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林贤治先生最新出版的一部随笔、评论集。本书沿着作者一贯的路向，笔涉历史、政治、文化、艺术诸领域。其中有重大事件的记述，有珍稀史料的钩沉；有社会世相的显影，有私人记忆的重现；有古今人物的素描，有中西书籍的评介。独上高楼，极目天涯，风云变幻，花树纷纭。作者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往往借打通时空的限界，寻绎诸多事象的勾连。所以，即使各篇取材不同，形态各异，却因致力于追寻事物的本源，而在诗性的语言之下，展露出某种思想的深度来。
作者简介：
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盗火者》《文学与自由》，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目录：
题记/1
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3
迫害与写作/16
告密、记忆及其他/37
关于欧洲的三本书/50
美国知识分子/57
《人文经典》序言/61
“哲学船”：从启程到返航/65
后集权时代：黄昏，还是黎明？/73
萨米亚特：苏联东欧的地下出版物/81
审查制度与秘密阅读/92
西方的眼光，东方的故事/101
被禁锢的头脑/107
题记/1
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3
迫害与写作/16
告密、记忆及其他/37
关于欧洲的三本书/50
美国知识分子/57
《人文经典》序言/61
“哲学船”：从启程到返航/65
后集权时代：黄昏，还是黎明？/73
萨米亚特：苏联东欧的地下出版物/81
审查制度与秘密阅读/92
西方的眼光，东方的故事/101
被禁锢的头脑/107
同在寒星下/117
米雪尔：比男人伟大/124
见证：一个人的斗争史/142
孤独的异邦人/156
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164
赫塔米勒：带手绢的作家/173
如何可能写出失去母亲的哀痛/182
重寻五四/188
九十年：中国文学一瞥/206
六十年文学史如何书写？/210
《中篇小说金库》前言/218
孔子、鲁迅、传统与反传统/226
读杜甫/232
秋风秋雨愁煞人/238
鲁迅：“捧杀”与“骂杀”/257
《圣地野百合》引言/261
纪念何满子先生/266
为陈实先生作/274
追忆与怀想/282
黑暗的书写者/295
游牧式写作/299
王者或草民/306
新乡土文学二题/313
《人间鲁迅》第四版后记/321
《漂泊者萧红》后记/323
《漂泊者萧红》再版后记/325
题记
把集子编完，这才发觉，写下这些芜杂的文字，断续地竟然费去四五年时光。
温良的书桌，太平的市街，所见如是，日复一日，感觉自然变得迟钝起来，仿佛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似的。其实，在这期间，外面的世界变动太大。所谓“大气候”，冻雷轰鸣，风暴四起，雨雪如盖，而且至今似乎仍然没有停歇的迹象。
2008年，“进军华尔街”的喧哗声，犹如上世纪60年代“进军华盛顿”的回响，但是它已不复关涉民权问题，而是源自经济的震荡。两次运动规模浩大而又和平地进行，然后渐趋平复，为社会不同层面所吸收。“中东革命”不同。这是一场酷烈的、持久的斗争，发生在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中的同一种最古老、最封闭、最坚固的文明内部。2011年春，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一连波及数个国家，有如骨牌效应，一些铁腕人物相继应声倒下，或者逃亡，或者囚禁，或者暴亡。卡扎菲由一个叛逆者变成国家恐怖主义者，曾经制造过多起杀人事件，至今我还记得他脸上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穆巴拉克在埃及，如同卡扎菲在利
比亚一样，绝对统治了几十年，虎踞龙盘，想不到在一个早晨就完结了。我到过开罗，看见广场、街道和店铺到处都挂着穆巴拉克的画像，当时就立即想起我国“文革”时的景况。在革命中，政治、宗教、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其中，民主政治的要求是最突出的。戏剧性的是，取代穆巴拉克的穆尔西上台刚满一年，就又被震天的呼啸声所击倒。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在东欧，乌克兰于1991年剧变中摆脱苏联的控制而取得独立，2005年继发“橙色革命”，时隔八年后的今天，民众再次走上独立广场，坚持自由选择，结果把由他们原先选出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抛出了基辅。伟大的戏剧在演出中。在幕布的后面，尽管不同国度、党派和势力的代理人，甚至混有幽灵穿梭往来其间，我确信，人民毕竟存在，而且是这个由手机、互联网以及传统的集会和街垒所搭筑的现代政治舞台的主角。
