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文学批评荣获了2009年《读书》杂志推荐的最佳评论随笔荣誉。《一颗智慧的心》中评论了九位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品，例如米兰?昆德拉、瓦西里?格罗斯曼、阿尔贝?加缪、约瑟夫?康拉德等，力图通过系统分析九本小说的主题思想，来寻找文学作品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文笔深刻独特，思想新颖。
作者简介：
阿兰·芬基尔克劳（1949—），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法国综合理工大学教授，法国文化广播电台《论战》节目主持人，法国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著有《一颗智慧的心》、《若爱长久》等。
目录：
前言
智者发抖的时候才会笑
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
时代的孤儿
读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一切都是流动的》
人际间的同志化
读塞巴斯提安?哈夫纳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这就是我的亲友、我的师长、我的世系……”
读阿尔贝?加缪的《第一个人》
玩笑前言
智者发抖的时候才会笑
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
时代的孤儿
读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一切都是流动的》
人际间的同志化
读塞巴斯提安?哈夫纳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这就是我的亲友、我的师长、我的世系……”
读阿尔贝?加缪的《第一个人》
玩笑
读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秽》
意念滞后的悲剧
读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爷》
虚荣的炼狱
读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
真实的粗野
读亨利?詹姆斯的《华盛顿广场》
艺术的耻辱
读凯伦?布里森的《芭贝特的盛宴》必须赶紧将这本书送到所有人手中，人们将在其中发现文学真正的力量，尤其是阅读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快报》
本书是对阅读的一曲赞歌！这样的文学批评令人赞叹：深刻、独特、宽容、热情。人们读了这样的批评随笔后，恨不得立即钻到文本之中去。——法国《读书》杂志
用文学对抗过分简单化，用艺术对抗善恶二元论。这就是阿兰?芬基尔克劳交到我们手里的有力武器。就像本书的书名一样，这是一件为心、为智慧而战的武器，它摧毁了我们的时代通过电视、杂志、电波提供了万千样本的偏见和愚蠢……——《十字报》
阿兰?芬基尔克劳不像那些一直顺风而行的时髦学者，他的文笔艰涩、立场复杂，但《一颗智慧的心》足以为他正名：在对文学致敬之余，本书更是对细腻和尺度的赞歌。——《世界报》智者发抖的时候才会笑
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
哲学家阿兰大致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品不属于实用范畴。评判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应该看到的不是它能在哪些方面服务于我们，而是看它向我们传达什么样的思维定势。昆德拉的小说《玩笑》推翻了我心中原本颇以为然的一种观点：生活——不仅是个人生活，也包括集体生活——是一部小说，而哲学则在于将《基督山伯爵》的故事情节扩展至世界历史的维度。
