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六短篇》精选了铁凝的六篇短篇小说：《伊琳娜的礼帽》《第十二夜》《飞行酿酒师》《孕妇和牛》《七天》《逃跑》，这些作品是数年来经过时间考验的最为读者们青睐的短篇，描写了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这部书的出版可谓她短篇经典的一个缩影，相信读者们会非常喜欢的。
作者简介：
铁凝，当代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麦秸垛》、《哦，香雪》、《孕妇和牛》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总300余万字。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电影《红衣少女》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部分作品译成英、法、德、日、俄、丹麦、西班牙等文字。亦有小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目录：
伊琳娜的礼帽第十二夜飞行酿酒师孕妇和牛七天逃跑我站在莫斯科的道姆杰德瓦机场等待去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懂俄语的人告诉我，"道姆杰德瓦"是小屋的意思。那么，这个机场也可以叫做小屋机场了。
这是2001年的夏天。
我本来是和我表姐结伴同游俄罗斯--俄罗斯十日游，我们都曾经以为彼此是对方最好的旅伴。不是有中学老师给即将放假的学生出过那么一道题吗：从北京到伦敦，最近的抵达方法是什么？答案不是飞机、网络什么的，而是：和朋友一起去。听起来真是不错。其实呢，旅途上最初的朋友往往会变成最终的敌人。我和我表姐从北京到莫斯科时还是朋友，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时差不多已经成了敌人。原因是--我觉得，我那位表姐和我，我们都是刚离婚不久，我们在路上肯定会有一些共同语言，我们不再有丈夫的依傍或者说拖累，我们还可以肆无忌惮地诅咒前夫。但是--居然，我表姐她几乎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就开始了她新的恋爱。我们邻座那位男士，和我们同属一个旅行团的，一落座就和她起劲地搭讪。我想用瞎搭葛来形容他们，但很快得知那男士也正处在无婚姻状态，真是赶了一个寸劲儿。我这才发现我表姐是一个盲目乐观主义者，并且善于讨好别人。我就没那么乐观了，与人相处，我总是先看见别人的缺点，我想不高兴就不高兴，也不顾忌时间和场合。我把脸一耷拉，面皮就像刷了一层糨糊，干硬且皱巴。这常常把我的心情弄得很沮丧。而当我对自己评价也不高的时候，反过来会更加恼火别人。在飞机上我冷眼观察我们的男邻座，立刻发现他双手的小拇指留着过长的指甲。他不时习惯性地抬起右手，翘起一根小拇指把垂在额前的头发往脑袋上方那么一划拉，那淡青色的半透明的大指甲，叫人不由得想起慈禧太后被洋人画像时带了满手的金指甲套：怪异，不洁，轻浮。加上他那有一声没一声的短笑，更是有声有色地侵犯了我的听觉。到达莫斯科入住宇宙大饭店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感受告诉给我表姐，她嘿嘿一笑说："客观地说，你是不够厚道吧。客观地说，他的有些见解还真不错。"我于是对我的表姐也有了一个新发现，我发现她有一个口头语那就是"客观地说"。什么叫"客观地说"？谁能证明当她说"客观地说"的时候她的说法是客观的呢？反倒是，一但她把"客观地说"摆在口头，多半正是她要强调她那倾向性过强的观点的时候。我因此很讨厌我表姐的这个口头语。
当我站在"小屋"机场等待去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的时候，我归纳了一下我和我表姐中途分手的原因，仿佛就是那位男邻座过长的指甲和我表姐的口头语"客观地说"。这原因未免太小，却小到了被我不能容忍。我们从莫斯科到达圣彼得堡后，我耷拉着脸随旅行团勉强参观完铁匠大街上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故居，听一位精瘦的一脸威严的老妇人讲解员讲了一些陀氏故事。没记住什么，只记得老妇人嘴边碎褶子很多，好似被反复加热过的打了蔫儿的烧麦。还记得她说陀氏的重孙子现在就在陀氏故居所在街区开有轨电车。对这个事实我有点幸灾乐祸的快意：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的大人物，他的后代不是也有开有轨电车的么。我想起我母亲也是个作家，而我也没能按照她的希望出人头地。我的职业和婚姻可能都让她悲哀，但不管怎么说，我好歹还是个身在首都的国家公务员。我对我母亲的书房和文学从来就不感兴趣，所以，当我看见我表姐和她的新男友脑袋顶着脑袋凑在陀氏故居门厅的小柜台上购买印有这个大人物头像的书签时，当机立断作出决定：我要离开他们，一个人先回国。我没能等到返回我们所住的斯莫尔尼饭店，就皮笑肉不笑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的表姐。她怔了怔说："客观地说，你这是有点儿耍小孩子脾气。还有四天我们就能一起回去了。"我则在心里念叨着：别了，您那"客观地说"！
