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过极为漫长的游历，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作者在游历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村长、失业者、矿工、餐馆老板、发廊女、退伍老兵、移民、作家、小镇青年……作者与他们交谈吃饭，走入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人生片段。很难想象，从黑龙江到云南，从冷冽的东北雪国到潮湿的西南腹地，从城市一隅到小镇乡间，作者是以怎样一种知识分子的思绪游走着，消化着这大千世界各式各样的价值观。
这本书不仅是许知远对中国土地的旅行记录，最重要的是，作者也为中国重新定义了自己的故事。
作者简介：
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就职于《生活》与《商业周刊》，也是FT中文网与《亚洲周刊》的专栏作家，他还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已出版的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昨日与明日》、《新闻业的怀乡病》、《醒来》等。目录：
01 向南方
02 三峡纪行
03 从上海到西安
04 北京故事
05 穿梭在历史的江南
06 台湾素描
07 小镇青年，贾樟柯
08 无根的丹青
09 毛之后的中国？
10 余华：活在喧嚣的国度书摘一：卖汽球的小余我在新县城的广场上碰到小余。广场颇有几位卖气球的小贩，气球颜色与形状不一，都是熟知的形象，机器猫、白雪公主、奥运福娃、米老鼠……它们的色彩与工艺有一望可知的廉价感，倒是县城里的广告牌、店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的音质相当匹配，都有一种粗鄙的亮丽。
小余与那些小贩不同。他年轻，身材瘦小，脸上却挂满了书卷气，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而唇上柔软、随意的黑胡子，让他像是一名设计师。倘若他穿了白衬衫，眼镜框再窄一点与粗线条一点，就像是时尚杂志所钟爱的青年设计师了。
或许是小城的百无聊赖，小余吸引了我。他让我想起了昔日社会中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他们有糖果、画片和姑娘们喜欢的头饰，他们还代表着陌生与新鲜的世界，给过分平静的生活带来涟漪。
我们邀请小余一起吃晚饭，他也是小城的过客，不愿意回家中过年。傍晚七点，他准时到了酒店。他坚持要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找他。他后来说，是因为他所住的“春风旅社”太寒酸了，是十块钱一晚的地下室。看得出，这与其说是他脆弱的虚荣，不如说是他保持自尊的方式。
我们在酒店冷清的餐厅的包间里，喝着重庆产的山城啤酒，听小余讲他的故事。一九八四年，他出生于秭归县的一个乡村，十八岁时，再也压抑不住对读书的厌倦，跑到了宜昌市讨生活。他在那里为一家垃圾处理厂工作，负责为废弃金属分类。“那是个污染严重的工作，”他说，“每个月一千块，管吃管住。”对于他的家乡来说，宜昌是个大城市，有各种可能性。
他还卖过仙人掌，骑三轮车替人运货，找不到工作时，就睡在长江边的公园里，夏夜温暖宜人，却被人偷走了钱包。他不会向家人求援，家里也帮不了他什么。他们家是库区的移民，忙着从旧家搬到新家，政府答应一次性支付的一万八千元安迁费，却被乡里干部变成了每月付五十元，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个整数，还能做点小生意，但分开给，就什么用也没有。”小余说。
他卖了半年的气球了。他从以每个两块的价钱从宜昌按批货，来到周边的小县城兜售时，五块钱一个，他认为特别漂亮的，比如流行的米老鼠，可以卖到八块。每次出发前，他的小小行囊里除去很少的衣物，还有一个充气机，他用少量的化学药品在地下室的房间里，制作出氢气，把气球充上气。
一周前，他坐着长途汽车来到巴东县，他不认识任何人。他的生意不好不坏，他发现巴东人喜欢新奇的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只要是他们没见过，就会试一试，包括他的气球。
饭桌上都是男人，话题自然地就引到女人身上。小余一下子变得动情起来。旅行时，我经常会碰到各色小镇青年，他们年纪小小，却似乎有着单调又丰富的社会阅历。县城与小镇的精神生活是匮乏的，他们以成年人的世俗生活来填补，他们过早地学会抽烟、喝酒、赌博，在歌厅里扔掉童贞。他们在街道上呼啸而过，暴力和性成了唯一可以把握的青春，生命在此作了灿烂却短暂的停留，然后迅速、头也不回地奔向衰老，不过二十岁，却带上了暮气。
