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的个人随笔集，书中具体收录了：《多多：是诗行，就得再次炸开水坝》、《江河、顾城：花朵和野兽都已沉睡》、《为什么读，怎样读》、《诗坛“后厚黑学”，或开塞露主义》、《向下盘虚浮的“打假者”鸣谢》、《诗·精神自治·公共性——与金泰昌对话》等作品。
作者简介：
唐晓渡，1954年1月生于江苏仪征，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职于《诗刊》和作家出版社，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诗学会理事，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海南大学兼职教授。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和文学评论写作，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目录：
人与事
人与事：我所亲历的80年代《诗刊》
北岛：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多多：是诗行，就得再次炸开水坝
杨炼：回不去时回到故乡
芒克：今天是每一天
江河、顾城：花朵和野兽都已沉睡
流浪汉戴迈河
开心老芒克
臧棣：另一种印象
闪回80年代诗歌——与《新京报》记者一席谈
行者昌耀
世纪行过，卞先生走好
九牛一毛话盛成
福生人与事
人与事：我所亲历的80年代《诗刊》
北岛：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多多：是诗行，就得再次炸开水坝
杨炼：回不去时回到故乡
芒克：今天是每一天
江河、顾城：花朵和野兽都已沉睡
流浪汉戴迈河
开心老芒克
臧棣：另一种印象
闪回80年代诗歌——与《新京报》记者一席谈
行者昌耀
世纪行过，卞先生走好
九牛一毛话盛成
福生
父亲·小板凳
重新做一个读者
重新做一个读者
为什么读，怎样读
断想断记
像了却了一桩夙愿
另一个世界的秘密飞行——牛汉和他的《梦游》
一次不确定的语言历险——麦城的《形而上学的上游》
一个故事，几点看法
鼻烟壶和女性文学
诗坛“后厚黑学”，或开塞露主义
底线之下，下而又下——致XX
向下盘虚浮的“打假者”鸣谢
沉思的旋转门
生命和语言的庆典——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沉思的旋转门：我读《抒情年代》
替身和替声——友友的《替身蓝调》
命定的痛——虹影的《孔雀的叫喊》
当代“生存地图”的新勘探——周瑟瑟的《暧昧大街》
咫尺天涯：复乐园或乌托邦——黄宝莲的《暴庆的夏天》
幽灵，或冲天大火——姝娟的《红尘芬芳》
另一种征服，或人性的史诗——考琳·麦卡洛的《呼唤》
对话和潜对话
“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
诗·精神自治·公共性——与金泰昌对话
“和沉默一起对刺”——谷川俊太郎访谈录
答《南方日报》记者问人与事：我所亲历的80年代《诗刊》
1982年2月22日，我携着一堆行李到诗刊社报到。和那个年代所有怀有文学梦的青年一样，对那时的我来说，《诗刊》不仅是一个最具权威性的诗歌刊物，而且意味着一块灵魂的净土。正因为如此，当接我的面包车穿过灰蒙蒙的北京城，猛地拐进北郊小关一个比肩挂着“诗刊社/北京市朝阳区绿化大队”牌子的素朴庭院时，我基于虚荣心的些微失望（相对于期待中的“诗歌殿堂”）只稍稍露了露头，就被一阵由衷的欣喜所砍伐：绿化一诗歌，诗歌一绿化，多么富于象征意味的契合！我将要投身其间的，不正是一项绿化人们灵魂的事业吗？
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嘲笑当初的浪漫，相反却时常惊悚于这种绿色情怀在岁月风尘中点点滴滴的流失，或被蒸发。当然，即便在当初，绿色也不是我心境的全部。毕竟此前我已在社会上摔打多年，毕竟我有限的文学经验已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步锻炼。我知道《诗刊》在许多人心目中是所谓“皇家刊物”，近乎诗歌艺术的最高裁判所，但我决不会这么看；我还知道，大凡这样的机关刊物，都会是观念冲突的“风口浪尖”，而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斗争。那么我将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能否扮演好我的角色？在下班后空空荡荡的庭院里我转着圈一遍遍问自己，不由得心中疑虑重重，忐忑不安。
编辑部主任吴家瑾给我送来一封折成燕形的便函，是副主编邵燕祥先生留请她转交的。这封便函此后许多年一直夹在我的《英汉词典》里，有意无意地也不知看过多少遍，可惜前年搬家后不知怎么找不着了，为此着实懊丧了好几天。说来也就寥寥数语，大意是说当日要去作协开会，不能在社里面谈，但已请吴家瑾同志调阅过档案，又看了我的毕业论文，觉得我是具备当一个好编辑、好评论工作者的资质的。现在诗歌评论很薄弱，希望我认真学习，尽快熟悉情况，以速速担负起工作云云。
