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实远非某些作家笔下的所谓魔幻现实，恰恰就是这样的庸常。在叶矻荣精心多年的计算、努力和折腾过程中，他发现时代的漩涡就像一个又一个套子，将他本人牢牢套住。他的理想和恋人都如同老照片一样只能在深夜偶尔想到，而那些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人，却留给他更多唏嘘。一部七十年代农村出生人的艰难生存素描。——朱迅垚（《南方日报》评论员） 之前有力透纸背的《中国农村调查》，现在有杨云高的《城边乡缘》。杨云高显然有自己的雄心，并且还付出了切实的努力。这样的年轻作者总是让我心生敬意，因为有他们，文学才充满希望。——赵锐（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南京市作协理事） 新文学发轫之初，我们的文学产生了“零余者”形象，“新城民”理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贡献，杨云高为此尽了一己之力。——俞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将会对未来可能的大变局种下根本性的主因。——张宪军（《读天下》杂志总编辑） 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阅读体验却堪称奇幻：常使我模糊了想象与现实的边界。因为像读漫长的特稿，我遭遇的受访者，几乎每个都有“叶矻荣”的影子。从农村向往城市的青年，渴望爱与被爱，幻想成功，惧怕，却一再失败。总有一条鸿沟，横亘在冲动与现实之间，它逼迫“失败者”构成了共同的气质。转型期早已发生，“逃离北上广”亦成新鲜命题，然而“每一代人的无奈与痛苦”却将不断重播。发生在过去的故事，更像是提前记录了我、同龄人和时代零余人的未来人生。——胡涵（《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作者简介：
杨云高，1975年生，硕士研究生，现居南京，资深媒体人，财经评论员。曾为《价值线》杂志执行总编，著有《公司政治局》。之前曾供职于《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处。
目录：
上部跳槽；巨流裹挟下部房事；进退迷茫小说中的人性沉浮或介于《平凡的世界》和《废都》之间，文学的笔墨浸透了作者深入的社会学思考。——郭立新（博世和西门子家电集团中国区域国内高级销售总监）本书虽以转型期的变局切入，实则启发一代人重新出发的必要。作者长期的财经训练不独给我们宏大叙事的背景，也是同理心写作的诚恳尝试。——吴声（罗辑思维联合创始人、中国电商委秘书长）《城边乡缘》是辗转于时代车轮下、放逐于城市乡村间，草根灵魂的挣扎、喘息、颤抖、无奈与痛楚。是对二十年来黄金时代的底层叙述。时代血痂下众生的心灵史，不容遗忘。——周国洪（新华社智库分析师）随着小说主人翁的行走，读者也跟着观察大千人世和繁华荒芜。这个极速发展的时代，正如作者所说，其实也是个隐性动荡的年代，阶层分化在这个时期的暗中演进，将会对未来可能的大变局种下根本性的主因。——张宪军（《读天下》杂志总编辑）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阅读体验却堪称奇幻：常使我模糊了想象与现实的边界。因为像读漫长的特稿，我遭遇的受访者，几乎每个都有“叶矻荣”的影子。从农村向往城市的青年，渴望爱与被爱，幻想成功，惧怕，却一再失败。总有一条鸿沟，横亘在冲动与现实之间，它逼迫“失败者”构成了共同的气质。转型期早已发生，“逃离北上广”亦成新鲜命题，然而“每一代人的无奈与痛苦”却将不断重播。发生在过去的故事，更像是提前记录了我、同龄人和时代零余人的未来人生。——胡涵（《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跋：父辈的痛连着我们的痛母亲又哭诉起来。这一次，是2011年10月31日11点58分。父亲摆脱病痛，永远走了。我感觉的不是极度悲伤。最悲伤的有几次：第一次听到父亲患癌消息的时候，推进手术室抢救开第二刀的时候，2011年早春在上海看着他无力枯坐的时候，还有临终前几天的那个中午他安慰我说“不要难过，人总是要死的”时候。我感觉的是无能为力。