曾经问起过，旅日的中国人到底怎样看待日本。此前，他讲述了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他的一对留日归国的夫妇在一起时，总是用日语交谈。友人询问其故，得到的回答是：只有通过日语交谈，他们才能找到某种共同经历，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裂痕。听完这个小故事，我随口回答说，我可能理解他们。
那时，我想到了自己面临的情境。一个人长久旅居他乡，心理上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将他乡的山河风物人事视为自己故乡的场景，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由于中日两国文化的历史渊源，旅日的中国人或许更容易遭遇一种错觉：自己记忆深处的故乡，怎会遭逢在他乡的日本？满目山河空念远，他们从此不得不踏上曲折的寻觅之旅。
最近几年，很怕见到“故国乡关家园”这类的文字，因自己会为此陷入遐思，感到伤情。苏东坡曾有豁达之语：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何处？这种对往昔的重述最终会将自己带到何处？站在这回忆之旅的入口处，我不禁心旌摇曳。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日深夜于粤东
邻人
一
东京的学习生活，因为简单而快乐。或许正因如此，一次不愉快的邻里关系经历，让我获得了一扇观察日本社会的独特窗口。
其实，生活在东京，周围的人几乎都可以归为“陌生人”一类，与自己毫无瓜葛。这并非因为自己是来自异域之故，而是都市空间特有的品性。不管怎样，那种迷漫无边的陌生感，加重了我与日本“邻人”交往时的一些感受。
提到邻人，它让人想到温馨的邻里关系，想到友情与互助，但这种邻人正在减少，甚至已然消失。在东京，邻人与陌生人的区别正在消失，邻人正在转变为陌生人。这可能是“麻烦文化”的结果，但又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必然结果。邻人的消失与“故乡”的消失，完全属于同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人们是否会为此感到寂寞？或许这个变化过程如此长久，人们已然接受了与陌生人的生活方式吧。
我对日本邻人关系的关注，源于两个“团地”的生活经验。“团地”的全称是“公团住宅”，是日本政府为低收入者营建的保障性住宅楼群，通常以较低的价格出租。
我居住过的第一个团地叫“常盘平团地”，位于毗邻东京都东北部的千叶县松户市。据说那里原址本是一片林地。团地始建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二年正式投入使用。当时，该团地因其建设规模与现代化的设计样式被誉为“东洋第一”。不过，在此后日本波涛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中，越来越新式的楼房与团地拔地而起，常盘平团地渐渐衰老下去。二〇〇六年初我入住时，团地空房率已经非常高。
由于新式团地持续投入使用，对于许多“昭和团地的发烧友”而言，该团地竟变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为此，该团地所在的松户市，还在其市立博物馆中特设了团地展馆，集中展示了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最新式家庭的房间结构与日用家具。
可以说，日本国民对传统的重视，体现在方方面面。重视传统，也就是珍视自己的生活，这倒不难理解。没有了传统，没有了文化，人们将孤独地面对世界，生活将变得怎样枯燥与落寞？
我对这个团地的关注，来源于我所居住单元的奇妙的邻里关系。那是东京生活过程中唯一一次不愉快的体验。
二
入居的第一天晚上深夜，忽然听到“咚咚”的砸墙声音。声音低沉，应该是重铁器所为。我惊诧不已，无法判断声音来自何处：是来自楼下还是楼上？
奇怪的事情接踵而至。我很快就注意到，每天总会有人上楼时用力蹬踏楼梯，发出“咚咚”的声音；紧接着传来的是这个人进门后，用力带门的“咣当”声——噪音巨大，甚至可以感到房间的震动。随后，那个人开窗时故意制造的“咣当”声响起，通常有两次。当这些噪声依次出现之后，一位老太太的怒骂声随之传来。
逐渐地，我将这些噪音一一区分了开来，虽然不解其中的因果关联。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其他邻人为何安之若素，对此等闲视之？由于不堪其扰，我立刻行动起来：找来纸笔，写下每日的噪音现象，并希望大家发挥邻里友爱关系，和睦共处。但这样的努力于事无补，噪音依旧三天两头地出现。
某日，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一位约六旬的老太太，头发灰白。与她的头发色调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她的目光显示出异常的明亮，甚至有些尖锐，不时地流露出一丝警惕的神色。
还在我观察她的神态之时，老太太开口就说：“你是李桑吧，刚搬进来的吧。下面的纸是你贴的吧。”
我不明其来意，只是点头道：“正是……”
她的这些判断其实仅仅是搭话而已：一楼入口处的信箱标有我的名字和房间号码，而我贴的纸张上也写有我的房间号码。
我猜到她是当事者之一，便问道：“每天夜里会有噪音出现，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开始给我讲述其中的原委。她居住在三楼，位于我所居单元正对的楼上房间相反的一侧；制造噪音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居住在她的隔壁。我没有进一步问，到底是谁先制造的这种如此紧张的邻里关系。但从其说法与神态看来，责任毫无疑问在那个男子。这也与我数日来的判断一致。
我们互相留下了电话，希望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问题解决无望，就去团地管理事务所反映情况。管理人员显然知道这个单元的问题，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位管理员最后提醒我道：“如果您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可以去找警察商量。”