我想直接飞回北京但是不行，旅行社告诉我必须按他们合同上的计划出境。我应该从莫斯科飞哈巴罗夫斯克，再乘火车经由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牡丹江。这是一条费事但听说省钱的路线，为此我愿意服从旅行社。２００１年夏天的这个晚上，我在陈旧、拥挤的小屋机场喝了两瓶口味奇异的格瓦斯之后，终于等来了飞往哈巴的航班，是架陈旧的图－１５４。我随着客流走进机舱，发现乘客多是来自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人居多吧，只有少数莫斯科人和我这样的外国人。我既不懂俄语也分辨不清他们之间口音的差异，但说来奇怪，直觉使我区分出了莫斯科人和哈巴罗夫斯克人。我的座位在后部靠走道，能够方便地大面积地看清铺在舱内那红蓝相间的地毯。地毯已经很脏，花纹几近模糊，渗在上面的酒渍、汤渍和肉汁却顽强地清晰起来。偏胖的中年空姐动作迟缓地偶尔伸手助乘客一臂之力--帮助合上头顶的行李舱什么的，那溢出唇边的口红暴露了她们对自己的心不在焉，也好像给了乘客一个信号：这是一架随随便便的飞机，你在上面随便干什么都没有关系。我的前排是一男两女三个年轻人，打从我一进机舱，听见的就是他们的大笑和尖叫。那男的显然是个莫斯科新贵，他面色红润，头发清洁，指甲出人意料地整齐，如一枚枚精选出来的光泽一致的贝壳，镶嵌在手指上。他手握一款诺基亚超大彩屏手机正向一左一右两位卷发浓妆少女显摆。２００１年的俄罗斯，手机还尚未普及，可以想象新贵掌中的这一超新款会在女孩子心里引起怎样的羡慕。似乎就为了它，她们甘愿让他对她们又是掐，又是咬，又是捏着鼻子灌酒，又是揪着头发点烟。我闷坐在他们后排，前座上方这三颗乱颤不已的脑袋，宛若三只上满了发条的电动小狮子狗。这新贵一定在哈巴有生意，那儿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铁路枢钮，是河港、航空要站，有库业岛来的输油管道，石油加工、造船、机械制造什么的都很发达。也许这新贵是弄石油的，但我不关心他的生意，只惦记飞机的安全。我发现他丝毫没有要关机的意思，便忍不住用蹩脚的英语大声请他关机。我的脸色定是难看的，竟然镇住了手机的主人。他关了机，一边回头不解地看着我，好像在说：您干吗生那么大气啊？
这时舱门口走来了这飞机的最后两位乘客：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女人的手提行李不少，最惹眼的是她手里的一个圆形大帽盒。大帽盒在她手中那些袋子的最前方，就象是帽盒正引领着她向前。她和孩子径直朝我这里走来，原来和我同排，在我右侧，隔着一条走道。我这才看清她是用一只手的小拇指钩住捆绑那米色帽盒上的咖啡色丝带的，我还看见帽盒侧面画着一顶桔子大的男式礼帽。同样是人手的小拇指在动作，我对这个女人的小拇指就不那么反感。这个用小拇指钩住帽盒丝带的动作，让她显得脆弱并且顾家。这是一对属于哈巴罗夫斯克中等人家的母子，她们是到莫斯科走亲戚的。回来时带了不少东西，有亲戚送的，也有谨慎地从莫斯科买的。丈夫因事没和她们同行，她特别为他买了礼物：一顶礼帽。我在心里合理着我对这母子的判断，一边看她有点忙乱地将手中几个鼓鼓囊囊的袋子归位。她先把大帽盒安置在自己的座位上，让由于负重而显出红肿的那根小拇指小心翼翼地从帽盒的丝带圈里脱身出来，好像那帽盒本身是个正在熟睡的旅客。然后她再把手中其他袋子放进座位上方的行李舱。最后她双手捧起了帽盒，想要为它找个稳妥的去处。但是，原本就狭小的行李舱已被她塞满，其实已经容不下这庞大的帽盒。女人捧着帽盒在通道上原地转了个圈，指望远处的空姐能帮她一把。空姐没有过来，离这女人最近的我也没打算帮她--我又能帮上什么呢。换了我表姐，说不定会站起来象征性地帮着找找地方，我表姐会来这一套。这时女人前排一个瘦高的男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打开他头顶上方的行李舱，拽出一件面目不清的什么包，扔在通道上，然后不由分说地从女人怀里拿过帽盒，送进属于他的那一格行李舱。随着那舱盖轻松地啪地一声扣上，瘦高男人冲女人愉快地摊了摊手，意思是：这不解决了吗。接着他们俩有几句对话，我想内容应该是：女人指着地上的包说，您的包怎么办呢？男人捡起包胡乱塞进他的座位底下，说，它本来就不值得进入行李舱，就让它在座位下边呆着好了。女人感激地一笑，喊回她的儿子--萨沙！这个词我听得懂。其时萨沙正站在我前排那莫斯科新贵跟前，凝神注视新贵手中的新款诺基亚。他不情愿地回到母亲身边，小声叨咕着什么。我猜是，女人要他坐在靠窗的里侧，就像有意把他和新贵隔离。而他偏要坐靠通道的座位。当然，最终他没能拗过他的母亲。这是一个麦色头发、表情懦弱的孩子，海蓝色的大眼睛下方有两纹浅浅的眼赘儿，--我经常在一些欧洲孩子娇嫩的脸上看见本该在老人脸上看见的下眼赘儿，这让孩子显得忧郁，又仿佛这样的孩子个个都是老谋深算的哲学家。
--《伊琳娜的礼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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