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者的形象》作者以新的眼光、新的角度、新的方法，在鲁迅、郭沫若、曹禺等这些广为人们钻研、涉猎并取得一系列不同于前人的新颖见解，第一次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丰富了世界文学。书中的许多文章如《鲁迅：先驱者的形象》《郁达夫：浪漫派？感伤主义？零余者？私小说家？》《徐志摩：性灵身处的妙悟》《蒋光慈：暴风雨的歌者》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独特贡献。
作者简介：
王富仁，著名学者，1941年生，山东高唐县人。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2002年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任教，2003年受聘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与文化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倡导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理念：“新国学”。著有：《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先驱者的形象》《文化与文艺》《灵魂的挣扎》《历史的沉思》《现代作家新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等。
目录：
一本勇于创新的书
——《先驱者的形象》小引
自我的回顾与检查（代自序）
先驱者的形象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
试论鲁迅对中国短篇小说艺术的革新
《呐喊》《彷徨》综论
论《怀旧》
尼采与鲁迅的前期思想
冯雪峰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
郭沫若早期的美学观和西方浪漫主义美学.
《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
开创新局面所需要的“新”一本勇于创新的书
——《先驱者的形象》小引
自我的回顾与检查（代自序）
先驱者的形象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
试论鲁迅对中国短篇小说艺术的革新
《呐喊》《彷徨》综论
论《怀旧》
尼采与鲁迅的前期思想
冯雪峰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
郭沫若早期的美学观和西方浪漫主义美学.
《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
开创新局面所需要的“新”
鲁迅研究中的比较研究琐谈.
“左联”研究点滴谈.
再版后记自我的回顾与检查（代自序）前些时，《文学评论》编辑部卢济恩同志转达了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意见，要我自编一个论文集，一是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一是为了反映我这些年来学习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的情况。这，我当然是高兴的，于是便编了这个集子。但随之也便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在我从事写作之前，原没有充分的知识储备，更没有一套成熟的想法，只是边学边写，写到后来，观点改变的也有，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也有。这使我不能不对它们做一个统一的说明，希望准备花费宝贵的时间读我这个论文集子的同志，首先看完我的这篇自我检查式的序言。
我在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导师单演义先生和蒙万夫老师的指导下，写了《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书，它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它是我正式学习鲁迅小说的开始，可以说明我学习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所以我把它的“总论”一章作为它的代表，重新收入了本书。我的这一工作，后来被同志们归入了“比较文学”的一列，但在写作伊始，我是连“比较文学”这个名称还不知道的。后来虽然知道了这个名称，也没有对这门学问下过钻研的功夫。还在我任教于聊城四中的时候，便感到多数这类文章
只停留在两个作家的有形联系的事实叙述上，鲜有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研究作家间的内部无形联系者，于是在考入西北大学之后，作为第一学期的写作练习，便写了《果戈理与鲁迅前期小说》一文。正如樊骏、刘纳二同志所批评的那样，它是我那本小书中最弱的一章，假若说它对我还有点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表明了我已经有一种企图，即努力穿过两位作家的外部有形联系而深入到他们的内部无形思想艺术联系中去。除此之外，它恐怕便无甚价值可言了。在这篇文章中，还最突出地表现着一个极为严重的缺点，即我总是力图把鲁迅的思想和艺术凌驾于果戈理之上。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这种观念本身却是极其有害的。文学最不能放在机械论的范围中来研究，它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领域，假若我们简单地把鲁迅置于果戈理之上，我们也就可以把赵树理置于鲁迅之上。不同时代的文学家只能以各自对自己时代的文学贡献的大小来比较，而不能以思想艺术的绝对尺度来断定，这将导致认为任何一个后代作家都比他的前辈更伟大。这一倾向，在当时我是已有觉察的，但我不愿在这个问题上有忤于人，我要首先说明果戈理对鲁迅影响的存在，所以只好在这一方面顺应当时人们的习惯看法。后来，人们的观念渐有变化，我也便不再在这方面用其力量，但它在那本书中始终表现着，在收入本书的“总论”一章里或明或暗地还有它的印迹，因而我不能不予以说明。