布拉格，1948年，共产党刚刚掌权，革命进入高潮。到处都洋溢着一种热烈而凝重的喜悦之情，尤其是在大学里面。在学生会担任要职的卢德维克?扬一心追求美丽的积极分子玛格塔。可是，全身心投入历史进程的后者却过于单纯、过于天真地反对体现“目的决定方法”这一原则的实践，因此她的同志们决定在假期来临时将她派往波西米亚中部的一座城堡，参加为期半个月的党员培训，以完善她对于革命运动战略和战术的认识。
这一决定打乱了卢德维克的计划，加上玛格塔毫无意见地服从了安排，甚至还表现出难以打消的兴奋劲头，他更是心生不悦。玛格塔没有对他恋恋不舍，到达培训地点后，她给他寄去了一封“满是对她所经历的一切表示真诚赞同”的信。气恼、失望和嫉妒之下，卢德维克买了一张明信片，在背面写道：“乐观主义是人类的鸦片！健康的心智散发着愚蠢的臭味！托洛茨基万岁！卢德维克。”
这番话与分裂分子宣扬政见毫无关系。卢德维克没有否定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他只是玩笑般地对意识形态操纵生活中的一切这一点提出异议。就此而言，他既不是正统派，也不是异端分子，他没有传达任何信息，并非一气之下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公诸于众；他只是私下里表现得与真实的自我有所不同，摆脱了本我的约束，为了看上去特立独行以吸引女孩子的注意而穿上了借来的衣服。为了让太过平静、太过知足的玛格塔脸上露出别样的笑容，一时间有些桀骜不驯的他不再相信自己的信仰。卢德维克没有说假话，只不过，在他所使用的开玩笑的口吻中，实话和谎言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被悬置起来了。但是，在这个大家都是同志的国度里，这种轻率冒失的行为非但不为人所接受，甚至可以说闻所未闻。人类的解放实业是不容开玩笑的，就算开玩笑也不能令历史的进程有所动摇，必须要遵循其指令，对其所做之决定心怀敬畏。革命者的世界观中没有模棱两可或是半信半疑的可能。一旦出现两种阵营的对峙，一切都变得不苟言笑、一板一眼，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约束——只要开口说话，就必须表明立场。是还是不是，已经成了唯一的问题和唯一的两种回答。儿女私情也是不被允许的。革命是为了替普罗大众谋取幸福，不可能允许个人记挂私事或是纠结于情感问题。它有权知晓每一位革命战士的时间安排，也有义务在他们擅离战场时给予惩戒。新时代人类的风尚同马里沃对人类心理的刻画是格格不入的。
卢德维克的明信片是一个为其带来致命后果的轻率之举。假期一天天过去，玛格塔却音信全无。到了九月份开学时，因为与之失去联络而万分焦急的卢德维克被传唤到党办。在那里，三位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学生把他写在明信片上的内容念了一遍，要求他对此作出解释。尽管他不断重申自己从未读过托洛茨基的著作，也不认识任何托洛茨基分子，那段话不过是为了逗趣而已，但已无济于事，问讯程序已经启动，事态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第一次问讯结束后，卢德维克又在学院大会上接受了审问。没有人支持他——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不仅投票决定将其开除出学院，甚至禁止其继续完成学业。他因此而失去了缓期服兵役的资格，最终来到位于矿业城市奥斯特拉瓦一处荒凉郊区的兵营里。无处不在又无所不能，行事武断又冷酷无情的党毫不留情地将其扔出了生活的轨迹。
昆德拉的小说于1968年在巴黎出版时，受到我们这些对当时现状不满的人的热烈欢迎。由于我们在读这部小说时，时常遭遇对“布拉格之春”运动被镇压情况的描述，因此自然而然将其归入世界各国反抗压迫的作品之列。以满足欲望为由挑战社会公约、政治体制和收益原则的我们,在卢德维克的不幸中看到了自己，将其视为我们中的一员而加以颂扬。我们故意掩盖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卢德维克并不是政权或体制的受害者，而是造翻热情的受害者。降临在他身上的暴力是社会主义的暴力，而这种社会主义源于火热的激情。