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天津形势几多险恶，年轻的地下党员刘海涛工作、斡旋在一个汉奸杂志社里。看他如何以顽强意志、聪明智慧和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把这家杂志社变为了地下交通站，在敌人眼皮底下演出了一幕幕让人叫绝的抗日活剧。
作者简介：
岩波——原名李重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河北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宏创乐途文化公司作家顾问，天津文化艺术传播公司主任编剧。曾出版作品多部，近400万字。
目录：
第一章凶残日寇3
第二章两条战线上的骁将16
第三章英雄豪气28
第四章意外的任务41
第五章老蒋部下评说老蒋53
第六章救命药品66
第七章夺军马78
第八章日本顾问酿的血债91
第九章宿敌103
第十章茅厕之计116
第十一章浴火女人129
第十二章血腥慰安142
第十三章清剿156
第十四章刺杀目标170
第十五章壮士西去182第一章凶残日寇3
第二章两条战线上的骁将16
第三章英雄豪气28
第四章意外的任务41
第五章老蒋部下评说老蒋53
第六章救命药品66
第七章夺军马78
第八章日本顾问酿的血债91
第九章宿敌103
第十章茅厕之计116
第十一章浴火女人129
第十二章血腥慰安142
第十三章清剿156
第十四章刺杀目标170
第十五章壮士西去182
第十六章跤场的下九流194
第十七章雄关漫道207
第十八章矢志不渝220
第十九章年轻人之间的意外较量234
第二十章日军投降后的疑案247
尾声260
后记266
第一章凶残日寇
满地打滚的枯叶还没有被秋风刮净，初冬的第一场小雪已经天女散花一般漫天飘舞了。与寒冷肃杀的天气相对应的，是1942年日军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半年后的一天，对日军顶礼膜拜的天津《东亚晨报》在二版头条位置登载了这样一条让人触目惊心的消息：
“共产党交通员王三身上携带重要情报，在蓟县卡口遇大日本皇军搜检，王三拒不交出，而是吞咽腹中，于是遭大日本皇军的刺刀穿膛，切开胸腹，后被石磨碾成肉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望国人吸取教训，积极配合大日本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做顺民做良民，远离一切危险。”
这家报纸一向配合日军，为其占领和统治天津、掠夺经济资源进行舆论宣传，被老百姓私下叫作汉奸报纸。这样的报纸登载的消息靠得住吗？
在《大天津》杂志社做编辑的年轻人刘海涛就从来不看《东亚晨报》。屋里的同人举着报纸低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让他突然一个激灵，大脑“轰”的一声，犹如五雷轰顶！王三是弟弟梁海山的化名，弟弟就是交通员。报纸上的王三是不是指的弟弟呢？难道弟弟就这样牺牲了吗？
弟弟什么时候去的蓟县，父亲怎么没对自己透露一点点口风？难道又是《东亚晨报》正话反说在造谣？父亲一直认为刘海涛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优柔寡断，在女朋友问题上撇不清；还认为他有恐日情绪，便对他不是十分信任，并没有因为是亲父子而有所改变。
其实，刘海涛有所不知，他身边一直与他关系腻腻呼呼的齐有为便让父亲不放心。父亲大半生阅人无数，看人眼睛很刁，齐有为的一切在刘海涛眼里似乎很正常，而在父亲眼里，单从齐有为“鬼头蛤蟆眼”的做派，就让人心里打问号。
快下班的时候，邮差给刘海涛送来一封“《大天津》编辑刘海涛收”的信件，信皮上注有“稿件”字样，但刘海涛凭经验就猜到，这是“上线”专门寄给他个人的。他急切地打开信笺，见是一篇1000字左右的短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阴霾排空，东邻失脚。马上告诉周掌柜，礼尚往来，欠债还钱，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了解内情的人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刘海涛却看明白了，弟弟确实出事了，应该立即将消息通知父亲。他心脏怦怦乱跳，恨不得马上便跑到父亲那里去。他不时看看墙上的挂钟，压抑着焦灼不安的心绪。