一个初来乍到者，一个游子，懵头懵脑之下，突然读到来自一位景慕已久的前辈和领导的如此亲切的文字，其心情可想而知。刹那间我甚至想到古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当然我不敢谬托知己，事实上在其后共事的数年内，我们的个人关系一直止于“君子之交”，但在私心里，我是颇以能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工作为幸事的。他工作作风的严谨缜密，为我近二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所仅见。他批阅稿件的细致程度常常令人汗颜：每个值得推敲的句子，每个错别字，以至每个标点符号。他在稿笺上很少只署诸如“同意”、“不用”这样更多示其权能的批语，而总是尽可能详细地说明用或不用的理由，包括必要的提醒以至警告。有一次我的审稿意见写得过于龙飞凤舞，结果招来了他的辛辣讽刺：“送审报告不是书法比赛，以后请写得工整些。”让我一见之下，脸红至腰。
他的儒雅谦逊同样令我心折。记忆中但凡去他的办公室，他很少不是迅即起身离座，一起站着说话的；当然，将其理解成一种为了使谈话尽可能简短的策略也未尝不可。有一件他或许早已忘却的小事，最能说明他作为领导的胸襟和风格。那是1983年初春，在当天的评刊会上，他着重谈了部分青年作者中存在的“学生腔”问题，并以我送审的一首诗为例。会议结束时他建议评论组就此写一篇文章，尽速编发。回到兼作卧室和办公室的房间里我左思右量，心里总也不太平服：倒不是因为受了批评，而是因为我对这首诗有甚不相同的看法。下班前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去找燕祥先生，我想那也是我第一次当面向上司直陈自己的艺术见解。我一面为满头汗气蒸腾而大感狼狈，一面紧张地斟酌词句。我说那首诗或许有一点“学生腔”，但更突出的却是其饱满的现代感性，而这正是当前许多作品所缺少的。他隔着办公桌安详地听着，始终不置一词，但目光中充满了鼓励，最后他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刚在办公桌前坐定不久，他便敲门而入。时至今日他的语调仍能从遥远的岁月深处漾过来一阵和风。他说我仔细想过了，以为你昨天的分析很有道理。刚才已去找过××同志，这篇文章仍然要写，但不会再用那首诗做例子，给你打个招呼。
他完全没有必要以如此郑重的方式给我打这样的“招呼”。他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等我再去找他，也可以在一个顺便的场合带一句；假如是那样，我当时也会心怀感动，但决不会在记忆中珍藏至今。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在表达个人的某种心情。回头看去，那一时期的《诗刊》之所以能在诗坛葆有巨大的声望和感召力，之所以能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做到不乱方寸，除了其特殊的地位及可归之于“大气候”的种种因素外，与领导者的工作作风、襟怀气度和人格魅力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既严格又谦和；既精警又诚恳；既有一定之规，又决不保守僵硬，如此等等。这么说时我心中想着的不仅是邵燕祥先生，也包括严辰先生和邹荻帆先生，尽管对我来说，严先生更多是一个慈祥的长者，而邹先生更多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有效地协调各种关系的大师。我唯一不敢妄加评说的是柯岩女士。在我心目中，她与其说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副主编，不如说是一位真理在握的诗歌监护人，一位高不可问、神秘莫测的“大人物”。面对这样的“大人物”，我从不缺少自知之明。
80年代之于诗即便不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复兴时代。这种复兴始于70年代末，在最初的两三年内即已迅速呈现为一种新的格局。以下是一些当时形成了重大影响、具有标志性的诗歌事件：
1978年12月，由北岛、芒克主持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所谓“新诗潮”开始崭露头角。
1979年1月号《人民文学》刊出艾青的长诗《光的赞歌》，此后一批复出的老诗人纷纷发表作品，形成所谓“归来者诗歌”现象；4月初，由《今天》编辑部组织的第一次民间诗歌朗诵会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行；5月号《诗刊》转载了《今天》上北岛的诗《回答》等，4月号转载了舒婷的《致橡树》，8月号发表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引起争议；第9期《文艺报》发表公刘《诗与诚实》一文，提出“诗人和作家首先要忠实于人民，忠实于事实”；10月号《安徽文学》最早以专辑的方式发表50位青年诗人的作品。