这个靠逗趣来讨女孩子欢心的人并非被某个冷冰冰的铁石心肠之人所驱逐，而是被处于白热化状态的人们集体扫地出门。革命的火焰在审判者眼中闪耀，激发他们的言论。卢德维克所面对的法庭并非“老大哥”的体现，其成员并非行事机械的官僚、神情木讷的政客、达官显贵和旧世界死气沉沉的代表，而是和我们当年一样兴奋、一样友爱、一样活力无限、一样怒火迸发的学生们。同我们一样，这些面孔上毫无岁月印迹的造翻者们确信一切皆有可能，宣布公私间的对立不复存在。当然，我们更希望将革命延伸至性的领域，而不是让性成为革命的附庸，但是，对我们这些主张及时享乐的人而言，这意味着要同故作风雅地谈情说爱时那种委婉的兜圈子的做法和过时的化简为繁的做法分道扬镳。
《玩笑》于法国出版十年后，昆德拉又在为老朋友乔瑟夫?史考弗瑞奇的小说《波西米亚的奇迹》撰写的序言中再次强调这一点：“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一次年青人的反抗；‘布拉格之春’则是由成年人发起的，他们的行为建立在自身历史经验和对往昔失望的基础上。（……）巴黎的五月是一次革命激情的爆发，‘布拉格之春’则是后革命时代怀疑论的爆发。（……）巴黎的五月充满激进，而多年里作为‘布拉格之春’这一爆发之前奏的，却是温和派的大众式反抗。”
反抗与温和：无论是对1968年这一代人而言，还是对每隔十年就会纪念这一肇端性重大动乱事件并将长此以往下去的人而言，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是两个相互敌对的词，两个无休止交战的词。反抗意味着违背、逾越、动荡、冒险、同习惯决裂、全面失控、粉碎旧体系，是生命对世人称之为传统的陈规旧俗的支配发起的抗击，是脱离了神的枷锁、如抵触对往昔历史的追忆般抵触世上一切事物、信服安德烈?布勒东所说之“一切终将成为过去”这一观点的现代人类迸发出的普罗米修斯般的冲动。与此相反，温和令人想到的是家庭生活的安逸，壁炉前的闲适，生活中的因循守旧、胆小怕事、庸俗不堪、窝囊透顶、平淡无奇，碌碌无为的中庸之道抑或天赋异禀的孩童成年后倒退回墨守成规、孤陋寡闻的古板的生存轨迹。
不过，对于上帝失去统领世界的地位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局面，还存在着另一种认知方式，即如蒙田所言：“因为某人做出某种推测便将其活活烧死，这个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未免太高。”昆德拉所说的温和派的反抗便属于这一从宗教内战的创伤中形成的传统。如果说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因为超越了国界而兴高采烈并宣称想象力不必屈就日常生活的平淡，那么温和派的反抗则突显事物的有限性；如果说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是与被其视为谨小慎微、事事讲究分寸的十足的懦夫做斗争，那么温和派的反抗则强调不完善、未完成、不确定和易犯错，即所有人类信念和推测都带有的难以克服的非严谨性；声威浩大的前者急于确立人的统治，即要将全知、全能这些神的属性转而赋予人类，惯于讽刺挖苦的后者则希望通过对人类觊觎上帝之位这一企图所带来之破坏的揭示，破除一切幻想。1965年《玩笑》于布拉格出版时，温和派的反抗正在进行。1968年，普罗米修斯们在巴黎构筑起了街垒。近半个世纪过去后，我们依旧惊叹于他们的口号中所蕴含的极端现代性：“人类的解放将是全面的解放，否则便不成其为解放”；“以现实主义之精神为不可为之事”；还有这句简洁明了，叫人过目难忘的“千万别后悔！”。
再回过头来说卢德维克。当时距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反抗爆发还有二十年时间。他还没有脱离青春的狂热。他所在的惩戒营的指挥官非常年轻——小说中用的是“毛头小伙儿”一词——其坚定的革命者的外表下隐藏着各种优柔寡断与犹豫不决。由于刚刚成年，他为人高调、行事张扬，急切希望赋予自身坚毅的形象。也正是因为他扮演成熟者角色的缘故，其行为举止中带有一种特别的残酷。“是行为还是动作？这便是问题所在”，萨特如是说道，以强调无处不在的他者目光对每个人的存在产生的影响。他以参与历史暴力的方式来跳离装腔作势的圈子。在他看来，介入便是不再假装。针对这种关于真实性的承诺，昆德拉以一番既具讽刺意味又流露出伤感的论断给予了反驳：再极端的行为也处于一种戏剧化的境遇中；事物发展到极致时，总会存在造作之处；只有在历史的舞台上才有历史。一言以蔽之，仅凭残暴不足以捣毁化妆舞会——鲜血流淌之时，演出仍在继续，圣茹斯特依然在表演。