掌灯时分，刘海涛审完最后一篇稿子，便到后院请示总编室主任，是不是可以下班。总编室主任马向前和日本顾问小野，还有两个市里商会的人在打麻将。四杆烟枪吞云吐雾，屋里乌烟瘴气。小野是个中国通，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牌桌上稀里哗啦的声音冲击着刘海涛的耳鼓，他非常烦闷地等候马向前发话，偏偏马向前不发话。而小野却冷不丁说道：“十块钱一锅的，不过瘾，涨到二十块钱的一锅，金杠的、天儿和的、清一色的统统十块钱。”这里说的多少块钱是指大洋，不是当时很毛的日本钱票。刘海涛低眉顺眼地站着，听着小野公鸭嗓般的声音，恨不得一个箭步扑过去掐死他。
“傻站着干吗，还不淘几个手巾把儿递过来！”马向前把烟蒂摁死在烟缸里，乜斜着眼睛说道。刘海涛知道，这是对他说的。他便在小野身后盆架上的脸盆里兑好稍热一点的水，淘洗了手巾，攥出一个热手巾把儿，先递给小野，等他擦完脸，刘海涛再淘洗手巾，递给商会的人，最后递给马向前。刘海涛虽然心里着急，该做的事却一点也不含糊。瘦成一把骨头的马向前接过毛巾把儿说：“我可告儿你刘海涛，咱们给皇军干活，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你可知道，皇军的刺刀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说挑出你的肚肠子只是一句话的事儿！”刘海涛急忙点头哈腰道：“主任，我时时刻刻在想着刺刀呢。”
马向前擦着脸说：“想着就好，否则我也得跟着沾包儿。”
“我可以下班了吗？”
“急什么！把我们四个人的鞋脱下来，拿到外面去掴打掴打。”
刘 海涛心里生气，脸上却不得不赔着笑。他紧抿着嘴唇蹲下身子，先把小野的黑卡其面的布鞋脱下来，忍着那股子酸汗味儿拎到屋外，“啪啪啪”地掴打了一阵子，然后拎回来给他穿上。给小野穿鞋的时候，他感到小野可憎的小腿短得与大腿不成比例，据说日本人为此也对身材匀称的中国人嫉恨。“有朝一日，我会亲手砍断他的短腿！”刘海涛心里愤愤地想着。他耐着性子把两个商会人的鞋和马向前的鞋也掴打了，最后站起身在一旁侍立，静等马向前发话。
马向前知道刘海涛等着他说“你可以走了”这句话，可他偏偏不说。而是将手边的手巾把儿还给刘海涛，说：“再淘淘。”刘海涛无奈，点头哈腰地接过手巾把儿，打上肥皂又淘了一遍，然后把脸盆里的水换上新的，再把手巾把儿淘一遍，最后搭在盆架上，就又侍立一旁，继续等待马向前发话。终于，马向前伸出一只手摆了摆，意思是你可以走了，却连嘴都懒得张，眼睛只是盯着桌子上别人出的牌。
马向前曾经私下跟刘海涛说过：“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给他。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刘海涛当然明白。他明白的不是这句话，这句话有什么可费解的？他明白的是马向前其人。
“欧儿——”街上的警车狼嚎一般拉长了声音呼啸着飞驰而过，接着传来几声带着回音的枪响：“噼啪！噼啪！噼啪！”
刘海涛的编辑室是东厢房，隔着院落正对着西厢房。他在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西厢房正有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而他却毫无知觉。
刘海涛的良民证和工作证上写的都是刘海涛，其实，没来天津以前他的本名叫梁海涛。自从进了天津，接连不断地跟父亲身边的人打头碰面，他便改名为刘海涛，今年满打满算26岁。他原来是天津北洋工学院的大三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北平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平研究院内迁西安，合并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而他没有跟着走，考虑到父亲工作的需要，他留在天津，在这家叫作《大天津》的杂志社谋了职，转眼已经干了五六年。
