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燕来是上海郊区农户家的孩子，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开出租车。圣诞夜遭遇劫车，他虽然是受害者，却渐渐为劫车人所吸引，鬼使神差地和大王一起开始了黑道江湖生涯。枭雄不是英雄，善恶一步之遥，触目惊心。
作者简介：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移居上海。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长篇小说《小鲍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我爱比尔》《米尼》《妹头》《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月色撩人》《天香》等；散文集《我读我看》、《寻找上海》、《乌托邦诗篇》等；演讲集《小说家的13堂课》。
曾多次荣获国内外各大重要文学奖项，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为当代最杰出的华文作家之一。2011年获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目录：
第一章001
第二章014
第三章032
第四章044
第五章058
第六章071
第七章086
第八章102
第九章121
第十章142
第十一章159
第十二章179
王安忆是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
大家可能是因为知道王安忆的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才知道她很优秀，其实王安忆很早就很好，并且一直都很好。在中国当代文坛，单打独斗王安忆可能稍逊一筹，思想上不及韩少功的深度，语言上没有余华和莫言的个性化，但就综合实力，我认为中国当今的女作家中王安忆是排在第一位的。她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她一直在改变读者的口味。
——作家方方
王安忆是首选的好作家，这毫无疑问。
——作家叶兆言王安忆是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
大家可能是因为知道王安忆的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才知道她很优秀，其实王安忆很早就很好，并且一直都很好。在中国当代文坛，单打独斗王安忆可能稍逊一筹，思想上不及韩少功的深度，语言上没有余华和莫言的个性化，但就综合实力，我认为中国当今的女作家中王安忆是排在第一位的。她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她一直在改变读者的口味。
——作家方方
王安忆是首选的好作家，这毫无疑问。
——作家叶兆言
王安忆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好作家，那么多年来一直那么优秀，很不容易。王安忆说话很有意思。她平时不说文学，但一谈文学，每一句话都说在点子上，很让人钦佩。
——作家余华