但是，面对这个行为夸张、冷酷无情的年轻指挥官，卢德维克的那些不走运的同伴们，那些同他一样佩戴政治犯黑色徽章的人，最终拧成了一股绳。他们在不幸中感受到了团结一致的惬意和组成集体的兴奋与慰藉。因此，当士官们决定为这群兵士组织一次接力跑训练并同他们一道参加时，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卢德维克的建议，装出一副无精打采跑不动的样子来搞砸训练。他们甚至还互比创意——这个人跑起来一崴一崴的，那个人跑起来连摔八次，还有人跑起来滑稽地将膝盖抬得跟下巴一般高，大家都尽可能地想点子不予配合。只有一个人例外——阿列克塞，另一个毛头小伙儿。他是一位被关押的共产党要员的儿子，因此依然异常执着地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党，对党给予自身的处罚也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我父亲是因为间谍罪被捕的。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党怎么还会信任我呢？党不再信任我是理所当然的。”他竭尽所能让自己表现得优秀。但是，因为身体羸弱的缘故，他跑步时很快就出现胸痛，因此比那些假装精疲力竭和动作迟缓的人更难跑完全程。结果反倒是他因为企图违反纪律而被关了半个月的禁闭。由于被其他戴黑色徽章者视为叛徒，加上受到指挥官的虐待——他向党的有关部门检举指挥官管教方法残忍的一封信被其截获——阿列克塞最终服下两筒安眠药自杀。卢德维克这才意识到这个有着俄国名字的体弱多病、狂热执着的年轻人受到了所有戴黑色徽章者的排挤。他因为没有给予他帮助而自责。团结一致的惬意因而让位于一种难以克制的不安。他们这群伙伴们并不仅仅是因为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抵抗而团结在一起，除了敌人，他们还需要一只替罪羊；戴黑色徽章者表现出同那帮将卢德维克赶出大学的人甚或——在他看来——任何人类集团一样的迫害能力。换言之，任何同盟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任何共同利益的实现都需要有人成为抵罪的牺牲品。如果没有仇恨的刺激，团结友爱的关系就会逐渐消亡——它需要新的猎物来维系自身的延续。
阿列克塞的死让卢德维克重新陷入孤独和苦闷。不过，在他于一次获准外出期间遇到奥斯特拉瓦的女工露茜后，他感觉自己又摆脱了这一切。这个天真腼腆的女孩子让卢德维克想到在历史的洪流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块天地——“被遗忘的日常生活的园地”。她是他眼中的“灰色引座员”，引领着他在谦逊之路上更进一步，而且是最关键的一步——不仅是关于“不确信”的智慧，还有对装腔作势的做派发自内心摒弃；不是去抗议爱情的甜言蜜语对世人的蒙骗和伤害，而是去体会平淡爱情所带来的平凡幸福。然而，这名灰色引座员却令人费解地拒绝了他。这一毫无商量余地的拒绝令卢德维克气急败坏。他打了她，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借打她之机回敬了她身上透出的那股自倒霉的明信片玩笑以来，便不断妨碍他的所有计划并让他失去一切的力量。露茜逃脱了，从此再无音讯。遭遇这一挫折的卢德维克不断叹息命运的不公和人生的失败。他无法抹掉过去。发生过的就是发生过的。谁也无法违背这一残酷的道理。