小余却相信爱情，他是个多情的种子。在宜昌时，他先是陷入了一场不对等恋爱，一个大学女生，从不愿意承认他们是男女朋友，只愿意接受他的照顾，却很少给予回馈。他们的恋情注定走向终结，只等她毕业。然后，他朦朦胧胧地爱上了同事的老婆，一个比他年长十多岁的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他喜欢和她谈话，偶尔的拥抱让他陶醉，结果可想而知，尽管什么也没发生，他还是被迫离开了工作单位。比起他节俭的日常生活，他对于女人们过分慷慨。即使分手在即，他仍花了几百元给女大学生购买生活用品。他还偷偷买了一套保暖内衣裤，希望有一天能送给那个成熟女人。
在从宜昌前往巴东的长途汽车上，身旁一个少女抑制不住倦意倒在他肩膀上睡着了。整整三个小时，他身体僵硬麻木，只为了不打扰她的睡眠。他记得她是在江苏打工，春节回家车票紧张，于是一直站在火车上。下车前，他对那个女孩和她的母亲说，可以替她们在宜昌买回程火车票，这样就不用再站回去了，让他遗憾的是，她们没相信他。在巴东的旧县城，他遇到了一个明眸善睐的少女，送给了她一个粉色米老鼠的气球。旧县城的生意不比新县城，他还是在这连续呆了三天，只想再碰见她。
吃过饭，小余提议到江边散步。沿着石阶而下，正是跨江大桥，一路上，我不停地看到这种通体白色的钢索桥，它们就像一只只巨大的纯白竹叶虫趴在山峰之间，暂时地休憩。对岸的山已隐藏于黑暗中，山腰上闪耀的灯光。
小余诚恳地请我们吃路边的烤羊肉串，他还谈到了他在“春风旅社”里的另一个住户，是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是个卖春的姑娘，过年时也未归家，他们孤单在外，有时一起在旅社的厨房里煮面条吃，打发寂寞时光。他似乎在暗示，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服务，他愿意给她打电话。他的自尊是淳朴的，他不想只占有，愿意提供帮助，回报我们的酒饭。
“在北京鞋垫好卖吗？”他突然问。我不置可否，看得出他渴望更大的城市，他甚至还提到了北京的奥运会，他说能去看一场比赛，是人生的一场梦。
书摘二：台湾素描前往高雄的列车上，我断断续续的读着黄春明的文集。那篇《小寡妇》没有期待的那么好看，那些姑娘们的名字太过眼花缭乱了，她们的声音太叽叽喳喳了。另一篇《看海的日子》，更有一股低沉、绵延的力量，妓女梅姐的希望与苦痛一样透明。出生于一九三五年的黄春明，是台湾或许第一个将本土的小人物塑造成经典文学形象的作家。在回忆里，他说自己是个充满反叛性格的人，少年时就是个打架能手。这不是对暴力的迷恋，而是对不公的义愤，他总喜欢打抱不平。文学是他释放这种强烈情感的另一种方法，心灵最敏感时，他偷偷的阅读禁书，那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和苏俄小说。这些革命现实主义，启发了他将妓女、矿工、渔民、小职员这些经常被忽略的市井小人物为小说主人公。
《小寡妇》中的那些妓女的遭遇，是黄春明对于那令人窒息的美国影响的反抗。在一九五零至于七零年代，美国是台湾的保护者、援助者，它是强大与繁荣的象征。对于它的不假思索的崇拜与迷恋中，很多台湾青年甚至忘记对自身命运的探索，也忽略了两这关系中的存在的不公与屈辱。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恐怕难以忘怀那位黄老板的快活口气：“现在喏，机会来了。要赚，赚美国仔才快。”
书一页一页的翻过，高速列车几近无声的从北向南，温婉动人的高铁小姐推着饮料车所走廊穿过。窗外是一狭窄的平地，在远处是隆起的山脉——中央山脉将台湾岛一分为二。西岸平坦，恰如我第一眼看到的美丽的福尔摩莎；而东岸的海岸线则陡峭、壮丽，海浪拍打岩石，浪花飞溅。从台北到高雄，几近这蕃薯状岛屿的一北一南，只需要一个小时四十分种。台湾变小了，更紧凑了，情绪的表达也更容易了。横穿中部的浊水溪，也是政治版图上的蓝、绿两色的分界限。国民党的支持者们集中在北方，而南方则是民进党的票仓，越往南，绿色越深。深绿的支持者们，经常早晨坐高铁赶到台北，在示威抗议之后，晚上再做列车回去。
前往高雄，是为了去看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的一场演出。九日晚上七点，高雄的县立体育场，云门的舞者将为本地观众表演。成立于一九七三年的云门舞集，是过去三十五年台湾变迁的缩影，也是整个社会不断前行的重要推动力量的之一。谁也料想不到，现代舞蹈——二十世纪中国最薄弱的艺术表现形式——会成为带动整个社会的情绪。
还是要从一九七二年说起。那一年，二十五岁林怀民从美国留学归来。他是个英俊、敏感、生命力过分充沛的青年。他是个天才式的人物，十四岁开始在《联合报》发表作品，二十一岁时即以小说集《变形虹》成为重要的青年小说家。一九六九，二十二岁的他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系，接着转入爱荷华大学学习小说创作。
在这里，对舞蹈的热忱，压过了写作。身体伸展与扭曲的的美感一直吸引着他，十四岁时，他就曾以第一笔稿费报名了芭蕾舞班，来美国时，他还把一双舞鞋塞进了行李。而现在，尽管他长大了、骨头也硬了，却准备从头开始，至少“成名一名舞评家”。他在爱荷华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又来到纽约的马莎?葛兰姆现代舞蹈学校学习……