在韩燕来，也就是毛豆懵懂的记忆中，他就像是在无限的空闲中长起来的，空闲的地和空闲的人。倘若要追根溯源，他似乎还有一点模糊的印象，就是在一片毛豆地里奔跑。豆棵刮在裤腿上，即便是隔了牛仔裤，小腿和脚踝上依然能感觉坚硬的刺痛。熟透的豆荚炸开了，豆粒四下里飞溅出来，奇怪地发出铃铛般的清脆声响。背后，很遥远地传来父亲的骂声，“小浮尸”、“小浮尸”的，骂他毁坏了庄稼。听起来，他们的毛豆地辽阔极了。在这毛豆地逐渐清晰起来的过程中，它却变成了一片空地。而且，面积也变得有限，远不是无边无沿，凡目力可及处，都矗立着烟囱和房屋。这些水泥建筑物连成一道天际线，有些犬牙交错的，在它参差的边缘，弥散着也是水泥的铅灰色的细粒子，使那天际线有一种洇染的效果，就像是阴霾。抑或是韩燕来成长的缘故，抑或也是事实，那天际线明显逼近过来，同时，在天际线后面，又生长出一道天际线，边缘也更加狞厉。阴霾呢，更加弥散开来，几乎呼吸里都渗进了它的微粒。空地也就相应地缩小，被水泥建筑物包围起来。但即便是这样受到挤压，这片空地的面积依然相当可观。尤其当它布满和堆积起建筑垃圾，稀脏的白色的泡沫塑料块，霉烂的纸板，风一吹，便飞扬起红、蓝、黄、白的塑料马甲袋，看上去，就是壮观的了。
大约是韩燕来读小学的时候，这一片总共有三个生产队的地，一起被开发区征用了。征用以后却又因为经济宏观调控，银根收紧，闲置下来。每年开春，村里头，像韩燕来父亲一辈的人，总会有一两个熬不住手痒，在空地里刨出半亩一亩，翻开来，下些瓜豆菜蔬的种。等种子发芽，透出绿色，非但没有给土地增添一点农事的繁荣，反而像是打上了几块补丁。看上去，更显得满目疮痍。等不到作物成熟，就传来开发的消息，于是赶紧收下些青苗，聊胜于无。收过之后，传闻却又平息下去，并无动静，劳动和收成就这么糟蹋了。三番几次，农人们得了教训，就不再去动这土地的念头了。而一旦停住了手，那开发的消息就再也没有了。这片空地似乎已经被完全遗忘了，而农人们也在这年经月久的休耕息作中学会过清闲的日子。征地收入的一笔钱，在他们眼里，简直是巨大的财富，几辈子的面向黄土背朝天，也攒不起偌大的数字，他们一下子都成了富翁。后来，村子里某一个精明的农人，又想出生财之道，就是将空房出租给那些外乡人。大家纷纷仿效，不仅租出家中空余的房屋，还在原先的房屋边，再搭建出简易的披厦。在上海的城乡结合部，游荡着来自东南西北的外乡人，操着各种生计。有卖炒货的，贩葱姜的，发廊里洗头的，摆地摊修自行车，无照行医，豆制品加工，运输建筑垃圾，他们一拖二、二拖三地投住这里，形成一个外地人口的集居地。而村民们，就又做起了大房东。当启用征地的消息传来时，也会起一阵骚乱，但引起的是兴奋的情绪。因一旦开发，村民们就需搬迁，于是就可再享用一次征换的政策，这一次征的是房屋。像农户这样几上几下的住房，用城里的单元房估算，每一家都可合上二至三套。与他们相邻的，已经开发的征地村民，就已经证明了这个。所以，到那时，连儿子，甚至孙子的房屋都有了。这样，他们岂但没了近忧，连远虑也没了。为了准备到那时征换更多的住房，他们就向村委争取补足欠给的宅基，甚至还要超出一些，村民们谑称为“楦”，楦鞋子似地将宅基地撑足。好了，“楦”足地皮，盖完披厦，安顿下租户，余下来做什么？打麻将。
走进村落曲折逼仄的巷道——许多巷道被增盖的披厦堵住，变成死巷，或者留一道狭缝，可供人挤身而过，走进巷道，便麻将声盈耳，当门常是一桌麻将。随农时繁简而起居忙停的乡人，性格总是悠游的，所以，即便是青壮的汉子，也不大会为牌局起争执，何况乡里乡亲的，更不能认真计较。向来是土里刨吃的生计，便不会冒投机的险，赌注就下得很小。牌艺呢，谈不上精通，却也不那么讲规矩。总之，只是消遣。倒是桌面上的拌嘴，更引打牌人的兴致。乡下人的风趣，也是有机巧的。比如说，他们称“统”为“麻皮”。一、二、三“统”为小“麻皮”；四、五、六是中“麻皮”；七、八，大“麻皮”；“九统”，就是“烂麻皮”；白板则为“白麻皮”。“万”字是“老板”，也是小“老板”，中“老板”，大“老板”地上去，“大亨郎”——“九万”停板。“索子”也叫“条”，所以是一条“浮尸”，二条“浮尸”，三条“浮尸”，直至九条“浮尸”——“老棺材”。