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为2014年中山大学90周年校庆而著的散文汇集，既是一位中大学子对母校及师长的怀想，也是一位学人对当代大学教育的思索。书分三辑，第一辑从一名中山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大学生的视角，谈及作者如何进入大学校园，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生活，捡拾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第二辑怀念师长，忆述黄海章、董每戡、陈则光、吴宏聪等诸位著名学者，他们执着地行走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努力保持独立的学人品格。第三辑收录了四篇作者在中大的演说辞，对当下大学文化及高校教育进行了针砭与思索。本书既是一位学人近四十年来的随忆，也是一位中大学子对母校的怀想。在作者笔下，往事、故人、旧物皆有意蕴。展卷其中，读者能感受到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深厚的学养，也能感受到这位中大学子一颗拳拳的爱校之心。
作者简介：
陈平原，1954年生，广东潮州人。在粤东山村插队八年，其间利用“右倾回潮”之机，补读了两年高中。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得以重返校园。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中文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995，1998，2003，2009，2013）、北京市第九、第十一、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2010，2012）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等著作三十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2014年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目录：
我的“中大故事”（代序）
我的大学
永远的“高考作文”
未必“永远”的记忆——《永远的1977》序
从《红豆》到“学刊”
附录一：《红豆》1-7期
目录：
.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
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
不该消失的校园风景——《走近中大》序
从中大到北大
我的师长
花开花落浑闲事——怀念黄海章先生我的“中大故事”（代序） 我的大学永远的“高考作文”未必“永远”的记忆——《永远的1977》序从《红豆》到“学刊”附录一：《红豆》1-7期
目录：
.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不该消失的校园风景——《走近中大》序从中大到北大
我的师长花开花落浑闲事——怀念黄海章先生一位后学的读书笔记——《董每戡集》序此声真合静中听——怀念陈则光先生“爱书成癖”乃书生本色为人师者——在吴宏聪教授从教55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吴宏聪与西南联大的故事——吴宏聪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附录二：向母校告别——记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最后一次集会（吴宏聪）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格外“讲礼”的吴宏聪老师我回母校讨诗笺
我的演讲校友与大学文化民族自信与文艺复兴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做大事”与“做大官”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南国多雨，再深刻的脚印，也都不能长久存留。好处是，风疾雨骤，转眼间又是蓝天白云；于是乎，这里的读书人，普遍相信“苟日新，日日新”。不好的地方呢，若你想怀旧，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就说康乐园吧，当初大草坪上、老榕树下、图书馆边、杜鹃花前，那么多有趣的故事，不也早就随风飘去？十年前答记者问，我曾提及：“逐渐远去了的大学生活，确实该写点东西来纪念。包括对老师、对同学的追忆，还有参与办刊物等校园生活的很多细节，都值得好好记取与珍藏。”[1]可实际上，“追忆往事”需要契机，也需要氛围。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没能像北大同学那样，推出自己的“集体记忆”[2]，也就难怪我的懒散及懈怠了。相对来说，我还算是“有心人”，三十年间，不断回望康乐园，直接或间接提及自己大学生活的文章，不下十来篇。可说实话，昔日的印象越来越模糊，回声也越来越遥远。趁着这回纪念毕业三十年，拾取若干记忆，免得我的“康乐园”彻底消逝。校园生活值得怀念，可同学间并非全都是友情——其中不乏误解与猜忌，甚至还有拿不到台面上的钩心斗角、造谣诽谤。好在时间是个好东西，轻松地抹平了你我间不太愉快的记忆。几十年后见面，都说“同学一场”不容易，彼此握握手，互道安康。因当初不是风云人物，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我的诸多文章或答问（如《永远的“高考作文”》、《从中大到北大》、《从〈红豆〉到“学刊”》、《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1977恢复高考，我的命运我做主》、《陈平原：“一生而历二世”》），基本上只谈自己的事。一怕见识有限，二怕记忆不确，三怕误伤同学……只有自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既无关大局，也无伤大雅，自信还能拿捏得住。我谈中大的文章，到目前为止，最有价值的，还属那些怀念老师之作，如《此声真合静中听——怀念陈则光先生》（1992年）、《花开花落浑闲事——怀念黄海章先生》（1993年）、《为人师者——在吴宏聪教授从教55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1998年）、《不该消失的校园风景》（1999年）、《吴宏聪与西南联大的故事》（2002年）、《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2007年）、《格外“讲礼”的吴宏聪老师》（2011年），以及《一位后学的读书笔记——〈董每戡集〉序》（2011年）等。