不过命运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令卢德维克身败名裂的事件过去十五年后，他竟然意外得到一个清算旧账的机会。在他工作的科研所里，他接待了一名到访的电台女记者。后者恰好是当年申请将其开除出党并获批准的那份煽动性报告撰写者的妻子。他心中禁地的大门逐渐开启——原本笼罩于其内心的怨艾顿时烟消云散。机遇奇迹般地垂青于他，令其有望重新掌控那个毫无恶意的笑话引发的历史，他得以像埃德蒙?唐泰斯那样，以一场复仇的骗局来为一切划上句号。他于是决定勾引这名女记者。一切都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更令他得意的是，她竟然疯狂地爱上了他。也就是说，他的计策效果非常好。他带着一种源于深仇大恨的冷静的怒火制定的计划实现了。但是，正是这种成功昭示了他的失败。如同身处悲剧中一般，他为了避免最坏结局而做的一切反倒令事态进一步恶化。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人所处的时境不同。卢德维克始终对自己受到的审判及其后果耿耿于怀，可对其他人而言，当年的时境早已过去。他们没有反复纠结于此事，而是进入了新的时境，被新的潮流和挂虑所裹挟。迫害者泽曼内克的影子被受迫害者卢德维克抓住不放，而他本人则满怀欣喜地专注于自身的前途。这位深受反斯大林的青年一代喜爱的教师正在寻求离婚的途径，以便从此正大光明地同他的情人——一名漂亮的女学生在一起。卢德维克的出现正是时候！他原以为可以施予行动对象的惩罚却令其心花怒放。停滞于过去时境的人发起的报复为不断进入新时境的人带来了意外惊喜：“泽曼内克一如既往地快乐、满足、无懈可击,他有着天使的眷顾，捕获了年青女孩的芳心，她的美貌立时让我想起我曾与之共度一个下午的那具肉体的缺陷。”
科克托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青的波斯园丁某日对王爷说：“我今天早上遇见死神了。他朝我做了个威胁动作。救救我吧！我想今晚出其不意地到达伊斯法罕。”好心的王爷把自己的马借给了他。到了下午，王爷遇见了死神，便问他：“你今天早上为何要朝我家园丁做威胁动作？”死神回答说：“我没有做威胁动作啊，我只是做了个表示惊讶的动作，因为我今早在远离伊斯法罕的地方见到了他，而我原本是打算今晚在伊斯法罕候着他的。”卢德维克与这个故事里说得一样，本想躲避灾祸，结果却加快了灾祸的到来。他本以为可以就自己受到的判决提出上诉，结果却加重了自身的刑罚。他跑得气喘吁吁，追赶着逝去的时境，好不容易达到目的后，却发现自己竟然以一种完全有违初衷的热忱帮助了对手，令其如愿以偿。暗地里的复仇者不由自主地成了做好事的人。他本以为自己将扮演魔鬼的角色。他错了！他扮演的根本就是护身天使。他原本庆幸能够利用这一天赐良机来补偿自己昔日蒙受的不公，结果上天，或者说上天的缺席，却令他备受玩弄。他从主宰者一下子变成了受支配者和牺牲者。这个一贯喜欢插科打诨的人再次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成为受害者，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丑闻，而是一场闹剧。之前所受伤害带给他的痛苦之外，如今又多了一份可笑的命运带来的痛苦。这实在是太难让人接受了！面对戴绿帽子的丈夫所表达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感激，卢德维克未做任何解释便断绝了与他妻子的关系。因为惊愕与伤心而丧失理智的埃莱娜误将一些药片当成安眠药服下。那些药片其实是那位疯狂迷恋她的年轻助手放在一个较为显眼的药盒里的轻泻药。这个毛头小伙儿——又来一个！——想成为一个令人仰慕的人，而一个令人仰慕者的痛苦应该是失眠，而非肠胃失调。真是令人可笑的结局。悲剧被抽离掉了悲情色彩，在一种滑稽的氛围中变了味，最终索然无趣地在卫生间的马桶上落下了帷幕！肠胃的紊乱为疯狂的爱恋行为划上了句号。
从卢德维克的玩笑到命运的捉弄，再到其遭遇的一连串误会，这便是这部叫人痛心的诙谐小说所依循的残酷的叙事轨迹。要领会其意义，我们就必须回到卢德维克积极投身革命的青年时代。前文已经说过，他既非反对派亦非异端分子。尽管他的思想有不端正之处，但他捍卫起党的事业来还是信仰坚定的，是党的忠诚战士。同玛格塔和帕维尔?泽曼内克一样，他也活在对革命的欣喜若狂甚至心醉神迷中：“我们经受着历史的诱惑；因为骑上了历史这匹骏马，感觉到它的身躯位于我们的胯下而兴奋不已。”当年还是毛头小伙儿的他沾沾自喜于开启了“一个人（人类的每一个成员）不再身处历史之外、不再被历史践踏，而是引领历史、造就历史的时代”。