除去舞蹈，三年的美国时光也给林怀民带来了很多别的改变。六十年代的西方，正是各种学生运动、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林怀民深刻的感受到“年轻人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遥远的中国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狂热的迷恋毛泽东的西方年轻人，不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悲剧，只是将其当作一种理想主义来追随，林怀民则对其中“赤脚医生”大为赞叹——青年人到广阔的乡村去，为贫苦人民服务。
也是在美国，他旁观了台湾的羞辱。一九七一春天，美国宣布将位于台湾东北海域的钓鱼岛列岛交予日本，引发了台湾青年的“保钓运动”，他也是热烈的参与者之一；这一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受困与孤立。
困境拉近了个人和社会的联系。林怀民回到台湾，想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舞蹈团。在一九七零年代初的台湾，他肯定也和黄春明一样感到困惑与不安，来自西方的影响充斥着台湾，但青年人却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缺乏了解。一代青年开始寻找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情感。在爱荷华大学，林怀民就曾被庄周梦蝶的典故，改变成舞蹈。而此刻，他想表现台湾人的故事。
一代代以来，中国人从中国福建渡海来台，历尽艰辛的生活与繁衍，创造了台湾的繁荣。他将这剧舞蹈命名为《薪传》，但是当他想去重庆南路的书店街上去找关于台湾的历史书时，却只找到薄薄的一本，而且已经残破——台湾人似乎对自己的历史浑然不知、也不感兴趣。
《薪传》的上演，或许是所有艺术家渴望、却难以碰到的机遇，艺术家触到了时代的神经，个人感受与社会情绪交织在一起。上演那一天，正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正式断交的日子，台湾再次像是汪洋上的一条小船，台湾人则是船上的渡客，不知未来的命运如何。“那时台上、台下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大家哭成了一片”，林怀民回忆说，“跳‘渡海’时，舞者是泪水汗水齐飞，观众一面拍手一面哭……”
接下来的三十五年，云门舞集不仅征服了世界，在全球四处演出，成为富有盛名的舞蹈团，更重要的是，它还深入台湾的城市与乡间，把舞蹈带给了台湾的普通人，就像林怀民当初设想的，它成为了艺术上的“赤脚医生”。
那个心中交织着理想与激情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如今已经六十一岁了。十一月七日的夜晚，我第二次见到他。上一次，是二零零七年的春天，我从北京的保利剧院的观众席上，远远的看着一席黑衣的他和演员们谢幕，他的身材精干、有力。我也记得看到他编导的《白蛇传》时的诧异，古老传说，竟已这种方式演绎出来。
这一次，他要带我去小巷深处的一家餐厅吃饭。台北正落着小雨，出租车把我们落在师大旁的一条道路上，他要带我去一家昨天才来过的幽静餐厅。我们共撑着一把绿、白相间的大伞，在师范大学旁的路上走过来、走过去，一遍遍的经过便利店、小装饰店，他怎么也想不起路来。“真是该死”，他会突然跺下脚，表示对自己的方向感的愤慨，不过这不妨碍他突然停下来，盯着路边破旧的DVD架，看上两分钟，边看边说：“我很少出门，什么都新鲜。”
他打通餐厅的电话，说“我是林怀民，我看到了这家屈臣氏，然后怎么走。”他中气十足，即使在吵闹街头，仍显得格外清晰有力。听到“我是林怀民”，街旁原本歪头来打量的面孔，又增加了几倍，他们的微笑中充满着好奇与敬佩。他是个六十一岁的偶像，一座活生生、依旧生长的历史纪念碑。
整餐晚饭，我们没有提及舞蹈的艺术，谈论的却是政治与社会。他对于政治保持着艺术家式的敏感，又有着罕见的清晰。那个作家林怀民依旧从未消亡。我想起了他几个月对我的同事所说的话：“我现在做的好像与政治没有关系，在过去差不多十年里，都是非常纯粹的作品。可是，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还在，因为在政治混乱的时候，我认为美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啊，在一个价值混乱、人人短视的年代，一些永恒的东西，经常为时代提供稀缺的确定性。林怀民的朋友，另一个早熟的灵魂，美学家蒋勋也在场。我们说起了蔡元培“用美学代宗教”的理想，那也是个中国价值观、政治世界空前混乱的年代。蒋勋仍相信，这理念是可以实现的——“宋代的中国不正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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