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由十三篇文化散文组成，分别对文天祥、陶渊明、汤显祖、瑞金、欧阳修、王安石、朱熹、陈寅恪、解缙、书院、庐山、方志敏、况钟等十三个元素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的探讨，每个元素又与江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容详细严谨，历史文化等多方面阅读需求都能满足。
作者简介：
李目宏，1954年生，江西永新人。1982年毕业于吉安师专（现井冈山大学）中文系。当过中学教师。1983年进入江西青年报社，先后任记者、部门主任、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2004年调江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任年鉴处处长、调研员，《江西年鉴》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有数十篇新闻、报告文学、散文作品和专业论文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出版过长篇报告文学专著《中国飞牛》（合作）。
目录：
自序
你好，惶恐滩
田园梦
《牡丹亭》的前世今生
共和国之源
醉翁六一
布衣宰相
鹅湖绝响
山巅上的自由魂灵
永乐雪
庭院深深
打开庐山这本书
大地履痕
大吕黄钟
参考文献自序 你好，惶恐滩 田园梦《牡丹亭》的前世今生共和国之源 醉翁六一 布衣宰相 鹅湖绝响 山巅上的自由魂灵 永乐雪 庭院深深 打开庐山这本书大地履痕 大吕黄钟 参考文献 后记《你好，惶恐滩》站在大坝上往上游看，高峡平湖一汪碧水；转过身来往下游看，冬日阳光的余晖给县城、给大坝、给惶恐滩涂抹上一层金辉。也许是冥冥中的天意，大坝在惶恐滩身边横江一拦，将它与十七滩分开。百米高的大坝雄踞江上，昔日狂暴的十七滩静静地躺在水底，水波不兴。距大坝下游一公里左右，惶恐滩沙滩裸露，拾起一块鹅卵石吧，你能品得出它过去的沧桑；身边细流淙淙，掬一捧水吧，江水婉约清凉，传递着十七滩、大坝和水电站的信息，你能感觉得到一种80后新生代的青春活力。水就是这样潺潺流着，流走了历史，流向明天。惶恐滩就这样仰望着大坝，与大坝平静地两相眺望，以这种定格的形式作超越时空的千古对话。没有了喧嚣，没有了凶险；再也听不到人们的厮杀、船工的哀号；过往文人们的长歌已经远去，文丞相的仰天长叹已在历史的屏幕上定格。惶恐滩一片平静。你好，惶恐滩。 《牡丹亭的前世今生》汤显祖两过大余，不经意间找到了“杜丽娘”;而我这次到大余，歪打正着，找到了杜丽娘的祖籍。《牡丹亭》的人物、故事、场景，都完整地印记在汤显祖的大脑里了。梦开始清晰起来。梦一旦在大脑里储存，就挥之不去。在遂昌的任上，汤显祖在政事之余，从大余得来的这些人物、故事、场景在脑子里活泛起来，冲突起来，活生生就要蹦出来，每当此时，他就急命轿夫停轿，在就近店铺找来纸笔速速记下，悬挂在轿内。你想想这样的场景：知县的轿子在街头巷里游动，前面锣声堂堂，衙役开道声声，轿子悠悠，知县的魂魄却一颠一晃地漂游到牡丹亭，看杜丽娘、柳生谈情说爱，品他们的对话唱词去了，突然，几句好词涌出，知县立即叫停，跟班四下里冲入两旁店家，捧出笔墨纸砚奉上，路人无不惊慌莫名……如是次数多了，跟班书吏索性将文房四宝置放轿内 ，好让汤显祖随时取用。时间一长，轿内挂的台词条幅就像元宵节灯谜会上的谜语一样，挂得满目皆是，随轿起伏飘荡。汤显祖辞职还乡，在作了短暂的心理调整后，在临川的香楠峰下沙井巷建了一座“玉茗堂”，以作戏剧创作和研究之用。这是汤显祖的工作室，也是他的“梦工厂”。他全身心投入到《牡丹亭》的创作中去。每当写到动情之处，他也随着剧中人物流泪。当他写到“寻梦”这一出，杜丽娘的“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词时，竟难以自已，独自躲进柴房里放声大哭一场。有了汤显祖这一场大哭，杜丽娘便有了灵魂。 《布衣宰相》“乌台诗案”中，苏东坡感受到官场的冷酷、江湖的险恶、事态的炎凉、人心的良莠。然而，他从王安石的大声疾呼中，感受到来自曾经疑为敌对阵营里的人投掷过来的温暖。