革命思想的魅力不仅在于其致力于确立的伦理和宣称作为解决人类困境的方法，还在于其倡导的过程所具有的诱惑性、鼓动性和令人产生的崇高感。卢德维克曾经醉心于自己所属阶级的宏图伟业，按照马克思对该阶级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因为自身遭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从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权利，因为其所遭遇的并非特殊的不公正，而是绝对的不公正（……）；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其本身。”如今魅惑消失了。人间天国的承诺未能兑现，修正一切的崇高愿望变作了梦魇，卢德维克原以为被自己骑在胯下的历史突然间将他掀翻在地。这一坠落让他从驾驭历史的巨大幻想中回过神来。然而，当重新掌控和决断事态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又是如何行事的呢？他要纠正让自己成为受害者的绝对的不公正，投入到回复自我的行动中。他在自我的微观范畴内重新勾勒那幅在令其身败名裂前曾一度让其心荡神驰的宏伟蓝图。换句话说，他跨上了复仇的战马。纵马奔腾的兴奋感占据了幡然醒悟的步行者的内心。然而，他再一次从坐骑上摔了下来，因为生活总喜欢心存嘲讽地捉弄那些自以为赋予了生活以意义进而沾沾自喜的人。它打乱他们的计划，令他们的期待落空，全然不顾先前的承诺。作为我们中一份子的作者和小说的主人公都落了个“到头来一切皆空”的下场，而他们当年都无比坚信“记忆（其中的人、物、行为、民族）是恒久不褪的，补偏救弊（行为、谬误、罪愆、过错）是可能的”，现在却发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会消退，没有什么能够长久存在”，赫拉克利特如是说；时隔两千五百年后，昆德拉进一步补充道：“一切都将被遗忘，没有什么能得到补救。补救的角色（或借助报仇雪恨，或借助宽宥原谅）将由遗忘来扮演。任何人都无法补救已然犯下的过错，但一切过错都将被遗忘。”
如果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人类自我完善和救赎的历史，那么这种一败涂地的境况就不会出现。但是，正如汉娜?阿伦特始终强调的那样，历史永远不是某个单一个体的作为，任何人都不是历史的引领者和创造者，没有谁能够打造历史，因为这不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单个意义上的人抑或人与其对手所能胜任的，而要靠充分展现其多样性的人类的群体来完成。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昆德拉正是在个体层面和政治层面，令重组世界和驯服时间这样的空想式意愿直面人类多元性本身带来的阻碍，以探寻这一区分在人类生存维度上的意义。
卢德维克无奈地以自身遭遇体现了这种阻碍。接受万众一心思想教育的人民将其划为异类——这是他的第一次不幸；随后他又认为在个人经历这一有限范围内，能够驾驭这种多元性，令自己成为命运的安排者——这是他第二次受挫。
人们通常将小说视为想像的梦幻或虚构同客观世界的严峻发生碰撞之地——幻想在现实法则面前破灭，感情用事的想当然与宏伟愿景被客观真实所粉碎。《玩笑》让我们深化了对小说的这种认识。在现实与梦想的撞击下，另一种对抗显现出来，那便是想象力对于被菲利普?罗斯在《夏洛克行动》中称之为“真实事物的不可控性”的考量与企图令所有现象服从幻觉支配的各种形式的尝试之间的对抗。因为想象力有着两面性——想象赋予人类跳出自我，栖身于其他意识中的能力；幻觉令其自觉身处世界的中心，所有的生命、事物、运动都臣服于其脚下；想象以不受控制的事物为探索对象；幻觉则对一切不受控制的事物予以否定；想象关注多元性；幻觉则以之为消灭对象；想象教人学会克制；幻觉则令人行事过激；想象属于一种专注；幻觉则是欲望的产物。想象，对于本我而言，意味着离开；幻觉，则是听任自我、庇护自我、沉湎于为自我开脱的情境中。昆德拉将想象力的第二种模式置放在第一种的批判视野中。实际上，他并不满足于仅仅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耐心地将小说主人公讲述的故事或者说经历进行拆解，他让卢德维克离开中心，回归本位，借助视角的多样化来打消其对叙事绝对主导地位的渴求。
