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


作者:邹建军     整理日期:2014-11-17 15:54:27

  《江山之助》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20卷丛书之一。是作者近年来在比较文学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领域研究探讨的成果集结。该书在关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问题总的框架之下,主要进行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以及中外文学个案的研究,本书所辑是发表在各学术期刊上相关学术问题探讨的主要论文。
作者简介:
  邹建军,又名邹惟山,1963年生,四川省威远县越溪镇人。文学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精品课程《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史》主讲教授。出版《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现代诗学》等论著,《时光的年轮——邹惟山抒情诗选》、《邹惟山十四行抒情诗集》、《此情可待》等诗文集。主要学术领域为文学地理学、文学伦理学、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主要创作领域为汉语十四行诗、辞赋、散文随笔,兼及书法与摄影。
  目录: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王向远1
  自序1
  文学地理学批评
  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文学地理学及其实践意义
  ——以《海上夫人》为个案
  我们应当如何展开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
  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
  文学的产生与作家的地理感知问题
  文学历史叙述的地理版图问题
  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叙事问题
  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
  文学批评方法原创性的基点问题
  西方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以自然风景呈现为基础的立体创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王向远1自序1
  文学地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文学地理学及其实践意义——以《海上夫人》为个案我们应当如何展开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文学的产生与作家的地理感知问题文学历史叙述的地理版图问题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叙事问题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文学批评方法原创性的基点问题西方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以自然风景呈现为基础的立体创构
  ——《老水手行》主题表达与自然风景的关系
  失望与希望的二重唱——艾略特戏剧组诗《“磐石”合唱词》核心精神探讨伦理景观的重现及其审美意义建构——易卜生长诗《泰尔耶·维根》的艺术特质多种力量的交织与冲突——易卜生长诗《在高原》的伦理现场阐释中国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毛泽东诗词中自然景观的五种形态——以山的意象为中心审美的力度:当代中国自然山水诗写作的得与失——以车延高华山诗为个案当代中国的生态寓言——阎志长诗《挽歌与纪念》中的四个意象童年时代的地理记忆——江鹄抒情诗的思想艺术来源内江文化与内江名人及其地理基因解读——在内江市图书馆的演讲文学地理学研究与比较文学以世界文学为基本对象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以诗译诗”:一种必须坚持的诗歌翻译观念后记
  文学地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文学地理学及其实践意义——以《海上夫人》为个案  文学地理学批评与从前的作家地理与文学地理研究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学地理学批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后者只是借用地理分布的概念来分析作家的地理分布与文学的地理流变。中外文学批评史上的许多作家与作品,只要其创作过程、艺术文本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相关,就可以用此种批评方法进行批评与研究,而这种批评和研究会给我们提供全新的视野、全新的认知与独立的观念。但是,正如其他所有的批评方法一样,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只有与它与其他相关批评方法有机结合,才可发挥最佳效用,产生最大意义。对于易卜生名剧《海上夫人》,如果我们采用文学地理学、文学伦理学、精神分析批评、女权主义与审美批评等多种方法并有机结合,就可以把握其要旨、触及其美妙、解说其特质、揭示其内在的艺术与美学图式。本文试图以其为例,作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本批评尝试,并以此说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原创性与具体的操作方法。一、地理批评:对《海上夫人》的四种发现 《海上夫人》是易卜生后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中外学者都曾经做出过批评与的研究,得出过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剧本有三位最主要的人物:男主人公房格尔是海边小城里的一各医生,女主人公艾梨达是其续弦妻子,庄士顿是艾梨达年轻时代的恋人,即“陌生人”。