最后一文，乃《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3期）中的一节，应岳麓书社编辑之邀，改写成五卷本《董每戡集》的序言。大学四年，我多少有过接触的中大中文系教授，除了上面提及的黄海章（1897—1989）、董每戡（1907—1980）、陈则光（1917—1992）、吴宏聪（1918—2011），还有好几位。比如，曾宪通老师曾带我去拜访过容庚先生（1894—1983），听他教导年轻人如何立志读书，以及讲述自己“课越上越少，薪水却越来越高”的奇妙变化；因参与编辑校园文学刊物《红豆》，也曾登门向楼栖先生（1912—1997）请教。至于王起先生（1906—1996），读书时听过他演讲，毕业后多次拜访，受益匪浅；虽曾在专业论文中阐述王先生的学术贡献，却没能呈现其日常生活以及课堂上的风采，深感惋惜。从十五年前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到为吴定宇主编的《走近中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作序，再到撰写专业著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校友之追怀大学生活，不是老师风采，就是同窗情谊，再有就是演戏、出游、办杂志、谈恋爱等；大学四年的主体——上课、讨论、复习、考试等，反而基本上被遗忘了。阅读此类怀旧文章，不见“读书”这一主角，以致没上过大学的人，会误认为校园生活就是这么清风明月，浪漫无边。那些“枯燥无味”的苦读场面，日后逐渐隐去；同学们追怀不已的，全都是“充满戏剧性”的逸闻琐事。其实，如着眼于教育史、学术史或思想史，课程安排与课堂实践，即便不说“格外重要”，起码也是“不能忽略”。我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四章特别提及：“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尽管这很重要），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我就读中山大学那四年（1978年2月至1982年1月），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整个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毫无疑问，我们的校园生活——无论“课内”还是“课外”，都深受这大思潮的影响。有感于怀旧文章多谈“课外生活”，我想反过来强调：描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的教学状态，比起那些私人化的“情绪”与“轶事”，更耐人寻味，也更有史的意义。没有当年日记，也不知课堂笔记搁在何处，我只好请中大中文系李炜教授帮忙，复印了我的学籍表及课程表。说实话，面对这些斑驳的纸片，我好几天睡不着觉，觉得自己确实有责任把三十年前的校园风景与青春记忆写下来，留作当代中国学术史或教育史资料。先抄我学籍表上的课程，至于各科成绩，跟论题相关则提及，否则隐去。以下各门课程的排列，依照学籍表上的顺序，别无深意： 第一学年：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概论、现代汉语、英语、政治经济学、体育； 第二学年：英语、体育、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一）、文艺创作； 第三学年：外国文学、英语、中共党史、中国古代文学（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选读、民间文学（选）、宋元文学史、艺术辩证法（选）； 第四学年：明清文学史、国际共运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美学（选）、曹禺研究（选）。 第一学年的七门课，修业时限均为两学期；第二学年八门课，前四门两学期，后四门一学期；第三学年八门课，外国文学两学期，其余的一学期；第四学年因撰写毕业论文，课程较少，只有五门课，且均为一学期。按每学期每门课程两学分计算，共80学分；加上实习和毕业论文，大约是90学分左右。与目前北大中文系本科生毕业需修满145学分相比，当年中大的课程不算多，但基本框架都在，没有大的纰漏。唯一的遗憾是缺少古文献方面的课程（如文字、音韵、训诂以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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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但那是当年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北大中文系有古文献专业，是特例）；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决定成立直属国务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后，各高校才纷纷开设此类课程。至于“中国通史”，我记得自己上了两学期，就在教学楼的阶梯教室，与七八级同学合上的。为何学籍表上没有成绩？估计当时只要求听讲，不用考试。七七级学生年龄普遍偏大，好处是阅历丰富，学习认真，缺点则是冒进与急躁，不愿意也不屑于“按部就班”，总想找方法，抄捷径，尽量往前赶，“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别的好说，轮到学英语，问题可就大了——这么学，必定根基不牢，日后不断补课，越补窟窿越大。一开始，学校对于给不给中文系学生开外语课有些犹豫，除了缺少教师，更因对我们这个年纪才学外语，有没有必要以及能否学好，实在缺乏信心。记得第一学期上英语课，不断调换时间、地点，大概属于“见缝插针”。老师对我们这些“老童生”另眼相看，说是因材施教，“以阅读为主”，主要讲语法，再就是多记单词。有一段时间，我拿一本小辞典，从第一页开始往下背。如此学外语，自觉进步很快，可实际上只适合于上考场——我的硕士及博士入学考全都“一路畅通”，“诀窍”就在这儿。可当我进入研究生课程，第一次在英语课上高声朗读，老师连说听不懂，那一瞬间我几乎崩溃了。这“哑巴英语”的尴尬，有学生天赋问题，但主要还是教学观念及方法的失误。与英语同属公共课的，还有体育。开设两年四学期的体育课，主要不是为了培养某种技能，而是逼着我们走出教室，不要只是闷头读书。七七级同学大都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风里来雨里去”，身体素质本不错，可这么一头扎进图书馆，容易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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