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都北京的感情，延续在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心中。五十年代守护过古都的梁思成，得到了应有的敬仰，但和他一同守护古都的陈占祥，一同提出过“梁陈方案”的陈占祥，还被历史的烟雨所遮蔽。
陈占祥，这个师从世界顶级规划大师的规划师，这个中国第一代的规划师，这个被蒋介石暗中资助过的学子，这个说服梅纽因给中国海员开专场音乐会的海外学子，有着怎样的率性人生和才华？“梁陈方案”就新中国北京城建规划率性直言，导致陈先生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同葬于废墟；梁先生虽幸免于难，亦“遍体鳞伤”，自身难保。作者身为陈先生爱女，回首往事，如云如烟……诗人杨匡满认为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父亲的传记，还是上世纪我们民族的一部家族史，更是一代知识精英的苦难历程。
作者简介：
陈愉庆，祖籍浙江奉化，1947年生于上海，规划大师陈占祥之女，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开始创作，与丈夫马大京合用笔名达理。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及电影、电视、话剧剧本数百万字。其中《路障》《除夕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卖海蛎子的女人》《无声的雨丝》《“亚细亚”的故事》《山顶有一片红云》《眩惑》《让我们荡起双浆》《姑娘望着我》《广厦》等分获省、市及各地文学期刊作品奖。《爸爸，我一定回来》获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1988年旅居美国，2007年重拾笔墨。已发表中、长篇小说有《新巢》、《伴你同行》、《飞舞芳邻》等。
目录：
1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
2两位导师的厚望
3绝望的三年
4北上前夕
5走入父母婚姻的英国女人
6阔别八年后的夫妻重逢
7母亲豆蔻年华的初恋
8母亲与柔丝·黛的邂逅
9“摩尔堂”的同窗叶剑秋
10白手起家，上海滩的外公
11告别柔丝·黛
12梁先生家的下午茶
13逃离北14
14触摸古都灵魂
15跟着梁先生逛大栅栏1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
2两位导师的厚望
3绝望的三年
4北上前夕
5走入父母婚姻的英国女人
6阔别八年后的夫妻重逢
7母亲豆蔻年华的初恋
8母亲与柔丝·黛的邂逅
9“摩尔堂”的同窗叶剑秋
10白手起家，上海滩的外公
11告别柔丝·黛
12梁先生家的下午茶
13逃离北14
14触摸古都灵魂
15跟着梁先生逛大栅栏
16一起做梦的日子
17《梁陈方案》的诞生
18《梁陈方案》之纲要
19《梁陈方案》的夭折
20女儿的质疑
21劳特·杰克南的启示
22熊掌与鱼不可兼得
23花开花落四合院
24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
25离开“都委会”的日子
26万古人间四月天
27风雨如磐，一九五七
28母亲肩起的家
29有家难归的大哥
30陈友芬阿姨的“扬州狮子头”
31风雪故人情
32红星照耀下的演讲
33利物浦码头的琴声
34风云变幻的世界青年民主同盟大会
35乘鹤远去，程应铨
36右派父亲的党内诤友
37相聚东光路
38离散西直门
39与梁思成先生的永别
40重启规划
41又逢知音
42重返国际建筑舞台
43环保前沿的中国生土建筑
44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45荣获国际阿博克隆比大奖的深圳规划
46尾声
《梁陈方案》的夭折
《梁陈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和父亲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晚年时，父亲曾这样向我感慨。
由于政府行政中心的位置久久不能确定，北京的一切计划就都无所适从。刚刚解放的北京，各大机关和企业都迫不及待地择地建房，因整个北京都市计划大计方针没有尘埃落定，各单位的建房用地便迟迟得不到批复。尚无任何法治概念的机关单位，自作主张地盖起了房子，圈起了地皮。若不煞住此风，北京城的局面将不可收拾。梁先生和父亲焦虑地期待政府能尽早地做出决定，他们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印发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同时，在1950年4月10日，梁先生亲自执笔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恳请总理能在百忙中赐阅，信中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所以其决定已到了不能再延缓的时候了。因此不揣冒昧，做此请求，如蒙召谈，请指定时间，当即趋谒”。
信发出的第十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双双横刀立马，枪戟上挑出了针对《梁陈方案》的战书。4月20日，他们写出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大义凛然地支持苏联专家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计划。他们在《意见》中表示应将“行政区设在全城中心，南至前三门城垣，东起建国门，经东西长安街至
复兴门，与故宫以南，南海、中山公园之间的位置，全面积六平方公里，可容工作人口十五万人”。