在论述鲁迅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的联系的过程中，我遇到的主要是下列两个问题：一、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所谓“旧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采取着过火的否定态度，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两个概念中塞进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例如，关于反映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的问题，关于塑造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的问题，关于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曰重大题材的问题，关于乐观主义或指出光明前途的问题，等等。持有这些观念，我们不但不能充分估价俄罗斯文学对鲁迅的影响（这些影响与上述要求几乎是相反的），而且也不能充分估价鲁迅小说自身的思想艺术价值。如若抛开一些具体的提法不谈，不难看到，二十年代末钱杏邨（阿英）便是循由这些观念走向了对鲁迅小说的否定的。后来我们虽然没有这样做，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毛泽东同志对鲁迅做出的明确而又崇高的评价，就其实质而言，上述那些观念是能够走向对鲁迅小说的否定的，即使不是全部，亦可达到大部，首当其冲者便将是鲁迅最光辉的作品《阿Q正传》。二、关于民族化和民族形式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不少同志的手里，这两个概念成了抵制外国文学影响的理论武器，而之所以如此，并非它们本身有什么错误，而在于人们在其中掺和进了与它们根本不相同的一些内容。例如，关于民族遗产的继承问题，关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学习和运用问题，关于文艺大众化、文艺普及、通俗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若将这些问题全都掺和在这两个概念中，岂不是说《三侠五义》比《红楼梦》的民族化程度更高、白居易的诗是民族形式的而李商隐的诗就不是民族形式的了吗？这势必也将走向对鲁迅小说的贬低。事实上，在我从事这一专题的写作时，正有人用这些标准否认《阿Q正传》的民族特征。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都以或明或暗的形式体现在我对鲁迅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论述里。但是，说到底，这还只是一点“拨乱反正”的意思，而在内骨子里，它还充满着浓厚的机械论气息和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在那时，我还只是站在我认为正确的现实主义立场上，站在我认为合理的关于民族化和民族形式的理论立场上，而在这两个理论问题上，我却没有说出任何一句为前人所未曾说过的话。我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深入到研究对象的自身本质之中去，我并没有以真诚的热情去寻找研究对象自身的特殊联系，我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在我研究对象自身中发现一点为我过去所未曾见过的东西，我的热情全部贯注在要用研究对象证实我已有理论认识的正确性上，我只是要把我固有的观念黏附到研究对象上去。不难看出，这正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方法，正是地地道道的机械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人们可以把任何一个理论信条贴到研究对象上去，即使我们能够做到使这个信条与客观对象相符合，那至多也只能够证明原有理论的正确性，而不可能丰富和发展已有的理论认识。我在这里收录了《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书的“总论”，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它可以做一个供我们解剖的标本，以让我们了解潜入骨髓的教条主义和机械论会怎样表现在自己的文章里，又怎样以它无形的手扼杀着我们真诚的探索热情。
教条主义使我不可能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更深层次中去。较之勾勒有形的事实联系，我自以为还算进入了一个较深的无形联系的层次。但在这里，我却仅仅停留在一个最浅、最表面的层次上。因为当我在这里发现了我所要找的东西，我便不想再前进一步了。表面看来，我比冯雪峰同志的《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一文多写了很多文字，而且更着重地从两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联系中论述了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而这则是对毛泽东同志有关论述的具体化），但从总体而言，我并没有比冯雪峰同志几十年前的文章在总体的层次上深入一丝一毫，所以它给人的只是一种虚假的阔度感，却没有任何的新鲜感。但是，它到底是我学习鲁迅小说的起点。后来重读这篇文章，我所关心的只是下列一段话：
鲁迅小说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紧密联系我们不须再做详细说明，这在五十年代初陈涌同志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一文就做过相当深刻的阐发。从他的论述中得到的结论是，除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之外，几乎所有我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都在它的艺术画卷里得到了形象的表现。我觉得需要补充说明的只是，它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更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而在这一方面的意义，将随着中国思想革命的广泛、深入的开展而逐渐显示出它的深刻性来。