1980年《福建文学》自第2期起，开辟“新诗创作问题讨论”专栏，讨论主要围绕舒婷的创作展开；4月，在南宁召开了以“诗歌的现状和展望”为主题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如何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成为争论焦点之一；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谢冕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率先探讨了“新诗潮”的意义；7月，《诗刊》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随后，10月号推出特辑；8月号《诗刊》发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由此展开了所谓“朦胧诗”的大讨论；9月，诗刊社在北京召开诗歌理论座谈会，会上围绕对“朦胧诗”的评价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诗探索》创刊号推出“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专辑；《上海文学》自1月号起开辟“百家诗会”专栏。
1981年5月号《诗刊》发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从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必然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构成挑战的前提出发，论述了“新诗潮”的哲学基础和美学特征；4月号《诗刊》发表程代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对孙文进行批驳；5月，诗刊社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主办的“全国中青年新诗评奖”结果揭晓；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上集中发表作品的9位诗人的合集《九叶集》；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集中发表作品的20位诗人的合集《白色花》；孙静轩发表《幽灵》一诗引起争议，并遭公开批判。
类似的“大事记”当然免不了疏漏，但已能大致说明问题；而所有的问题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且与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呼应：一，新格局的主要构成是“文革”后复出的一批老诗人和正在“崛起”的一批青年诗人。二，在度过了最初的“蜜月”阶段后，某种内在的分野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回避。这种分野远不止是艺术风格的歧异，也无法被归结为当时人们乐于挂在嘴边的“代沟”；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是新诗在谋求自身现代化（一种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既相平行，又相颉颃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综合“症候”。三，《诗刊》作为公开出版的诗歌报刊的“头羊”，在新格局的形成和演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理论和批评方面甚至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然而，随着复兴大潮的潮头初平，《诗刊》的角色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出于任何个人意志，而是出于某种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一方面感受着新诗（思）潮的冲击所带来的兴奋、眩晕和不适，一方面念念不忘主流意识形态、体制和所谓“新诗传统”的规范，后者作为“看不见的手”事实上早就画好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圈子。有关“朦胧诗”的论争最初尚能保持学理上起码的平等、自发性和张力（这在1949年以后似乎还是第一次，仅此就应对这场论争予以高度评价，而无论其于诗学建设的意义有多么初级），但越是到后来，要求对诗坛年轻的造翻者进行“积极引导”的压力就越大。这一特定语境中的“关键词”透露出，对那些白认为和被认为负有指导诗歌进程责任的人们来说，阅读的焦虑从一开始就与某种身份危机紧紧纠缠在一起，而后者远比前者更令人不安。