事情让刘海涛不敢想，想一想就会咬牙切齿痛不欲生。平津沦陷以后，日军占据北洋校园作为兵营，将教学用的珍贵标本和仪器全都掠往日本，将相关教学设施悉数损毁，名噪一时的北洋工学院化为乌有。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教育的摧残，是毫不客气的。他们明白“一国之本，教育为先”的道理，他们将天津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校园夷为平地，在北平占领清华园后，将校园转用于军事，将机械系的工厂设备用于修理枪炮。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就在于重视教育，侵入中国以后马上毁灭和摧残中国教育，也真是找到要害了。
早在1937年春，刘海涛就从校刊上得知，北洋工学院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院长李书田先生满怀希望地瞄准世界水平，拟就了《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书》，计划若能实现，二十年内，北洋将分八期建成文理、工、法、医5个学院，22个系及4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这个计划绝不是虚张声势地放空炮，那时候，北洋工学院相当兴旺。当时中国土建，水利，铁路，矿业，机械……各领域都布满北洋学生，有时整条铁路、整个矿山的各种技术人员中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而刘海涛因为是文科生，就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地步。
刘海涛与孔德贞，是在谋职以后因为工作而产生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与齐有为的关系则始自北洋工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大学里有个诗社，诗社办有油印诗刊，刘海涛每每有了得意的诗作便送到诗社在诗刊上发表。被天津各大报纸发现以后，约稿者纷至沓来，刘海涛这个诗名不像新星那样冉冉升起，而是犹如一道闪电，蓦然间出其不意地照亮了天津卫诗坛。北洋工学院所有的教授学生没有不知道刘海涛其名的。
班里一个家境殷实的男生齐有为对此非常羡慕，却苦于才疏学浅，一首也写不出来，但他心思很深。日军进攻天津的时候，刘海涛家房子被炸毁，老娘被炸死，家里一时非常缺钱，这时候作为富家子弟的齐有为主动站了出来，为刘海涛慷慨解囊，料理了老娘后事，还把房子盖了起来。刘海涛欠下齐有为一笔深深的人情债。欠债的滋味不好受，他急于还上这笔钱，便饥不择食地谋了职。而齐有为本来可以稳稳当当找到比刘海涛好得多的事由，但他偏偏脚跟脚进了刘海涛进的杂志社。后来刘海涛凑齐了钱要还给齐有为的时候，齐有为却坚决推辞，说：“这点钱在我们家是九牛一毛，你就别寒碜我了。”
借钱不还，不是刘海涛做人的风格，他也口气坚决地说：“你们家再有钱，终归是你们家的，我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一生不踏实吗？”
齐有为正色道：“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如果看不起我，我就更不能接这个钱了。因为我从来没借给你钱。你能借到钱，是老天爷给的，我不过是过路财神帮着转了一下手。”他说什么也不要，还当着刘海涛的面把借条烧了，让刘海涛既纳罕又十分无奈。
谁都不知道齐有为的心思，他有个深埋心底，对谁都不能说的雄心壮志：要跟定刘海涛三十年，要搅得刘海涛50岁前一事无成。“我不行，你也别想行。”这是齐有为每天夜里睡觉时都会自言自语的话。
这样的用心不能不说十分险恶，然而刘海涛对此一无所知。一个那么热心帮助他的人竟打定主意毁他一生，刘海涛做梦也想不到，他根本就不可能往这方面想！
刘海涛供职的这家叫作《大天津》的杂志社几年前被日本人占领和接管，成为人们明损暗骂的“汉奸刊物”，因为，这本刊物一夜之间就演变为专门为日本人侵略行径歌功颂德，为日本人掠夺中国物资涂脂抹粉，为日本人残害中国人寻找借口和理由的无耻无度无良的刊物。杂志社占据着一个二进的四合院，原是一家国民党军官的宅邸，国民党撤退以后，日本人用枪托子砸开了院门铜锁，见小院很整齐很安静，还有树木、石凳，便将改头换面的《大天津》杂志社搬了进来。