除此之外,还包括房格尔和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博列得与希尔达,大女儿从前老师阿恩霍姆,以及两位年轻的艺术家巴利斯泰与凌格斯川;不包括没有出场的房格尔前妻、房格尔与艾梨达所生的小孩,一共有十位人物;出场的八位人物之中,很难分辨出哪些是主要人物,哪些是次要人物,因为所有的人物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从剧情来看,故事发生在夏天,海峡即将封冻以前,剧作家主要关注的是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与未来的命运;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几乎都处于情感与思想层次,虽然都是生活化的故事情节,然而也具有一定的传奇性。剧本完成的时候,易卜生给出版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它标志着我找到了一个新方向。”对此,中外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不知道他所说的“新方向”究竟是什么?其实,作家所说的“新方向”,主要指向两点:一是从写实艺术转向象征艺术;二是从关注社会问题转向挖掘人物内心。可以这样说,《海上夫人》一剧中人物形象鲜明,内容广博且艺术精湛,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我们所说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主要是根据对古希腊悲剧与19世纪英国诗歌的研究,而提出来的一种新文学批评方法,然而它的运用前景却十分广阔,不限于外国文学,也不限于小说、戏剧、游记与长诗等文体,对于与地理相关的所有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解读《海上夫人》一剧,有以下四个方面新发现:   其一,《海上夫人》中因为人物与不同地理意象之间的关系,而存在多种相互关联、照应、依存的环形结构。所有的人物都生活于与小城相关的地理环境里,由于人物和人物的特殊关系,人物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三个连环圈。第一是艾梨达、房格尔与庄士顿之间所形成的三角情人关系,出现了第一个连环结构。第二是艾梨达、博列得与凌格斯川之间的三角情感关系,出现了第二个连环结构。第三是博列得、艾梨达、房格尔及其前妻之间的三角情感关系,出现了第三个连环结构。人物与人物之间形成的三个连环结构,与人物的性格、作品的主题、艺术的结构与艺术风格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然而,如果没有小城、海滨、浴场、山坡与海峡这样的地理环境,每一个人物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托,人物的性格与某种特定地理景观也就没有了关联,比如房格尔与陆地、艾梨达与大海、陌生人与远洋、博列得与海边水池之间的种种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人物与人物之间似乎不存在真正对立的冲突,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与心灵上的关联,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我、他之间所形成的都是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依托的连环体。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人物关系,也许在易卜生看来,人类社会的本相应该如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与斗争,都只是某种特定情境下的一种变相,荒唐而可笑。相比较而言,曹禺剧作《雷雨》里也有八个主要人物,然而他们之间却基本上都是对立与冲突的: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是劳资之间的你死我活,蘩漪与四凤之间因为周萍也是水火不容,周朴园与侍萍之间更不消说,周萍与周冲之间因为四凤也没有兄弟亲情,如此等等;在阶级斗争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是陌生与冷漠的,没有《海上夫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情感连环体。由此可见,两位作家对于不同社会形态与人物关系的认知,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然而,没有大海与陆地、山坡与海峡、小城与世界、凉亭与走廊之间的关联,易卜生所理解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联,就得不到深度的表达。   其二,每一位人物的性格与命运,都有一个象征体与之对应,从而形成了一种由诸种因素之间相对性而产生的立体结构。主要有这样几种立体关系的存在:艾梨达——“美人鱼”;庄士顿——“淡青色的大珍珠”;博列得——“老鲤鱼”;阿恩霍姆——“夏天的海峡”;凌格斯川——“黑衣寡妇”。如此众多具有象征性的意象琳琅满目,犹如闪闪发光的珠贝,让人回味与沉思。经过深思,才发现它们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存在,而是有其对应物的。由于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有一个象征意象与之对应,自然而然就让全剧形成一种对应性立体结构。每一个人物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意象存在,不仅让读者产生一种满目琳琅的感觉,同时也让剧情发生由时间向空间的转向,从而形成一种圆形的艺术结构,读者不仅可以深究,并且可以将自己的审美情感投入其间,并延伸到其他许多相关的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海上夫人》是了不起的艺术创造,精巧的艺术构思、出色的艺术想象、精致的艺术传达、独到的艺术风格。然而,与人物心理性格对应的物象,基本都是自然景观,而不是人物内心的某种东西。按照文学地理学批评对于地理的理解,所谓地理就是“天地之物”,那么,《海上夫人》里的人与天地之物之间的关联,就是作家艺术构想与艺术创造的具体体现。也许这就是《海上夫人》超越同时代许多剧本的关键所在。  其三,自然地理空间链接让剧作产生一种循环往复的空间结构。剧中所发生故事的地理环境,可以分为内圈、中圈与外圈。所谓“内圈”,是指由花园、凉亭、水池、山沟、丛林、海峡、大海与人物群像活动其中而产生的地理空间;所谓“中圈”,是指由小城、港口、海峡与大海而构成的人物活动并可以远观的自然景观;所谓“外圈”,是指由人物主要活动地区海滨小城为标志的挪威,庄士顿因杀死船长而逃往美国、英国、前苏联阿尔汉格尔斯特,以及东方的中国、澳大利亚等地,所构成的涉及世界各国的自然地理景观。