这种回答让我有些生气。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似乎也仅能如此。
我没有去找警察。一则，老太太告诉我，她已经去过多次附近的警察局；二则，警察刚刚来过不久。
有一天凌晨两点左右，我隐约地听到警察的训斥声与警告声：“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就将你带到警察局。”不过，那名男子的辩解声也不绝于耳。通常，警察来过之后，会安静几天。但过不了多久，噪音又会恢复常态。
当这种噪音成为常态时，自己也似乎多少习惯了。同一单元的其他住户，或许更早就习惯了吧。但这种奇妙的邻里关系，还是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惊。
日本文化与社会的批评者，有时会用“阴湿”这个词汇来刻画一部分人阴暗、反常的心理。这个每天深夜折磨邻里的男子，是否就是这个日语所精确刻画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正面的价值，日本文化论者还强调日本人具有“我慢”、亦即“忍耐”的品性。然而，同一单元的众多邻里对于噪音的容忍、对于那名男子扰民行为的熟视无睹，已表明了这种“我慢”的反面效果——即对恶行的纵容。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新闻：居住在某团地的一位家庭妇女，由于长期忍受邻居一位老太太——后来被媒体戏称为“日本第一吵闹的老太婆”——的吵闹，换上了“郁病”，也就是精神忧郁症。那位老太太最终被告上法庭，并获得了有罪判决。
忧郁症是日本常见的一种精神疾患。我的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患有此症，因而对其有所了解。身染这种病症的人，精神容易变得焦躁不安、沮丧，尤其是在阴雨天。该症状似乎源于长期的压抑，治疗颇为不易，许多患者最终选择了轻生。我想，不幸染上此疾患的人，多半源于平日过度的“我慢”吧。
这种特殊的人群关系，也让我想起了日本社会频繁发生的“集团欺侮事件”。这一现象通常发生在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中间；被欺侮者通常被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陷入精神上的极端孤立状态。由于许多不堪忍受欺侮的学生选择了自杀，这一现象已成为日本社会日益深重的病疴。每次发生令人遗憾的自杀事件时，媒体都会大肆报道一番。数年前，日本文部科学省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防止这类事件发生。从现状来看，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日本文化论者对这类集团现象早有精辟的分析。而我亲身经历过的这种邻里关系，则从多个角度验证了他们的说法。
这一年的生活，影响了自己长久以来已经养成的平静心情。我发现自己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年春天，我搬迁到了另外一个团地。
搬家的那一天，就在我搬运行李时，那名男子与老太太发生了冲突；老太太倒在了地上。见到此情形，我与搬家公司的人员一起上前喊到：“不准动手。”可能是老太太随后报了警，警察不久就到了。但那名男子早已飞快地离开了。
傍晚时分，警察打来电话。确认完我的身份后，警察说：“由于发生了动手打人的事件，我们准备立案处理。您能否描绘一下当时的情形？”我将自己所见到的情形描绘了一遍。打电话的警官进一步确认道：“是不是那名男子先动手的？”这可能是立案所必要的证据吧。然而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忙于搬家，未见到双方争吵的具体过程，无法提供这个关键的目击证言。
我据实以告，然后反问道：“你们知道那个单元的情况吧？一个青年男子与一位老太太发生冲突，谁先动手，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吧？”想到此前受到影响的心情，郁愤之情油然而生，我不觉提高了声调。
警察听出了我的语气，说道：“明白了，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如果需要请您协作，我们可能还要麻烦您，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回答说：“没问题。”不过，警察后来并未找过我。
我一直在想，那个单元的噪音问题其实并非难以解决。然而奇怪的是，人们为何就任由那种状况无休无止、日复一日地持续下去？
不过，我也注意到了另外一面。除了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特异状况外，整个团地显得异常安静，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有时会听到远处传来人们的说话声，但仔细听来，多半是居住在这个团地的华人在交谈。此外，由于出门与回家的时间与别人不同，我甚至看不到这个团地中的其他人。这是一个完全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
这种印象由于我在新团地的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接下来一年的团地生活中，我几乎没有碰到过邻人，没有听到过邻人的说话声，更没有受到任何人为噪音的烦扰。我生活在一个阒寂无声的世界。那是一个我已然熟悉并习惯了的世界。
我有时候会想，自己当时习惯那样寂静的生活，那样与邻人毫无瓜葛的生活，是否与自己客居他乡的情境有某种关系？或者，更是当时我置身其中的社会使然？比如说，我积极适应那样的社会，进而将其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他乡与家乡的区分，已然消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