刘海涛从小院里推出十分破旧、稀里哗啦乱响的自行车，刚要骑上去，西厢房的齐有为突然跑出屋子，从后面走过来一把按住了他的车把，说：“等等我，我去推车，我跟你去。”
“你知道我干什么去，就跟着我？”
“这个时间，你不是去见父亲就是会女朋友，那还用问？”
“我就不能有一点私密空间吗？”
“我不会影响你，我打一个照面就离开。谁让我崇拜你呢！”
这人怎么这么黏人啊？但刘海涛素来优柔寡断，虽然心里别扭，却没有阻止齐有为。两个人一起骑上自行车，迎着渐渐降下的夜幕，向父亲住处驰去。在两个路口，经过了两次盘查。最后来到海河边一拉溜商铺的其中一家的门前，将自行车支好落锁。这家商铺与两旁无异，按照市公署的要求，门窗的玻璃都贴了“米”字纸条，屋里头顶上吊着的电灯灯罩上蒙着黑布。推门进屋，便见迎门立着一块不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踊跃献铜献铁，为了大东亚共荣圈”。显然，这一切都表明，父亲跟着市公署走，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走板。
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正蹲着往一块玻璃柜台上糊报纸。刘海涛蹲在父亲身边，问：“好好的柜台，糊报纸干什么？”
“刚才来了个日本人，我送他一条‘恒大’牌香烟，他心情愉快，便抬起钉着铁掌的皮鞋踢了一脚，把玻璃柜台踢了个大窟窿。”
“真他妈不是东西！”齐有为道。
“唉！”刘海涛无奈地一声长叹。
“有为，你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地乱骂，会给你和我们惹麻烦的。”父亲说。
“好的，以后我会注意的。我走了，我不打扰你们了。”齐有为在刘海涛屁股上轻拍一掌便离去。
刘海涛和父亲都没有跟出去送客。此时他们都对齐有为十分厌烦，却又不愿意生硬地得罪。父亲站起来的时候，刘海涛看到了贴在柜台上的报纸，是后来被称为汉奸报纸的《东亚晨报》，出于职业习惯，几个粗黑的标题跃入他的眼帘：《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要纲》、《讨论推进治运》、《确立华北治安迈进东亚解放》等，在右下角的广告栏里，他无意中看到了京剧名家汪晓秋的戏目《醉我南风》、《夜深沉》和《夜明珠》。职业习惯使他读出汪晓秋的话外之音，他打算抽空找一趟汪晓秋。
这时，父亲脸色阴沉地说：“以后你能不能别带着齐有为到这儿来？”
“我没想带他，他非要跟着。我又不能得罪。”
“你的嘴就那么笨，只会说憨直话不会说婉转话？”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您得给我时间不是？”
“你呀你！我刚刚在大经路（后来叫‘中山路’）看好一个门脸，近日打算搬过去。”
“大经路天天有日本人过往，实属危险之地。”
父亲沉默了。他从口袋里摸出“哈德门”香烟，叼上一支，擦着了火柴，却迟迟没有点上火，直到烧了手。
刘海涛抓过火柴，重新给父亲点上，说：“爸，是不是弟弟海山出事了？”
父亲不说话，眉头紧皱，手上颤抖，半天才略略点了点头，两行老泪汩汩而下。
刘海涛又低声说：“刘掌柜来话儿了，说‘礼尚往来，欠债还钱’。让我立马把这话儿捎给您。您说，我应该干点什么？”
“唉！”父亲突然抹了一把眼泪，“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脑瓜一热任着性子擅自行动，要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国恨家仇，我咽不下这口气！”
“咽不下也得咽，记住，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刘海涛咬牙切齿，手里的火柴盒被捏成了一个球。忍着，忍着，几时是个头啊！
父亲催促刘海涛赶紧离开，回自己的寓所去，短时间都不要再来这里。刘海涛不想走，父亲便拿起两盒“哈德门”揣进刘海涛的口袋，硬是把他推了出去。
刘海涛无奈，出得门推了自行车刚要骑上去，两个巡街警察截住了他，浑身搜他，便将他口袋里的两盒烟顺走了。刘海涛强忍着一言不发，回身朝他们的背影吐了口唾沫骑上自行车就走了。此时，年轻的女画家孔德贞也许正在寓所里坐等他的到来。
刘海涛为掩饰身份，在南门外大街的日租界与一个经常给《大天津》投稿的言情小说作家万家铭的一家三口合租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总共四间屋，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库房，卧室都是里外间，厨房和库房是两家合用。