在一片肃杀冷气中，这个非同一般的反季节温暖，一下把苏东坡胸中的块垒融化，他接受了这种真诚的人性密码，对自己过去的轻率、误解、甚至有些不够情义感到愧疚。人懂得愧疚，是一种心灵的洗涤，人格的升华。经过这场差点遭受灭顶之灾的变故，苏东坡性情大变。被贬后，他写下了人生的辉煌华章《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也为中国文学史创造了一个巅峰。写到这一段引发了我的联想和思考：检索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那些顶尖人物，他们几乎都有那么一段人生走向暗淡低谷，却在文学上走向辉煌巅峰的经历。诸如战国时代的屈原，在自己的政治见解不被君王采纳，反而因为话说多了屡屡被贬之后，写下了《离骚》；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更惨了，他的主张被多个国家的君王否定，所以他带着弟子们犹如丧家之犬一般奔走于各国，在奔走的路上，留下了他和弟子们交谈的记录，这就是《论语》；汉代的司马迁，仅仅因为在武帝面前不怀疑李陵“叛国”而获罪，遭受了奇耻大辱的腐刑，之后他愤而作《史记》；晋代的陶渊明，是在不入官场之流、多次辞职，最后一次不为五斗米折腰彻底辞职后，回到家乡，才有了清丽的田园诗歌和令人向往的桃花源之梦；宋代的最后一个宰相文天祥，在自己被俘、家破人亡、并亲眼看见大宋王朝的灭亡之后，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浩然正气；明代的汤显祖，也是在官场屡屡碰壁，最后一次在朝廷派人来查办他之前，愤然挂印，不辞而别，回到家乡，才写下了辉煌的《牡丹亭》……这一个个文化巨匠，一篇篇文学巨著，就在作者的痛苦思考中孕育产生；在这一个个亮点的背后，都能看到作者久经磨难的痛苦背影。也许，正是在这种丝毫不带个人私利的氛围中思考，离国家、民族、人性的本体更为接近；把思考命题带入一种更为宏阔的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看清世界、看清人的本性，更深刻地思考问题。这大概是个规律。只不过苦了这些被迫进入这个规律的文化巨匠们，他们经过了炼狱般的脱胎换骨，才有这水晶般的结晶果实。这个代价太过沉重。五年后，苏轼从谪贬的黄州被召回，前往金陵同王安石相会，他们相游于山水，诗酒唱和，无所不谈，相处甚欢。经过那场大变故，他们更加珍惜友情，更加向知己袒露胸怀。王安石说“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苏轼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话里行间，跃出一片真诚。二人君子之交，惺惺相惜，其心可鉴，在文坛传为典范。 《鹅湖绝响》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朱熹的学说为什么能作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体系而延续下来，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们在用武力夺得了江山后都会考虑一个问题：用杀伐征战得来的江山，是不能靠武力来统治的，得用文化，用一种民众能广泛接受亲近、自己又能驾驭的文化，来统一大家的思想。于是，他们用鹰隼般的目光，在中国海量的典籍中四下里寻找。找到能作为这种统治文化的，还真不容易。把目光放远些，从中华文化哲学成型期的诸子百家开始吧。孔孟的思想文化影响力是巨大而深远的。孔子崇尚“仁爱”，讲究的是建立一种等级森严的官场秩序，然后推及社会秩序、家庭秩序，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政治格局。这种社会格局看上去是整齐规范的，对稳定政权统治是有着积极的建设性帮助的。但建立这种秩序颇费时日，而且主要工作在于朝廷，民众在心里未必愿意来帮你构建一个这样严密庞大的社会秩序，所以，孔子的思想体系不是上选。孟子讲究“义”，对国家、朋友、家庭都讲义气，这似乎没有坏处，但对统治者来说，光讲义气有些粗俗之气，登不上文化层面，也不是上选。