这说明，我当时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接近了一个问题的边缘，但在那时，我还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问题，我只把它放在了自己的脑海中，而没有接着这个线头前进。
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我和我的学友高尔纯同志合写了《试论鲁迅对中国短篇小说艺术的革新》。高尔纯同志是专门从事创作论研究的，其中关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观点和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特征的论述，多得之于高尔纯同志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该文有两点对我自己的学习是有意义的。一、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后的第二年，胡适就发表了他的《论短篇小说》，提出了“纵剖面”与“横断面”的理论，并以此说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与外国短篇小说亦即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不同艺术特征。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也有一些与胡适相反对的意见发表，但人们使用最多的，其实仍然是胡适的这一理论。我在《契诃夫与鲁迅前期小说》中，也基本袭用了胡适的说法。我和高尔纯同志，在这篇合写的文章里，开始从“情节小说”和“性格小说”两种小说类型的演变中说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蜕变。这两种小说类型的划分，不自我们始，但以此说明古今小说的流变，却是我们的尝试，至少我们没有看到过类似的观点。在论述过程中，我们难免有一些简单化的毛病，例如，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有一些较好的性格小说，而鲁迅小说则不但有性格小说的特质，而且更多心理小说的因素，呈现着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小说过渡期的很多特征。但我认为，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个观察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不同特质的杠杆。假若说胡适仅仅从一个有形的外在表现中说明了二者的不同，我们则在整体的结构功能上说明了整体的变化。显而易见，这个功绩，是归于高尔纯同志一人的；二、我之所以认为由“情节小说”向“性格小说”的转变可以反映这一错综复杂的艺术现象的内在本质，因为它还联系着一个更根本的变化，即由古到今的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在该文中，我们指出，“鲁迅以重大的社会主题取代了多数古典短篇小说的个人道德的主题”。关于这一点，可能还会有许多同志认为过于片面和绝对，但它对我以后的鲁迅小说的学习影响很大。我认为，是在人的命运中揭示整个社会人生的普遍问题，还是在社会人生的事件中追究个人道德的责任，实在是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性的本质差别，同时也是古典小说中持续贯穿着的封建性与逐步发展着的民主性因素的本质差别，也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真现代小说与假现代小说的本质差别。时经几年，高尔纯同志在他的新著《短篇小说结构理论与技巧》一书中更加完善了自己对小说理论的研究，我想他也不会反对我指出我们合作过的这篇文章的缺点。从现在看来，它写得太零碎了，有很多问题的论述都还很肤浅。
对于《尼采与鲁迅的前期思想》这篇文章，我至今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我感到我玷污了一个意蕴十分丰富的论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又给了我意想不到的许多东西。在当时，我原本想说明以下两个很小的问题：一、不能否认尼采对鲁迅思想影响的积极作用；二、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中，不应把影响者与被影响者简单等同起来，不能认为坏的只能产生坏的影响，好的一定产生好的效果。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应当把被影响者的固有思想当作一个独立的系统，另一系统中的思想因素输入进这个思想系统中之后，便再也不等同于在原有系统中的作用和意义，这要在新的系统中对它进行观察，以其在这个系统中起的作用以及使之发生的变化的性质和状貌判定影响作用的大小和好坏。人参可能吃死人，有毒性的东西可能治好病，不从接受者固有系统的状况出发，就无法确定外来影响的作用及其性质，那种先分辨对象而后决定弃取的做法未免太简单。对于以上两点，我至今仍然是坚持的。但对于这样一个论题，则是太微不足道了。由于论题自身含蕴的丰富性和我的主观目的的极端狭小性，致使这篇文章出现了很多为人们不可忍受的缺点和错误。在若干年后，这些缺点和错误很可能便会是罪过。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恐怕还说不清楚，在这一二万字的序言中，也不可能说很清楚。但我可以说明我现在的一个总括的认识，即这个问题的意义绝不仅仅与鲁迅的声誉有关，而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及其现代调整过程的问题。鲁迅与尼采的关系表现着现代中国思想意识的一个显著矛盾。