关于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鲁迅曾经做过一个近于“文学无用论”的演讲，其中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革命是政治和社会矛盾的汇集，许多在书本中夹缠不清、晦暗难明的问题，例如自由、民主、主权等等，都可以从革命的实际变化中找到直接的生动的解释。继柏林墙坍毁之后，海外学者高调宣扬“告别革命”的理论，二十年来，响应者众。虽然，我曾多次作过公开的驳议或迂远的讽说，但是自觉没有力量。如今，革命接踵而至，不因有人“告别”而终结。于是想，远方的涛声与火光，不就是最雄辩的答词吗？何必喋喋乎哉！
集子中的文字，内容不外乎历史、政治、文化与文学，并非专谈革命，但是又不免有所牵涉。只要谈及新旧两个世纪，老实说，要逃避革命的话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全书编定，已是午夜，四周静极。此时，忽然忆起唐人的一句诗“江声夜听潮”，便讨巧用来做书名，没有别的意思。
如何可能写出失去母亲的哀痛
当您母亲在世的时候，您大约会更多地想到您失去母亲的现在的日子；而现在，则会经常想起您从前有母亲的日子。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这个巴尔特不是那个巴尔特。
不是结构主义文论家，不是唯美主义散文家；除去他脸上的那些虚饰的学术油彩，我们看到，一位标榜“中性”著称的大学者，原来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男孩。
1977年10月25日，罗兰巴尔特的母亲辞世。翌日，他开始写作《哀痛日记》。其实，它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只是搁在他办公桌上的一沓经由墨水笔和铅笔划过的小纸片，身后被人整理成书罢了。这是一部独特的书，但无疑也是最普通的书，它记录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之子的情感，母与子的关系，一个爱的丰盈与匮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是纯属于巴尔特的，一个吻，一束花，都非常个人化。但是，正如他说的，我们每个人或迟或早都要过没有母亲的日子，所以，非“零度写作”的书中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成了亲切的暗示。
巴尔特对他的母亲使用了“圣洁”一词。
她20岁时结婚，22岁时生下巴尔特，23岁就因为战争而成了寡妇，一直活到84岁。可以说，她一生始终伴随着巴尔特，不但是巴尔特的生活的缔造者，而且是巴尔特的灵魂的养育者和庇护者。当年轻的巴尔特遭遇挫折而后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时，正是她，挽着儿子的臂膀步入就职讲演大厅。对于巴尔特的写作，她始终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在巴尔特的笔下，这是一位美丽、质朴、仁慈，有着相当的文化修养和高贵的自尊心的女性。对于他们母子两人的眷爱关系，《日记》里写道，那是深刻地、认真地、完全地结合到了一起的。当母亲活着的时候，巴尔特担心失去她而使自己处于神经官能症的状态之中；及至去世，他不能不成为自己的母亲，这时，已然无力承受孤独和虚无的重压。他一个劲儿使用灰色调，在纸片上这样涂写他的自画像：悲痛、温存、消沉、害怕，总之脆弱极了。
巴尔特常常哭泣。失去母亲以后，他有被遗弃感，觉得失去了活着的理由。他多次说到死。他想死，然而又想疯狂地活着。“在没有你所爱的人的情况下活着，是否意味着你远不如你所认为的那样爱他呢？”他无法回答。在生与死之间，他没有勇气选择。一种矛盾的、混乱的心绪支配着他。母亲的远去使他放弃了许多先前的想法和计划，但是有一点是固执的，就是无时不想着“回家”，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家里，他做饭，搞卫生，整理衣物，把东西摆放得跟从前一样；而所有这些，都是按照母亲的价值和家务经验进行的，他借此每天同母亲作平静的交流。他制造假象，复制过去，他不能接受与母亲分离的事实。他写道：
她生病期间住的房间，就是她故去时的房间，也是我现在就寝的房间。在她的床依靠过的墙壁上，我挂了一幅圣像（并不是因为信仰），我还总是把一些花放在桌子上。我最终不再想旅行了，为的是能够待在家里，为的是让那些花永远不会凋落。
典型的恋母情结。
其实，这是非常残酷的。时间无情地把真相一一撕毁给他看，就像他所说的，他“已无藏身之处”。自欺与自慰，到头来只剩下加倍的苦痛。1980年，也就是写作这部《日记》的次年，正值盛年的巴尔特，终于“自愿”随母而逝。