墨子钟情于“兼爱”，主张人与人之间不分地位的高下，首先是平等的。只有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这个主张很容易获得民众的拥护，但对于统治者来说，简直就有些大逆不道了，皇帝和臣子、百姓、叫花子都平等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皇权摆放在哪里？君权如何体现？国成何体统、家成何体统、社会成何体统？这样的学说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庄子呢？庄子的思想一直像在太空一样缥缈不定，有些玄乎，要让人懂很费劲；老子有些仙风道骨，对于统治思想无太大的文化支撑。都罢了吧。统治者们的目光继续上下逡巡，反复在朱子的学说里扫描打量，突然，“存天理，灭人欲”这一行字跳了出来，扫描的目光顿时停下，统治者们的瞳仁里射出一束亮光，喉咙里咕隆一声：就是它了！你看，多么契合，存天理，天理是什么？天理就是天子之理。皇帝就是天子，是代表上天君临天下的，所以天子的号令就是天理。这个朱子说得太对了，太妙了，简直就是说到了皇帝的心坎儿上。更妙的还有下一句，灭人欲，这才是关键所在。光有天理——天子之言在那里搁着还不够，你还得听话，是真听话，不能有二心，有二心就会有麻烦，就会不听话，就会起疑心，就会长反骨，就会给朝廷、给天子添麻烦，所以你不能有任何的私欲，有什么想法都得灭掉，生生地掐死。说得太好了，这个朱子真是大圣人，他创造了这么一个绝妙的学说存放在那儿，就等着我们去启用呢。这么完美、天衣无缝的学说上哪儿去找？让孔孟之道、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一边歇着吧，我们就用朱子，大大的圣人啊。要用也要用得有技巧。一般的老百姓大字识不了几个，更辨不清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墨子兼爱、庄子飘逸。这些人不足虑，先征服的是那些识文断字的。不是想考取功名、出人头地、耀祖光宗吗？那好，考试科目就是朱子的学说，看谁领悟得深、领悟得透、领悟得能为我所用，那就取谁。朱子的学说，成了绵延中国七百多年来无数学子们唯一的科考复习资料，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奇观，也成为世界文化史的一朵奇葩。在一个数亿人的大国里，人们的思想被锁定在一个叫朱熹的故纸堆里了。……当无数学子考生埋头这堆发黄脆薄的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时，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嘴角露出了暗暗的笑意。朱子生前并没有受到朝廷的这般礼遇，甚至还受到过朝廷的怀疑、贬斥，以至于郁郁而死，他死了也让朝廷担心，怕他的学生借机聚众闹事危害朝廷。但很快，他的价值被朝廷发现，予以高规格的礼遇，这让朱子在天之灵很有些受宠若惊，继而又目瞪口呆：我说的存天理灭人欲不是你们理解的这个意思，你们搞错了！然而统治者不管他的呼号，照用七百年不误。 《山巅上的自由魂灵》《柳如是别传》书一出，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一是因为这部陈寅恪在双目失明后的巨著，是他靠助手念材料，然后构思、口述，由助手记录整理成书的，是他的封笔之作；二是因为这是继刘半农为妓女赛金花写书后，又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为一位妓女作传。吴宓评论，从这本书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道德气节的真实情况，有着深刻的内涵意义，绝不是一种消闲谈趣的行动。但钱锺书对此颇不认同，他认为陈寅恪没有必要为柳写那么大的书。对一位大师的著作见仁见智，学界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但我认为写这样一部书恰恰体现了陈寅恪性格中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先对照一下柳如是和赛金花两人的同异。