玩到兴头上，就要豁边，“老板”还是“老板”，“索子”却变成“卵”，“统”是什么，就不言自明了。倘若一桌牌上有一半是女牌友，又恰是泼俏的性格，那可就越发的上兴。说到后来，简直收不住场，乡下人鲁直的下作，热辣辣的，过瘾是过瘾，却也没什么回味。说就说了，不会肇下事端。而且乡下人的伦理规矩，到底有约束。倘是只有一位女牌友，话题就不大会下道，因免不了就有欺负的嫌疑。倒是反过来，三女一男，那男的明摆着就要吃亏了。言语到激烈处，那三个女的能把男的摁倒在麻将桌边，脱得只剩一条衬里短裤。笑声和叫声，几乎惊动整个村子，人们都跑拢过来看，一并地笑和叫。那男的需说上无穷的好话，才换回自己的衣服，然后落荒逃去，这一出小小的戏剧方落了幕。
除去打麻将，还有唱歌。这应是比较时髦的娱乐，可是在乡人中间，也风行开了。村里那几户购置了卡拉OK机器的人家，多是新婚的夫妇。新装修的婚房里，什么物件都是鲜亮的颜色，主宾的穿着也是鲜亮的。他们是较为年轻的一辈人，早起就装束齐整，女客们很郑重地化了妆，然后来到人家里。主人端出果盘，里面的花生还是染红着的，喜期刚过的样子。等人到齐，卡拉OK机器就开响了。所唱的歌曲并不多，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支，“红尘滚滚，我把青春赌明天”什么的，词曲都是颓废的，可电子乐的节奏很刚劲，唱的人呢，亦有着一股子质朴的激动。他们的嗓门很大，很直，吐字带着乡音。即便是婉约的，例如“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样的对唱，他们也是亮开了嗓子，眼睛瞪着眼睛。其实他们早已不做田里的农务了，可是脸颊，一双手，裙子底下的腿肚，依然有着室外作业的痕迹，比如紫外线的照射所形成的红和纹理粗阔。这大约还是和生活的地理方位有关系。在这城乡结合部，终究开阔而少遮蔽，日头和风就比较旷野，没有像市中心那样，经过工业化的催进，变得文明。再有，他们直接来源于自然本色的审美，也是多取向对比强烈，舍中间调和的趣味。例如，化学染烫过的头发，乌黑浓厚地堆在顶上，耳坠子与指环是金灿灿地镶一颗硕大碧绿的翡翠，大红的衣裙，硬挺的质料，坐下起来都纹丝不动。这些烘托又加重了色泽和笔触。以他们的气质，倘若要抒情，最合适是唱沪剧。无论《鸡毛飞上天》的“从前有个小姑娘”，还是《罗汉钱》里“燕燕你是个姑娘，你来做媒不妥当”，都很亲切。因与他们的乡音贴合，好比带腔带调的说话，很是诚恳。只是不论何种歌唱的伴奏乐里都有着电子节奏，使这敦厚的婉约又变得铿锵起来。这样的电子乐声，是村落里的又一种声音。比较麻将，这一桩娱乐少一些风趣，就也不会演化成那样粗鄙的闹剧。不过，却可能假戏真做地生出些儿女私心来呢！流行歌里面的一股造作的深情，是会把人拖下水的。
遵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传统，村落里的消闲生活也是从一早开始，到了中午，依然要歇晌。正阳日头里的村落，就寂静得很。酣睡的空气都有着感染性，当那些卖菜或者收购旧家电的贩子，骑了自行车来到这里，不禁也会从车上下来，靠了一棵树，或者一截土墙，甚而至于就地躺下，转眼间便熟睡过去。太阳将村落晒得烘热。由于地里不再种庄稼，取而代之的是建筑垃圾，就像封了一层水泥沙土的硬壳，多少改变了这里的气候，不大像湿润的江南了，变得干燥，消耗着人身体内的水分。虽然是这么闲着，可却依然觉着身上乏。午时这一觉可睡到三四点光景，起来后有一阵子意兴阑珊，在狭隘的村道上茫然地走动，有一点白日梦的意思。不过，再过些时候，日头下去些，不那么燥热和干焦，土里面有一股子压抑住的略带潮意的气息起来，还能感觉到它的轻盈和沁凉，村落稍许润泽了一些。人呢？也清醒了。此时，就有了另一番活跃。租房的外帮人渐渐回来了，村道上的往返便频繁了。外乡的口音交汇着，有一些嘈杂，却有生气。韩燕来他们这些读书的小孩子，就是夹杂在外乡人里面放学回家的。