四种相互交替的声音支撑起整个故事情节：除了卢德维克和他的“猎物”埃莱娜之外，还有他的儿时好友雅洛斯拉夫以及他在群情激昂的岁月里，在大学的长凳上遇见的基督徒考茨卡。露茜还算不上一种独立的声音，她只是这样轻盈地穿越于小说中，有些神秘，难以捕捉。通过毕生致力于摩拉维亚民族音乐复兴（“我们要让那些老歌从死气沉沉的昏睡中解脱出来”）的雅洛斯拉夫，我们得知，在革命爆发的1948年，卢德维克这名积极分子的身上除了真诚之外还透着些许狂妄自大。普罗米修斯式的自信仿佛印在他的面孔上。这位笃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深谙天意的神情，“仿佛已经同未来达成了某种秘密协定，被赋予了以未来之名行事的权利”。仰仗着这一授权，他以新世界的做派为旧世界完成了临终洗礼，并且凭着各种雄辩的说辞，令民俗学家们重新对一个早已消逝于历史进程中的时代心生眷念。这一以集体生活为特征的年代固然被资本主义视为陈旧而过时的，但是，对否定进行再否定的钟声已然敲响——现在需要重现昔日的歌声与舞姿来伴随共产主义的建设。
通过将公寓借给卢德维克——他要借它来实施报复——的考茨卡，我们发现了露茜的秘密。他是在一座国营农场里遇见她的，当时的他为了响应上帝的召唤，毅然离开一路坦途的科研岗位，转而决定到国营农场工作。考茨卡听露茜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爱上了她，而她则告诉了他自己在少女时代被轮奸的遭遇。
不过，这些声音并不仅仅是为了填补卢德维克故事中的缺口。在这些声音中，幻觉同样觊觎着支配权并遭遇挫败。埃莱娜当然并不理解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她自认为由她扮演主角的历史同其命运之间的反差之大足以令人叹息。雅洛斯拉夫希望在民间音乐的永恒乐谱上演绎自己的人生。在邻村的芙拉丝塔身上，他看到了“可怜的女仆”的原型。他娶了她，但这种形象只是一种臆想。当众王马队游行于卢德维克复仇那日举行时，他以为儿子会在这一仪式中扮演主角，但他却在母亲的开脱下溜到布尔诺参加摩托车比赛去了。至于考茨卡，他原本怀着一份炽热的爱走近露茜，这份爱意中既蕴含着怜悯，也蕴含着欲望。然而，在其完成拯救者的使命后，在其令露茜摆脱对肉体之爱的恐惧后，他的职责感又迫使他断绝与露茜的交往。当他所在农场的经理被人控告窝藏神职人员时，他认为那是上帝向他传递的一个信息：“离开露茜吧，现在为时还不晚。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但成果并不属于你。你的路在别处。”遵从神意的考茨卡于是离开了农场，他再一次脱胎换骨，成了一名建筑工人。不久之后，露茜便结婚了。当考茨卡得知这是一场不幸的婚姻时，他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对上帝之道的阐释究竟属于信仰的谦卑，还是属于希望以很小的代价来换取耀眼的角色这样不切实际的意愿？他是否听见了至高无上的神的召唤？或者，更通俗地说，在布拉格有着家室的他是否听从了怯懦和恐惧的警示？继哲学的宏大叙事之后，对世界的神学解读亦遭到毫不留情的质疑，两者都成了缺乏真实感的叙述。而《玩笑》正好处于人为了赋予自身存在一种在叙事上令人满意的形式而采取的多种努力和源于这样一种追求的生存磨难的交织中。
在论著《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引用了“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则意第绪语中的谚语，并对此评述道：“在这句格言的启发下，我乐于想象弗朗索瓦?拉伯雷某天听见了上帝的笑声，于是，欧洲第一部伟大小说的构想诞生了。我很喜欢将小说艺术的问世当作上帝笑声的回响。”考茨卡的过错正在于此——上帝没有说话，没有派送邮件，没有传达信息。他没有刻意营造其指令和召唤切实存在的迹象，他只是默默地发笑而已。昆德拉是在一个他效仿拉伯雷和劳伦斯?斯特恩称之为“假正经者”的人掌控的国度里创作《玩笑》的。假正经者是那些从来不笑，或者更准确地说，从不为任何笑声所动的人。事实上，没有什么能够将他们同上帝或其世俗的化身——历史分离开来。对假正经者而言，没有什么分离能够持续。他们沉浸在真理之中，这种真理不仅将人连结在一起，也让每个人的灵魂与肉体、意念与行动、本质与表象、率真与理性连结在一起。任何距离的存在都是不妥的，任何粗俗、唐突、平庸、肤浅的细节都无法存在于这样一种融洽的氛围中。在假正经者的国度里，到处都是不可分割的景象，上帝与世界重合在一起。