我到《诗刊》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举行的老诗人座谈会，主题为“漫忆40年前的诗歌运动”，时间是1982年3月15日，地点在新侨饭店。这次座谈会分两拨进行，第一拨已于3月6日开过，与会者主要是当时在“解放区”的老诗人；我参加的是第二拨，与会者其时大多在“国统区”。采取这种“分而忆之”的方式想来、是考虑到了话题的方便和角度的不同。比较一下会后发表的两篇“纪要”，确也可以发现某种微妙的差异：前者更多的是在表达“饮水思源”的感恩心情，并强调《讲话》精神对中国新诗的现实以至永远的指导意义；后者则更多地关注和诗歌现状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新诗成就（对这一代诗人来说，“新诗迄无成就论”肯定称得上是一道阴影）、如何借鉴外国诗歌、如何看待新诗的形式、如何看待当前年轻人的探索等等。
不用说，面对这些诗坛的名家巨宿我内心充满了敬意，但必须承认，在与会的大部分时间内我都在不可控制地走神——或许是因为发言者大多过于斟词酌句，以致有点沉闷；或许是因为臧克家先生的倏忽来去过于戏剧化，以致留下太大的反差。他在会议开始约十分钟时出现在门口，在全体起立和一片问候声里泰然坐下，在众人凝神屏息的期待中开始发言。他思路清晰，一二三四，语调急促，辞锋锐利。他以精光四射的眼神震慑全场，以大幅度的手势和飞溅的唾液强化他的磅礴大气。他兴致勃勃，口若悬河，如鱼在水，如隼在天；但突然间又戛然收束，向主持人一揖致歉，称身体欠佳，遵医嘱不可久留，云云。话音未落，人已飘然出座，唯留下盈耳“保重”之声。
这种旋风式的风格令我一时头晕目眩。我想他可真像是一条神龙啊。直到一年多以后大批“精神污染”，当初的一幕重现于虎坊路《诗刊》会议室时，我才想到这很可能是一道“大人物”特有的风景。那次他也是姗姗来迟，也是坐下就说，说了就走。那次他的激情更加不可遏制。当说到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正沆瀣一气，在诗歌领域内刮起一股黑风，妄图否定左联，否定革命文艺，应及时识别，坚决粉碎时，他的手不再是在空中挥动，而是把茶几上的玻璃板拍得砰砰作响。也正是那次，他原先在我心目中尚有点模糊的形象忽然变得清晰起来，而这一形象顽强地和契诃夫笔下的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叠映在一起。一个像他那样怀有钢铁般的信念和眼光的人，除了捍卫与这种信念和眼光有关的秩序外不会再关心什么。他不会困惑，也无意寻求任何意义上的对话，因为他的耳朵中早已充满同样坚硬的真理结石。
相比之下，倒是艾青先生的小小牢骚更富于人性，更亲切真实。由于他的“泰斗”身份，人们往往倾向于把他的牢骚认作是一种幽默；但如下的一段话在我听来只能是牢骚。在那次会议发言的结尾部分他抱怨道：“我只是说写文章得让人能看懂，竟遭到有的人非难，写匿名信痛斥我，说我是诗歌界的‘霸王’；有人要把我送到火葬场。”不过，接下来的一句暗含讽刺的慨叹确实体现了他的幽默，并且是诗人才会有的幽默。他说，诗“真是临到了一个高速公路的时代了”。
诗歌当然不会以高速公路还是乡间小径作为其价值标志，就像不会以诗人身份的等级，或音量的大小、声调的高低作为其价值标志一样；不过，艾青的慨叹还是可以作为旧秩序解体、新秩序生长的某种隐喻。无论人们愿意与否，无论他们的观点有多么歧异，也无论还要经历怎样的反复，有一点在当时已显示得足够清楚，即诗坛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那种受控于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局面，正进行着巨大吐纳的诗歌潮流也必定要漫过所有被预设的河床，而辜负规划者的一片苦心。
一个多月后，我又参加了《诗刊》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与会者除编辑部的邵燕祥、吴家瑾和我之外，记忆中有诗人流沙河、刘祖慈、沙白、周良沛，评论家何西来、吴泰昌、严迪昌等，地点在安徽黄山脚下的屯溪。由于事先宣布这是一次“不登报、不宣传、不扩散”的小型内部会议，最初我心中不免怀有某种神秘感，以至直到会议结束，还觉得尚未开始。应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神仙会”，也是我在《诗刊》16年间参加的不多的称得上“议论风生”的会之一——没有布置，没有仪式，没有主题；杯茶在手，海阔天空，但凭兴之所至。最早的半天会尚租用了招待所的一个会议室，当日下午便移至下榻处一个甚为宽敞的露台上。露台外顺山势生长着茂密的杂树林，可听到栖息其间的大群鹭鸟不时嘎嘎鸣和，鼓翼而起。会议的最后一日，则干脆是在由安徽歙县至浙江建德、沿新安江而下的一只渔舟里进行的，那可是令李白写下“人行明镜里，鸟飞画屏中”这等诗句的一片风景。或许正因为气氛如此自由，会上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反倒记不清了，只留下若干瞬间片断。比如何西来说到古罗马奥古斯都、渥大维时代文艺何以繁盛时那炯炯的眼神，比如沙白说到“不要到老虎头上去拍苍蝇”时嘴角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比如邵燕祥在谈到历史教训时那如数家珍（惨痛的“家珍”！）般的列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