他们尖利地呼啸着，挥舞着路上拾来的枝条竹片，驱赶着外乡人，迫使他们让开道，让他们奔跑而去。外乡人受了他们的推挤，并不发怒，还嘿嘿地赔笑。他们有些欺生呢！大人言谈里流露出的歧视，影响了他们，他们就自以为高出外乡人一头。甚至，外乡人还刺激起他们凌弱的心情。所以，看见外乡人，他们就格外的兴奋。外乡人越是谦恭，韩燕来他们就越是无理。但事实上呢？他们并不像表面上那么蛮横，好比大人们也并不像有意表现的那么有成见，他们甚至比对自己村子里的人更喜欢一点这些外乡人。除去外乡人对他们小孩子谦恭的理由，还因为，外乡人显然要更有趣。外乡人其实见识比较多，而本村的人，说是在上海大城市，可是就连跨过铁路去往市中心区，都让他们生怯的。吃罢晚饭，韩燕来他们常常结伴去到某一个外乡人房中，与他们胡调一番。有时候，他们也能听到一些正经的道理呢！
比如那个胡郎中。胡郎中其实并不姓胡，本职也不行医，而是贩药。就是说，将居民家吃不完的药收购来，然后送往缺医少药的偏僻农村，从中赚一点差价，以此为生。社会对这行当普遍存有偏见，可事实上，老话不是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吗？胡郎中就是其中的状元。胡郎中对业务很钻研，每一种药收来，他都要仔细查看有效期和说明书。久而久之，就成了半个郎中。村里的人有一点小病，就会到他这里，让他问个诊，再讨点药，他只按收购价收钱。于是，人们便叫他“郎中”，“胡”姓则来自“江湖”两个字中的一个。“胡郎中”就是这么来的。胡郎中是村子里比较早的租户之一，他所租住的是房东家盖起新楼以后，来不及拆的一间旧屋。里间是他住，外间拴了几只膻气很重的山羊。可能是做药这一行的买卖，胡郎中也染了许多医学的习气，他特别讲卫生。用旧挂历纸翻过来的光面将四壁贴起来，倘拍死个蚊子，用湿抹布一擦，就擦去了血迹。他将桌椅板凳，还有那个改装有许多格子，专门盛药的木柜，都漆成白色，再洒上许多福尔马林药水，真就像一个药房和诊所了。墙上还挂了一面镜框，镜框里是一张南京药学院的毕业证书，也不知有没有这学院。总之，看上去是正规的。当韩燕来他们到胡郎中这里，扑面而来一股膻气和福尔马林药水相混合的古怪气味，胡郎中就在其中忙碌，将白日里收来的药分类，重新包装。他们装作要抢他药吃的样子，他就会说：药不是什么好东西，是药三分毒。韩燕来他们要是问：那么药做出来是给谁吃的？胡郎中的回答就令人耳目一新了。他说：药是给那些吃药吃坏的人吃的。看着韩燕来他们困惑
的表情，胡郎中又进一步解释：比如喝醉酒的人是用什么解酒？还是酒；给药吃坏了的人，就只有用药救；往往是第一种药的害处，用第二种药治，第二种药的害处，用第三种药治；所以，你们小孩子，开头第一次吃药，就必要慎重；一旦吃下药，好比是破了童子身——以下的话，就似懂非懂了，韩燕来他们又呼啸着离开去了。
而另一位真正的郎中，名字却不叫郎中，而是叫“大力士”。大力士是河南人，传说他在少林寺做过和尚，后来还俗，带一家老小租住在人家新楼的底层，其实是半个地下室，本来是存放农具杂物的。大力士有武功，所以行的是带气推拿。看他推拿，真有几分惊心动魄。一个长条汉子，平躺在床板上，自己都动弹不了，可大力士就能叫他翻过来，折过去，两条腿在空中剪着麻花。还有的时候，则是举重若轻，只是伸出两指，在病人腰背的几处穴位点上几点，那人立马站起来行动无碍了。找他来治病的多是伤了腰腿的，也是出力人的职业病。因此，他在这一带有些名声。不过，除了气功推拿，他另还有个职业，卖炒货。他家的房东就时常被两种气味熏倒，一种是浓郁的奶油香精味，另一种的气味就古怪了，有些像尿素里的氨水味，又有些像醋味。前者是制作奶油瓜子，后者则是椒盐。有馋嘴的小孩子问他讨瓜子吃，他一律不给，倒不是他小气，而是因为，他在其中用的是工业的添加剂。要是问他吃死人怎么办，他不像胡郎中那么有道理，只是喃喃地说：吃不死，吃不死！可待等小孩子瞅空又向箩筐里的炒货伸爪子，他的手脚可不像他的嘴木讷，一下子就逮住了。他果真是个不善言的人，有一回，镇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来，查问他有没有家乡政府的准生证，他说不出话来，最后问急了，他红了脸，弯腰拾起一块砖——计生办的人以为他要动武，赶紧四散开，不料，他却是对着自己门“啪”的一下，砖碎成四爿。