《日记》写作延续了将近两年，编者不曾说明何以顿然终止：是因绝望而放弃，抑或移情于另外更合适的载体？从文字看，两年间，他确实为往事所纠缠，挣扎于记忆之中而无力摆脱。作为学者在讲述何者为“中性”时，他指出，那是一种“躲避冲突，巧妙地摆脱的方式”，然而理论与实际脱节。他根本做不到。
他多次回忆下雪天曾经带给他的幸福，因为他可以无须上课而同母亲待在一起。他想起母亲不喜欢他老是围着黑色或灰色的围巾，要他的穿戴多一点色彩；想起生病时母亲的爱抚；而最常想起的，是母亲平日呼唤他的声音：“我的罗！我的罗！……”这个声音，像回旋曲一样时时出现，在《日记》中萦绕不散。
爱是一种柔弱而又刚硬无比的东西，它是超现实、超物质的，可以穿透生活的阻隔而直达梦境。巴尔特说梦是必然的。然而，他害怕噩梦，因为那里会出现母亲被折磨的情形。他对已发生的崩溃充满恐惧。
几乎任何小物件，光影或声响，都可以成为触媒，让巴尔特忆及母亲。褒曼的身影，舒曼的曲子，搽面香粉，夜间飞翔的燕子，一只带褶皱灯罩的灯，当然还有旧日的照片……它们全不相干，却因母亲曾经的存在而联系到了一起。有一次，巴尔特到甜品店买了一块松糕，小个子女售货员正在为顾客拿东西，说，好啦。他照顾母亲时，每送给她一样东西，都会这么说。母亲弥留之际，也曾于半昏迷半清醒中这样回应了他一声：好了。一切都那么清晰。巴尔特写道：“女售货员的这句话，一时使我热泪盈眶。我（回到隔音的家里）痛哭了好长时间。”
爱使人容易变得神经质。最难堪的是生病，而且是在母亲最关心的饮食方面得了病。消化道、呼吸道症状是日常性、连续性的，这就使得思念和悲伤成了巴尔特生命的组成部分，永远无法消除。
这个法兰西人除了诗人的敏感之外，毕竟还有着惟学者才有的抽象的本领。虽然情绪消失，悲伤犹存；他发现，哀痛就出现在相互眷爱的情感被重新撕裂的地方。眷爱的缺位其实含有抽象的性质，抽象可以与情绪相分离。这样，《日记》在情绪化记述中夹带着不少哲理性话语，也就再自然不过了。正由于巴尔特不断咬啮自己，反复体验着眷爱的撕裂之痛，缺位之痛，从而把对母亲的思念引向至深。既是逃避，又是追寻。这个由悖论的螺旋所制造的深度，就是巴尔特的所谓“抽象”。
《日记》从不同层面展示爱所可具有的形态，这些形态，又都是以“哀痛”为中心的。巴尔特特别提出一个“哀痛的度量”问题。就本质而言，他要说的是：
爱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为此，巴尔特变得越来越焦虑。
他把哀痛与悲伤分开，因为前者是封闭的，固定的，静止的，具有不连续特征。他害怕停顿。《日记》写到后来，他质疑自己，写的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而这，是不是意味着悲伤的减弱，爱已经被遗忘？
为了同忘却的痛苦做斗争，巴尔特认为，唯有把“哀痛的工作”、“梦想的工作”转化为实际的工作，意即投入写作。由于忘却是绝对的，无论何人，无论何时，都将很快没有痕迹，所以，“立碑”是重要的。在巴尔特看来，碑就是文字。而且，除了文字，这时他发现，自己再没有兴趣构筑任何新的东西了。
令人困惑的是，巴尔特不正是一直著述不辍的吗？难道此前的写作都不算写作，应当在背弃之列吗？我们不能确知他对于不同的文字形式的价值的评估，但写作就不再是过往的学术性写作，书中称作“计划”式写作，或“任务”式写作，而是任由生命诱导的写作。当他决心通过写作以摆脱重大危机的时候，首先，他想到的就是围绕母亲写一部书。他觉得应该而且有必要让世人认识他的母亲。他要写出母亲与贫困，她的奋斗，她的沮丧，她的勇气，——无疑地，这是一部无英雄姿态的英雄史诗。他的想法隐秘而固执。即使他说过连碑本身也并非永久不朽的圣物（这与一般学者的见识很不相同，学者讲究“永恒”），但他确信的是，立碑是一种行为，一种使人有所认识的主动行为。
然而，他并没有写下这样一部书。
他匆匆地跟随在母亲的后面走了。
《悲痛日记》成了他遗落世间的关于爱的唯一信物。
有人说，巴尔特的去世是一个谜。其实，谜底在《日记》的最后部分已经暴露出若干痕迹。他确实为不曾为母亲写过一点什么而感到难过，但是，他已经陷入人生的最低潮：“隐隐沮丧，感觉受到攻击、威胁、烦扰，情绪失落，时日艰难，不堪重负，‘强制性劳动’等。”他深知，这是哀痛的经典机制。可怕的是，后来连最可靠的记忆也受到了影响，他不能不把所有这些同母亲去世一事联系起来。他承认说，他是“伤心的自私主义”，由于专注于母亲的爱，他变得冷漠，不复关心周围的世界。我们会因此责怪他说，由于情感来源过于单一，他把自己耽溺在这里面了。确实如此，他写道：“大海一样无边的哀伤——离开了海岸，便一望无际。写作已不再可能。”
《哀痛日记》是诚实的，挚爱的，充满人性的温暖。在最后的日子里，巴尔特背叛了学术理性而皈依了世俗情感。如果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就不必苛责他不爱广大的人类。能做到博爱固然可崇敬，倘若不能，爱一个人就够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一个人那里，巴尔特显得那么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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