两人身份基本相同，才色、时代背景相仿，都处在改朝换代时期；所嫁丈夫身份相仿，都是朝廷高官；经历也是先甜后苦，结局凄凉、悲惨。不同点是两人性格迥异：一个刚毅宁折不弯，可以为自己认定的文化去“殉国”；一个随遇而安，为了苟活而“卖国”。所以我分析，陈寅恪之所以写柳如是，最主要的动因就在于，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女子在政治环境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居然会做出慷慨赴死的举动，这一点是足以让天下男子汗颜的，也让人深思。这个动因可以在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挽词中找到依据：“同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寅恪不愧是大师，他发现人所未见，且一语中的，入骨三分。这句话是他写给王国维的挽词，因为他读懂了王国维，理解了他选择的从容平静的自杀；我觉得也可作为柳如是的挽词，因为他也读懂了柳如是，理解了她愤怒的自杀；最后成了给他自己的挽词，是人们读懂了他，理解了他逝世前为中国文化的遭受毁坏感到的痛苦。上天的安排居然是那样精巧，倒是令人难以理解。所以另一位大师傅斯年评价陈寅恪“近三百年一人而已”。是他在柳如是身上看到自己个性的影子，还是他把自己的个性在柳如是身上来了一个淋漓尽致的倾注？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我分析陈寅恪写柳如是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追求完美。陈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深知史学和文学价值的真谛所在，历史是赤裸裸的、甚至是丑陋的，但文学不是，文学追求美，最高境界是完美。在柳如是身上集合了历史和文学，由历史的赤裸、丑陋，最后抵达文学的完美。你看，柳如是本来沦落为社会底层，但她偏偏有学识，不甘沉沦，好不容易以“从良”的方式将自己救赎，无非是想过上正常人的平稳日子，而这时国又亡了，这件事与她有何关？一个弱女子又偏偏将自己的命运与国之命运连在一起，非要“与国之共存亡”，而夫君又怕死不肯；夫君死了，于她来说，又是一个和国之亡差不多的伤心事，偏偏夫君家人又来和她争那些她视之为粪土的家产，她真的绝望了。国亡、家破、亲友为利反目，天地之大，竟无一寸安宁之地能容纳下一个弱女子，她只能以一死而报之。柳如是以死展示一种凄美，凄美得走向壮烈，壮烈在她一生坚守的气节，让男人、身份地位比她高的人为之汗颜的气节。这气节如彩霞在天久久不散，非得要一位国学大师在几百年后，以一部八十万字的巨著来为她祭奠。柳如是短暂的一生，展示了一种由美丽到幻灭的完整过程。追求完美，这是文学探寻的终极目的所在，陈寅恪集数十年学识功底于一书，倾注了他一生对生命、人生、社会的全方位思考。这也是陈寅恪为人、治学的一个鲜明性格。但这些已远去，柳如是已随大师的皇皇巨著进入了历史，进入了文学，让人细细品味，这就够了。 《永乐雪》解缙死得不明不白。我长时间在想，究竟是谁害死了他？不错，是纪纲下的手。但如果把这个责任完全推给纪纲，那纪纲会觉得冤枉，因为如果皇上没有杀解缙的意思，纪纲有十个胆也不敢下手。所以也不能完全怪纪纲。是皇帝朱棣吗？他好像没有下过杀解缙的命令，仅过问了一声而已，而且，他以前还说过“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和他的父亲朱元璋对解缙说的“恩犹父子”有异曲同工之意。两代皇帝都看重解缙，史上少有。这样看来，不完全怪纪纲，也不好怪皇帝，那只能怪解缙自己。但以解缙的聪明才智和为人，也绝没有自己弄死自己的道理。所以，解缙死得冤。《明史》记载：“正统元年（1436）八月，诏还所籍家产。成化元年（1465），复缙官，赠朝议大夫。”尽管后面的皇帝为解缙平了反，但人已经死了几十年化为尘土了。再往前想一想，解缙冤死，他冤在封建制度上。皇位是世袭，朝廷是家天下，容不得外人有丁点非分之想，哪怕是“莫须有”，所以，皇上金口吐出的“恩犹父子”也好，“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也好，不仅统统当不得真，反而潜藏着巨大危险。