时隔不久，这场争论逐渐升温升级，父亲一直以为是学术之争的问题，被一些人指责为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梁陈方案》选择的新行政中心位置，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还有许多耸人听闻的帽子从天而降。
在30年改革开放中生长的一代人，很难想象当年这种论争方式。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父亲也完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把行政中心迁到城外，并不妨碍天安门成为领导人检阅群众的庆典中心啊，这和否定天安门有什么关系？”他曾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请教。
梁先生毕竟比父亲明晰得多，也清醒得多。父亲只记得梁先生的一句话让他怦然心动：“无论水多深，我们都只能向前走了。”
父亲说，他当时并不完全懂得梁先生话里的意思，只感到扑面而来的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勇气，霎时觉得和梁先生的心贴得近了。
父亲说：“别看梁先生要穿钢背心，但先生患灰质脊髓炎的脊梁，比健康人的脊梁还坚韧挺拔。他敢于坚持而不莽撞；他锲而不舍却懂得迂回。跟他一路同行，觉得很安全，很踏实。”
梁先生还是病倒了。他对父亲说，他们是不是只注重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却忽略了旧城中心改造的可能性。
“我们那时只觉得新行政中心是当务之急，旧城规划可以稍缓一缓，这是几十年的大计。想不到这成了挨棒子的口实。我们决定先从天安门皇城周边的规划做起，以此作为新方案的补充部分。”父亲说。
我有些奇怪，“《梁陈方案》里并没有这个内城规划的补充方案吧？”
父亲说：“因为当时已经是四面楚歌，所以始终没机会公布这个补充方案。加上后来这么多年的动荡，我手边的图纸和文字都早已不知去向，也不知梁先生那里是不是还有存底？但这个补充方案确定无疑是做过的，因为有些图纸是我亲笔画的。”
“这一补充规划方案的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联结，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设计中曾有一个处理团城下金鳌玉栋桥的初步设想，并作了详细设计。这是从上述旧城改造的补充方案出发，把金鳌玉栋桥当作它与大高玄殿、景山连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看待。为解决桥上的车辆拥挤，在原金鳌玉栋桥的南侧，增建另一座新桥，将旧有的‘金鳌’‘玉栋’两个牌坊搬到新旧两桥的桥头间空地。新、旧两桥作为上、下两线，以解决交通困难；北海前的广场稍加扩大，作为车辆分流。广场东侧与大高玄殿相连，殿前两座花亭将给以保护，景山前的红墙改建为带漏窗的长廊，供游人坐憩。游人可以在这里前望故宫，后览景山……这个设计图的线条画成之后，梁先生兴致勃勃地亲自渲染，添色加彩。当时他疾病缠身，居然也和大家一起画了一个通宵。天将破晓，只见梁先生不顾一宵未合眼的疲劳，仍然弓着身子一笔一笔地画着，终于以他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200的通长画卷，脸上露出十分愉快的微笑。”
多年后，我在父亲《忆梁思成教授》中读到以上这段文字。尽管他们没有把这份“补充方案”公之于众，但他们还是又一次不折不挠地重申自己的主张。
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不顾重病缠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再次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指出各机关企业的擅自违章乱建问题已不可等闲视之，“若任其如此自流下去，则必造成‘建筑事实’，可能与日后所定总计划相抵触，届时或经拆除，或使计划受到严重阻碍，屈就事实，一切都将是人民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求得行政区大体方位之早日决定。”（梁思成1950年10月27日《致彭真同志，聂市长，张、吴副市长，薛秘书长信》林洙提供）
这厢里两位书生为守护一座千年古都呕心沥血，奔走呼号，那厢里其实大计方针早已定夺，拆除旧城的声浪日益汹涌。面对一位早已大计在胸的执政党领袖，梁思成和陈占祥无疑成了与风车战斗的堂吉诃德。
1949年12月，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卜拉莫夫在与梁思成、陈占祥交锋时，不得不在关键时刻拉下撒手锏，亮出了毛泽东主席的口谕：“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卜拉莫夫在讨论会上的讲话摘录》，载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城市规划》第一卷，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2版）
“当时彭真给我讲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还告诉我‘要使北京这个消费城市改变为生产城市。’‘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8年11月林洙提供）