他在离开弟弟的房子时说了一句：“这边我怕是再也来不了了。”我后来才懂他这话的意思。他决绝地回到老家，拒绝治疗，走完了他辛苦人生的最后时光。我们再三苦劝他住院，他都不为所动，还说“心血熬干了，早死早安生”。这些话都是绝望的，但我们无能为力，真的无能为力。他活着，即使再疼痛，至少我们还能看到他。但从此，阴阳两隔，我们再也看不到父亲了。这种疼痛永远留在心里。父亲去世后，我去了趟美国。即使在那彼岸，我两次梦见父亲，并从梦中惊醒。这使我相信，灵魂是无处不在的，再遥远的距离也无法阻断梦中的相遇。那之后，我开始动笔写作本书。其实，这本书构思已久，但父亲患病两年，我们的生活变了，写作也为之改变。我意识到，有一种疼，疼得深彻；有一种痛，痛得无力。这种疼与痛，应当是浸于本书的字里行间的。所以，这本书也是献给父亲的。父亲去世三周年的那天，我在老家，试图向父辈了解我父亲的父亲。从未有人向我讲述爷爷的事。那是一段尘封且“不光彩”的故事。我的爷爷因肺病，死于“文革”前。他育有八个子女。他死后十多年，我才出生。他的肺病，是解放前被国民党殴打留下的。那时，爷爷是共产党的地方乡长，配有一杆枪。解放前夕，国共在他的家乡展开残酷的拉锯战，今天是共产党统治，明天又被国民党占领。老百姓就在这种拉锯中左右摇摆，今天向你投诚，明天向他效忠。有近一年时间，国民党来了没走，我爷爷是共产党，被迫领着全家转移，渡过大河，藏于苇荡，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后来国民党撤了，我奶奶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家乡，某天国民党突然杀回，我奶奶藏于床下才逃过一命。后来爷爷还是被国民党抓走了，严刑拷打，要求投降，否则全家难保。为了家人，为了年幼的孩子，我爷爷对国民党说，从此只做老百姓，不跟共产党干了。他把枪扔进了水里。再后来，共产党赢了，国民党撤了再没回来。据说，爷爷如果当年不变节，活到今天应当是很大的官了。但他不变节，他的家庭会做出牺牲，也可能不会有我了。他也幸亏死于“文革”前，否则他很可能在“文革”中，因变节而屈辱地死去。国民党拷打留下的肺病，帮他躲过“文革”一劫。时代就是这样不堪。我相信爷爷在变节前，经过了痛苦的煎熬。不单单是身体拷打上的疼，更有精神上的痛楚。灵魂无处不在，即使时间再久远，我也能感受到爷爷当时的无奈与无力。对亲人的痛感到痛，才会对他人的痛感同身受。父辈的痛连着我们的痛。同样，我们也应当对后辈的痛有所体察，并要努力减少后辈的痛苦。那么，这些痛来自何处？它不仅仅是来自身体上的。更多时候，痛来自他人，来自周围环境——有他人作的恶，也有环境的恶、制度的恶。这让人们互相争夺、拉锯、互残。不作恶很难。当其他人都在做，你不作恶似乎就无意义，而且对你不利，逼你跟着作恶。你也就成为“其他人”的组成部分。结果所有人都会作恶。比如当你买物美价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很可能是雇主在恶劣的环境下剥削工人生产出来的，是雇主在作恶，但你消费了，你是否无意中助纣为虐，成了作恶者的共犯呢？我们都不是三千年前的义人，我也不愿道德说教地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引用胡适的话告诉他，“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人是自私的，但在做利己的事时，万勿影响别人；即使要影响，也要施加好的影响。我觉得做事应奉行如下原则：损人利己的，少做；利人不损己的，利己不损人的，可做；损己利人的，自愿；损人不利己的，损己不利人的，不做。如此，这世上便会少许多的恶，少许多的痛。最后说一个真实的事：某私车被公交车碰擦，一车乘客为赶时间，迫使私车车主接受200元了事，实际他修了800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是非，对少数人实施“暴政”，国民性中的这种积习也是恶之源。当年赵高指鹿为马、晋惠帝疑惑“何不食肉糜”，沦为后人的千古笑谈。而今之世，同样多有可笑荒诞之事。后人会不会像我们嘲笑晋惠帝那样嘲笑我们？2014年11月于金湖杨家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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