他们这个小院的邻居，就是一家日本人。男人好像是商界的，女人在家里带着两个男孩。刘海涛经常见她穿着浅色和服和木屐，站在街上娇声娇气地招呼：“阿嘎江，阿路内，一马拿斯斯嘎！”好像是招呼孩子回家吃饭的意思。日本投降后，刘海涛亲眼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背着破筐拾毛褴（捡破烂）的男人用带着钉子的竹棍，在这个日本女人脸上狠狠乱钉，直钉得鲜血直流。此为后话。
齐有为也在附近租了房子。论理，齐有为家里趁着三个连体三进的四合院，打着滚儿住也住不完，他却偏要追随着刘海涛，要获得与刘海涛相同的生活体验。当然，他的更深一层的念想是没法说出口的。他经常到刘海涛家里来，不光和作家万家铭十分熟识，还与邻居日本女人打得火热，曾对刘海涛夸口：“海涛，你几时遇到麻烦，我可以请日本人帮你。”那年月，与日本人成为朋友，是让一些人感
到荣耀的事情。有一次，齐有为还把那个日本女人领到刘海涛家里，介绍他们相认。说这个日本女人正在学习中文，以后说不定会经常来请教刘海涛。
“谁让你国文底子厚实呢！”
刘海涛心里那个堵啊，可是，人家一直在捧着你，你能说什么？你能不讲方式地直截了当地得罪那个日本女人吗？你能说清那个日本女人身后站的是日本商人还是日本特务？要报国恨家仇也该从长计议，听从组织上安排不是？
夜晚，女画家孔德贞在来刘海涛寓所的路上遭遇了两个便衣特务的拦截。
“良民证！”一个便衣伸手就摸孔德贞的胸口。
“干什么？”孔德贞奋力推开便衣的手，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良民证。
“天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另一个便衣快速伸手摸了她的脸颊一下。
“摸什么？没见过女人吗？”孔德贞愤恨地收起良民证夺路欲走，两个便衣嘻嘻笑着，挡住她的去路。
“急什么？陪我们俩说说话再走。天这么冷，我们俩在外面溜达，容易吗？”
“我可告诉你们，我是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的亲侄女，小心你们的鸟食罐儿！”
“嘿嘿，吹牛X谁不会！我们不吹，我们告诉你实话，我们是日本特务总队长官雨宫巽的部下。既然你是孔令诚的亲侄女，对雨宫巽总该有所了解吧？”
“我没时间跟你们闲扯，放我走！”
“走？没这么容易。不聊上半小时你甭想走！”一个便衣又伸手摸了一把孔德贞的脸颊，孔德贞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但眼下却又一时想不出对付他们的主意。孔德贞比刘海涛小两岁，亭亭玉立，风度翩翩，正当青春花季，椭圆脸，细长的眼睛，梳着时下知识女性非常时兴的荷叶头，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浅驼色的毛围脖。说话的时候总是“仨大钱俩手攥着，一是一二是二”，简明果断，落地砸坑。
她毕业于坐落在天津市中心三岔河口的北洋女师范学堂。她追随刘海涛的诗名至少小十年了。上中学的时候读刘海涛的诗，上大学以后又读刘海涛发在《大天津》上的文章。她非常信奉时下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话：“出名要趁早。”她崇拜刘海涛的诗名，也幻想自己能在天津画界站住脚。她曾经来到杂志社对刘海涛说，他写诗便激情四溢，写文便严谨温润。及至谋面，又一派名人气质大家气象。直说得刘海涛满脸通红，心脏怦怦乱跳。他还真没让人这么直白地夸过。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很感性却又温吞水的人，写诗往往是兴之所至，写文章又往往是急就章。几首小诗谈什么“名人”，几篇小文谈什么“大家”？从来没觉得自己像孔德贞所夸的那样。