一方面，尼采是在中国社会上名声最臭的一个思想家，他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所直接反驳过的任何论敌；另一方面，这个名字又和我们民族最响亮的一个名字鲁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要说明这样一个极端矛盾的现象，将会牵涉到许多重要的根本问题，而由于我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的极端狭小性，把这许多重要问题都一笔抹杀了，这在它的具体论述上，也就不能不带来很多错误。例如，我并没有想解决一个复杂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尼采思想的本身，并没有思考应当如何正确评价尼采思想在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我的把尼采直接当做反动哲学家和思想家来论述，在西方哲学和西方思想的研究者看来，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一个香港的研究者也已提出了质问（当然不是针对我一人的）。再如，尼采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是否如我文中所极力证明的，已经成了束缚鲁迅前进的消极、反动的东西了呢？为什么像许地山、王统照、冰心那些执着地追求着“爱”的作家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受尼采思想影响更强烈、更明显的鲁迅反而走上了这条道路呢？为什么他恰恰在思想转变之前的《野草》中，十分突出地表现着尼采的思想和情绪的影响呢？第三，尼采思想影响对鲁迅后期的思想是不是没有一点作用了呢？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这一点不仅是鲁迅与所有非革命者的本质差别，也是与当时绝大多数革命作家的本质差别，它构成了鲁迅精神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难道就与他前期接受尼采思想的影响毫无关系吗？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但我为了说明上述那两个狭小的问题，全都作为陪嫁搭给了它们，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可是，我还是能够请求人们原谅的，因为任何研究者都必须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之上与读者发生对话，并且他也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对话渠道自身的畅通性。在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研究没有充分展开之前，当这种结构进入现代社会后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之前，当这种调整过程的独特规律尚没有被人们掌握的时候，这个题目似乎也只能写到这么一个程度，因而它的谬误性似乎也只能这样保留着，否则，恐怕连上述那两个小问题也会越说越混乱。
我之所以说对这篇文章的态度是极端矛盾的，还是因为我尽管失去了很多东西，犯了一些不可饶恕的错误，但也得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我是很关键的。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我开始接触到了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问题，开始发现这个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规律性不尽相同。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朦朦胧胧地感到，鲁迅的思想不是一种单向、单面、单质的东西，而是由一些相反的力组成的合力，一种由相反的侧面组成的立体物，一种有诸种相反的质构成的统一的质。在他的思想中，这些相反的东西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组成了一个与传统文化心理有联系但又在主体形式上完全不同的独立系统。这个独立系统自身是能够不断调整的，它的职能是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但也能随着对象自身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这些想法在当时还非常不明确，但到底具备了它的雏形。
我认为，要确定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础内容，必须结合他的主要历史使命和主要战斗业绩。他当时的主要战斗任务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思想，代表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是儒家学说，这个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一整套礼教制度和伦理观念。鲁迅用以和它相对立的思想观点，便应当看作他前期思想的基本要素。根据这种认识，我认为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础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一、社会发展观；二、人道主义；三、个性主义。他用第一点批判旧伦理观念的落后性、保守性和反动性，论证了摆脱旧思想、摧毁旧制度，建立新思想、新道德、新制度的合理性；他用第二点抨击封建等级制度，揭露封建道德的残酷性和“吃人”本质；他用第三点集中揭露旧道德的虚伪性，号召人们解放个性，独立思考，做到“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第一点是他号召思想革命、摧毁封建传统观念的理论根据，第二、三两点则是他用以与旧道德对立的新道德。当然，这三点并不反映鲁迅前期思想的最高度，却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和最基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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