你看，江山社稷都是朱家的，你一个外姓臣子贴得那么近想干什么？真的想当儿子篡位吗？这是决不能姑息容忍的。这就像一些家族企业，要害部位都是家人掌控，一个外人充其量多给你一点钱让你干活，是不会让你进入核心圈的。所以，在皇帝身边，越是位高权重，参与的机密事情越多，其危险性越大。尤其是关系皇位继承这样重要的事，在臣子们眼里，事关江山社稷国运兴衰，帮助皇上选拔好接班人似乎责无旁贷，应当踊跃参与，建言献计，但在皇室眼里，这是家事，旁人搅和进来纯属多事，多说两句还怀疑你居心叵测。当然，如果没有争议和矛盾，旁人说两句好话也就罢了，说了和没说没什么两样。但如果有了分歧和争议，你插进去，哪怕是正义在胸、道理在握，义正词严也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好，都会给自己留下后患。你想，能登上皇位的只有一个，而皇帝的儿子却不止一个，你帮一个上了，其他没上的心里是啥滋味，眼睁睁看着差一点到手的皇位落到他人手中，他能不恨吗？这种恨能向谁撒？向父皇吗？不能，至少不能公开。能向接班人兄弟撒吗？虽然嫉恨是他占了你向往而且差一点就登上去了的宝座，但这口气还不好就这么向他撒，因为有皇室传统家法在，有父皇在，有满朝文武大臣在，从法理上已无更改的可能。那么，这口气就只能找你们这些出头的臣子撒了,谁让你多嘴多舌管咱家的事？这已经不是哪一个皇帝的喜好问题了，是那种体制决定的。解缙不过是个文人，吟诗作文编书写对子是他擅长的，但他偏偏卷入太多他不熟悉的政治漩涡和官场纷争，而他的性格却又和潮流往往相悖，这就使得他常常步履维艰、烦恼缠身，最终被人落井下石，遭皇上打入冷宫，死于非命。纵观解缙这一生，他以文化作为运载工具接通了官场，而官场却给他提供了一个世界级别的文化大平台，成就了他；官场最后毁灭了一个晶莹如雪的文化奇才，扼杀了他。循着解缙其顺与不顺的轨迹，我们看到是这样一个怪异的画面。 《庭院深深》在研究了大量资料后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为中国的科考取士制度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的理由是：它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跨越五个历史朝代、连续在一个国家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行政官员选拔制度；它是存在于中国文化教育领域的长城，世界独一无二。它和长城一样是壮美的：由十万进士、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加上数量更为庞大的秀才和没能取得功名的学子，一同构筑成这座文人们精神长城的厚实墙体。进士们则是这座长城险要处的一个个关口隘口；举人、秀才、学子们是长城墙体上的那一块块砖石；而烧制这些砖石的窑场，就是遍布华夏如繁星般难以计数的学院；窑场里长须飘拂的“技师”，则是早已取得功名的学者或官员，他们从一个个关隘上移步书院，按照他们的理念，打造出一块块他们满意的“文化长城”砖石。就这样，历经一千多年的绵延累积，这座文化长城气派地横亘在中华大地，让所有见到它的人都要投去敬畏的一瞥。长城是壮美的，它横亘在大地，让城内的生民有一种安全感。它用雄奇蜿蜒的壮美赢得了世界几大奇迹之一的荣耀。这种荣耀的光环太过宏大强烈，以至于我们以为在立足的地球上还不能看全，非得乘坐航天器来到太空，才能看个周全。文化长城也是壮美的，它横亘在中华大地上学子们的精神世界里，让里面的学子们始终保持着一种优越感和追求欲。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在这个长城围起来的天地里，寻找着自己的梦想。它用深邃宏阔的壮美赢得了不同朝代的荣耀，这种荣耀的光环亦过于宏大强烈，以至于当时朝代的人们并未能看全，非得隔了千年，蓦然回首，才得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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