这些外乡人里，藏龙卧虎似的，有着一些奇人呢！有一天夜里，忽然响起尖利的警笛声，三辆警车相跟着开进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起来了，推门循着声音过去，最终聚拢在一条短巷里。只见，一群警察夹着一个外乡人正走出一间披屋。那外乡人只穿了条短裤，在手电筒的光里面，身子显得特别白，像拧毛巾似地拧成几股，被推进警车，然后又呼啸着警笛开出，另一辆也尾随而去，余下第三辆的人向房主问话。那房主抖得像筛糠似的，话都说不成句了。这位房客在此住了有两个月，在前边马路边一爿摩托车修理铺打工，少言寡语，从不和人搭讪。偶有人与他打个照面，便看出他长了一张清秀的白脸，照理该是孱弱的，可眼光却很沉着，看人一点不躲闪。谁能想到，他是有命案在身的通缉犯！最后一辆警车开走后，人们还聚在巷道里，久久不愿散去。下弦月也起来了，将村落照得透亮，看上去，就像一个架构复杂精巧的蚁穴。不熟悉的人走进去，就好像走进了迷宫，最适合小孩子捉迷藏了。从这事发生以后，派出所就开始过来调查登记外来人口了。先是登记身份证号码，然后让申请办理准住证。要将人都找全、齐就不容易了，因为外来人员所操营生各种各样，起居作息就不在一个时间里。再要让他们自觉申请，拍照，填表，办证，就更难了。于是又转过身找房主担保，而房主大多不肯承认出租房屋，怕要找他们上税，又怕要他们拆违章建筑。怕这怕那，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乡下人怕官，总以为自己短三分理。所以，做起来也很磨功夫。负责这一片的户籍警老曹，三天两头跑这里，一跑就是大半年，和村民渐渐地就熟了。
老曹是七十年代中，从崇明农场招上来做交警的，就是人们俗称的“崇明警察”，到了近四十岁才评到二级警司，调到了派出所，不用站马路了。此时，人们称交警为“日立牌吸尘器”，意思是他们每日吃灰尘，也可见出时代的演进。当年，他们这批新人，如今已成老人，而级别却是最低，因为没有文凭。那些警校生，三年一级，三年一级四跳上去，老早把他们甩在背后。所以，作为一个警察的生涯，老曹已经走到头了，他不再有什么抱负。每日里，他骑一挂旧自行车，车把上吊着一个人造革公文包，里面装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民警证，工作手册，一些票据，表示着他正在执行公务时间。身上的警服是旧的，敞着领口，警帽略歪斜着，有一种草莽气，流露出老资格和不得意两种心情。他是瘦高个，长条脸，黑皮肤，表情严肃，很不好通融的样子，可是，一旦笑起来，一括一括的笑纹在脸颊上荡开，就令人觉着无比的亲切。他说话有江湖气，对着外乡人是说：你还想不想在这地盘上混了？对村民呢，说的是：老阿哥，帮一记忙，不要敲了兄弟的饭碗头！但就是这，才体现出他工作和社会的经验。他从村子里兜一圈，然后在某一户村民家门口下了车，讨一杯茶喝。门里的人端上茶和烟，让出麻将桌边风头好的位子给他。老曹并不推让，坐下就打起来。从他和牌、砌牌、出牌的手势，看得出这是一个有决断力的男人。老曹虽已到了事业人生的末梢头上，却自有一股落魄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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