刘海涛把孔德贞的情况说给父亲的时候，父亲立时冷下脸来：“你不要和这样的女子撕撕扯扯，一来咱家和她们不匹配，两家人不可能走到一起；二来对咱们的工作有影响——接触时间长了你总会流露出一些情绪，或工作上的蛛丝马迹，你知道她几时会把你举报给日本人啊？”刘海涛听了这话频频点头，知道父亲的担心不无道理。怎奈事情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孔德贞从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马向前那里要了刘海涛的住处，便不时来寓所坐坐，拿些插画的业务。其实，她并不缺钱。她父亲是盐商，叔叔是天津卫声名远播的伪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如果她父亲给杂志社一笔广告费的话，她的画会随便登；若是来损的，让孔令诚出面压杂志社一下，马向前还会把所有的插画业务全给她，还不敢不给高价，根本用不着她自己抛头露面。但孔德贞坚持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对父亲和孔令诚从来都只字不提，只是就画论画，以自己画品的质量谈价格，以自己的实际能力揽业务。对孔德贞，刘海涛是没法拂逆的。孔德贞正在被两个便衣纠缠不休的时候，刘海涛骑着自行车经过这里，在昏黄的路灯下，他一眼就认出了孔德贞，而且，知道她遇到了麻烦，便急忙滚鞍下车，虚张声势道：“嘿，孔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孔司令说好今晚见面的，你怎么能在这里耽搁着呢？”
孔德贞看见刘海涛来了便像见到救星，急忙说：“是啊，这两个浑球儿死缠着我，不知道锅是铁打的，看这意思非要把我叔叔请出来他们才放我走。”
刘海涛道：“德贞，你甭生气，他们是跟你闹着玩儿呢。走，上我的车。”
刘海涛蹬起了自行车，孔德贞抓住刘海涛的衣服，一纵身就坐在了自行车后架上，自行车便快速驰了起来，把两个便衣甩在了身后。
……
父亲经常悄悄地向刘海涛讲述天津近年来的林林总总，曾经告诉刘海涛，你现在看到的破败的街道，凋零的商铺，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街坊邻里，并不是老天津的真实样子。只是因为几年前，天津这座繁华的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在“卢沟桥事变”以后陷入敌手，惨遭蹂躏。当然了，国民党驻天津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在李文田的带领下，与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激战，一度攻占了天津东站、北宁铁路局、烧毁了东局子停机坪上日军十余架飞机，并且包围了海光寺兵营，攻进了日租界，应该说战绩不错。但终因寡不敌众，武器也不够凑手，告败撤出天津。
那时候，天津城里一片火海，浓烟四起，房屋倒塌，老百姓哭号连天。当天死于战火的市民就有2000多人，难民10万以上。南开大学被日军泼油纵火，烧成一片瓦砾。事后当局统计，天津沦陷的当天，市区被毁的房屋达到2500间，日军破坏和强占的校舍有377间，摧毁企业、工厂53家，财产损失达2000万元（大洋）之多。若干年后，这个数字十分平常，而在当时，差不多是令人捶胸顿足的天文数字。
父亲也告诉刘海涛，在时局非常艰危的情况下，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彭真做出了重要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员，都要撤出并设法到乡村拿起武器打游击。按照这一指示，天津市委决定：除留下少数人员坚持市内地下抗日工作外，要组织其他党员、“民先”成员、救亡团体成员聚集到英租界，分批乘英船离津，一路经大后方转至太原、延安；一路去河北保定转至八路军游击区；一路南下走津浦线到东光一带开辟新区。市内只留下小站、王兰庄、西北乡三个党支部和市内极少数党员、“民先”队员坚持工作。
于是，在距离南市不远的海河边，有一家不太起眼的杂货店，父亲租了下来，起名叫“周家栋商铺”。后来刘海涛知道了，这是党组织留下来的一个地下交通站。父亲便是站长。父亲原名叫梁雨松，是时五十四五。他是不是党员刘海涛始终不知道。在那个时期，刘海涛曾经对父亲说，我想加入共产党，父亲冷漠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在党外工作会更方便。”从父亲的口气，刘海涛猜想，父亲应该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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