毛主席又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读到林洙女士书中的几句话，让我心中疑窦尽释：“‘文革’中披露出某中央领导人曾说：‘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林洙《建筑师梁思成》1996年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终于明白，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争论。1949年12月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市政府办公大楼的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才与首都的地位相称”(高亦兰，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载于《世界建筑》1991年第1—5期)的规划思想，以及在旧城建设行政中心的主张，令毛主席大悦，欣然批示道：“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王军著《城记》彭真秘书马句1999年8月20日接受采访时的回忆）
东交民巷操场立即被占用，开工建造政府机关。
梁先生决定孤军上阵，最后一搏。
1951年8月15日，梁思成又一次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在百忙中分出一点时间给我们或中央有关部门做一个特殊的指示，以便适当地修正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梁思成《致周总理信——关于长安街规划问题》载于《梁思成文集》第四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
回答他的是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外贸部等一栋栋表情雷同的现代办公楼，在古老的帝都拔地而起。北平解放中不曾毁于战火的北京，却要毁于建设。这是梁先生和父亲无论怎样也想象不到的。
梁思成真的忍无可忍了。他直言不讳地对父亲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根本不懂建筑，他领导不了建筑，彭真也一样。党的领导可以不是内行，但外行必须尊重内行，不能乱指挥。
这样的话，梁先生可能不止对父亲一个人说过。
“你当时怎么回答呢？”我问。
“我说，无知可以原谅，无知而有权不仅不能原谅，而且危险可怕。”父亲说。
为了北京规划，梁先生和彭真争得面红耳赤，他理直气壮地对彭真说：“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一代宗师梁思成》，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苏联专家被聘请到小组中指导工作，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上坚定的技术人员成为“畅观楼小组”骨干，从此，北京城市规划纳入党内研究的范畴。
“由党组织制订城市规划，这很滑稽。”父亲说，“照这样下去，北京饭店厨房的菜单都应该由党委研究，加多少油盐酱醋也该党委讨论。”
“畅观楼小组”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的“畅观楼小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旧北京是在封建时代建造起来的，不能不受当时低下生产力的限制，而当时的建设方针又完全是服从于封建阶级意志的……”
“必须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对北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进行规划和建设。”
“要迅速改变城市面貌。在五年内，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以
及其他主要干道要基本改建完成，并逐步向纵深发展。”
“展宽前三门护城河，拆掉城墙，充分绿化，滨河路北侧修建高楼。故宫要着手改建。”
“中心区建筑层数，一般是四五层，沿主要干道和广场，应以八、九、十层为主，有的还可以更高些。”
“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中南海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如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1958年9月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2版）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骤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出现及中苏冲突的公开化，该总体规划草案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批复。但“文化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就是照此方针进行的。
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等专家对此方案进行过尖锐抨击，结果是陈、华二人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北京同葬于废墟。梁先生虽幸免于难，亦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梁陈方案》从此夭折。但这段写在古都历史上的文字，是刀斧也砍不去的。为一座城市、一种信念而蹉跎半生的守护者及其团队、亲友们的命运，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真实记录。它能唤起的思索，远比故事本身更丰富深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