但是，只要打开广播或者关注一下荧屏就不难意识到，我们已不再生活于人人讳莫如深的体制下。当代人在言语表达上口无遮拦，因为现下时兴的做法是嘲讽，而不是尊重。不苟言笑的假正经年代过后，取而代之的是抛却了一切尊卑礼节的搞笑时代。严肃的思想被可笑的行为所粉碎。从早到晚，由我们组成的公众在诱导下笑声不断。笑声成了世界的音轨。就在我潜心重读《玩笑》时，我还碰巧听到一档电视节目中，主持人用其极为现代，亦即极为轻松的嗓音，要求嘉宾们——来自电影、音乐、媒体等各行的名人——选出近期各类死亡事件中对他们震动最小的一起。死者中有一名死于神经退化后遗症的年轻的综艺歌手、若干演员、一位男高音和一位红衣主教。主持人念完死者的名单后，所有参与者都惊叫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都因为惊骇而发出咯咯的笑声（“哦，蒂埃里，你这次可玩得太过火了！”），但他们还是很配合地回答了主持人的提问，所有人都如同服从命令的士兵一样，毫无顾忌地参与了游戏。他们一致选择（或者说舍弃）了红衣主教。几日后，该主持人在自我辩解时自豪地宣称应当赋予人们贬抑宗教的权利。他与萨尔曼?鲁西迪和卢德维克?扬是否同属一类一样人呢？而那些对这一体现率真之快乐的时刻施以抨击的人，他们是否像帕维尔?泽曼内克那样，是一群内心阴险的阿亚图拉或者令人生畏的审查官？对死者的尊重是否散发出专政的气息？我们不妨近距离审视一番。卢德维克因为乱开玩笑玷污了友爱的阶级团结而从历史的马背上摔落并获罪，红衣主教则因为众人一致发出粗鄙的笑声而仿佛在死后遭到围殴。摒弃了革命幻想但却带有强烈平均主义倾向的当代笑声高调大声地宣扬“去理想化”这一理想。人与人相互间可以无限超越，人可以拥有精神层面的使命感，而不仅仅局限于其作为有机体所具有的机能，这些可能性都是这种笑声试图从世上清除的对象。它竭力反对卓尔不群，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超越，它打压以任何形式表现的崇高伟大，抹除一切优越感令其蒙受的耻辱，它让灵魂成为一种陈旧迂腐、不合时宜的东西和遭人哄笑的对象，它矢志不渝地要让人人都变得有如一潭死水——杜绝一切差异、一切抵牾、一切内心的冲突、一切良心的自责！换言之，搞笑者们并非假正经者们的死敌，而是他们的后继者。昔日专门负责逗国王开心的小丑们，如今却成了激进民主所畏惧的备受奉承的国王。他们在崩塌的共产主义承诺的废墟上，散布着低俗卑劣势力的复仇热情。但愿那位红衣主教并不计较这一切——我们只是一帮追求男欢女爱，要吃要喝，会打嗝、放屁、扑哧笑出声的凡夫俗子！
昆德拉对幽默的定义是“将世界揭示于其道德的模棱两可之中的神界之光”。这一令人叹服的见解令一切意义为之动摇，但它本身也处在动摇之中，不稳固、不确定、任由搞笑者和假正经者摆布。后者对幽默予以压制，前者则将幽默埋葬于他们永恒的欢声笑语中。幽默之笑会扰乱各类“神圣的同盟”，搞笑者之笑则会令受害者成为牺牲品；前者敢于直面人群，后者则令人群失控；前者是一种表达疑惑的方式；后者则不断做出决断。幽默之笑以新奇别致的方式来撼动意识形态中说教般的笃定，搞笑者之笑则将所有不循规蹈矩的头颅统统砍去，并通过嘲讽和丑化来惩戒所有的落后分子、反动分子，以及所有因为坚持过时立场而与时代精神的各种讽喻性客观事实相背离的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幽默如是说道。它植根于人与上帝间的这种差距，打破了世界的自足性。与此相反，搞笑者们则沉浸于内在的自我中，他们那得意的喜悦之情为民主的信徒带来了双重好消息——生命的平等和上帝之笑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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