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由小到大、由点到面,以及在此基础上一圈一圈扩大的自然地理空间的组合,《海上夫人》的思想境界也许就没有如此高远,艺术时空也许就没有如此阔大。如果所有的故事都发生于海边小城,就像《玩偶之家》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家里一样,其艺术效果也许就会发生变动。一般而言,地理因素在文学作品的人物关系与主题表达中并不具有决定作用,然而其美学意义也不可小视,《海上夫人》正是以大陆与大海之间的地理关系为骨架,让所有的故事发生在以挪威为中心的世界地理空间里,人物的性格与人物形象的立体感,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地理空间,正凝聚了易卜生的艺术智慧,说明他是一个具有深厚地理思想的作家。  其四,具有深厚内涵的象征意象,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意象群落。剧中存在许多关键性的、纠结性的、内涵丰富的自然地理意象,它们以自己的奇特而与人物、主题、艺术结构发生关联,具有独到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剧中许多关键性的意象,多半不具有单一性,而是具有双重性或者多重性。首先是“海婚”意象。艾梨达少女时代与庄士顿恋爱,庄士顿把钥匙和两人的戒指挂在一起,用力丢进了大海。两个戒指所具有的意义就是让两个人的命运从此就联系在一起,让它具有一种双重影像与双重精神。其次是房格尔与艾梨达所生的小孩子,虽然十分可爱却很让人纠结:在三、四个月的时候,艾梨达发现他的眼睛和大海具有相似性,一双深邃的眼中总是出现像大海一样的潮涨潮落景观,这种眼神与从前的庄士顿极其相似,小孩眼睛与大海、庄士顿眼睛发生了重叠,具有了多重性。再次,英国的大轮船从海峡外面开进来,然后又开出去,在来来去去之间,陌生人由此而来,也由此而去,海峡的解冻与封冻也由此展开,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得到暗示,因此海峡及英国的巨轮,具有象征意义。第四,几个死亡意象形成复合性结构:孩子的死、房格尔前妻的死、船长的被杀死、凌格斯川的将死,四个死亡意象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对于主题的表达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深刻的意义。第五,人物之病的描写具有重要的意义:艾梨达的思乡病、凌格斯川“劳伤症”、庄士顿的心结、博列得的心病等,说明每一个人物虽然身体健康,然而又都是有病的,有的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是心理上的病,人物所有的情感与思想往往都是因为病症而产生,所有的故事情节也都是因为病症而发生。因此,所有这样一些意象以及由于相互之间的关联,构成了一种复合性的意象群落,值得在文本细读基础上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从而得出与从前的学者不一样的,甚至是全新的结论。    由此可见,今天重新解读《海上夫人》,之所以能够得出以上四点认识,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一种新的角度,采取了文学地理学批评这样一种新的方法,于是发掘出了原作里本来存在的深度思想与艺术意义。二、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与多种批评方法的结合  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可以发现《海上夫人》中存在许多与地理相关的问题;然而,要真正地理解与研究它,如果只是运用一种批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多种批评方法的有机结合。对一部本身曲折而复杂的文学作品,只用某一种批评方法往往都是不够的,因为没有哪一种批评方法可以包打天下。只有将多种批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直抵其思想和艺术本质。任何批评方法都不能离不开审美批评而存在,因为文学作品本身是审美的产物,文学研究是建立在对文学文本仔细阅读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文学欣赏与批评基础之上的。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是审美,因此任何一种真正的文学批评方法,首先就是一种审美判断与审美探究。  对于《海上夫人》的探究,也是如此。首先,如果我们关注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构成,探讨由人物的情感与婚姻而形成的三个环形结构,就可以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此观之,就可以发现此剧存在复杂的伦理关系网络,每一个人物都具有深厚的伦理内涵:是离开还是回归房格尔,是摆在艾梨达面前的一道伦理难题;是让艾梨达离开而获得所谓的自由,还是以自己的实力果绝地阻止她的离开,是摆在房格尔面前的一道伦理难题;是违背艾梨达的自愿要她跟着自己离开小城,去过从前所向往的自由广阔生活,还是让她自己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未来,是摆在陌生人面前的一道伦理难题。因此,如果我们提出此剧是一出伦理悲剧的话,相信没有人会加以坚决地反对。因为剧中人物之所以处于两难境地,主要就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不容易处理与解决,所以才产生情感的浪花与思想的交锋。其次,如果我们关注小孩子眼中的“海潮”、“海青色的大珍珠”,以及“美人鱼”、“老鲤鱼”意象,以及与剧中人物相关的四个死亡事件及其内涵,就可以运用精神分析法进行全方位的观照与深度分析。因为在这些与自然地理相关的意象里具有深厚的心理与人格内涵,与他者的情感、想象、感觉能力相关联,其独特思想价值与美学意义,也与此产生密切的相连。不仅是对剧中人物形象可以进行细致心理分析,如果与特定的自然地理意象相结合,就可以发现易卜生从此剧开始告别外在社会现实描写,而特别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与灵魂问题,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用精神分析法进行探讨,只有像《海上夫人》这样本身具有心理内涵与情感力量的作品,精神分析法才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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