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是普通日子里衣食住行的事，平常状态下中吃喝玩乐的事，也是正经的和闲淡的事，它们或平和或奇崛，嵌在几十年的时间和空间中，所以也是大众生活进行中的事。它让你跌落眼镜，是因为你太惊讶，它让你坐立不安，是因为你太激动，他让你拍案叫绝，是因为你太同感，它让你安静如水，是因为你太入迷。在这部作家亲历自传性质的长篇系列散文随笔中，我们读到真正的现实、个性、反思和完整，也读到无比的深刻、精彩、悠远和广博，这才是现实生活中独创的文学,值得反复嚼读而意味深长。
作者简介：
沙克，1964年1月生，当代诗人，一级作家。生于安徽，居住江苏。高校客座教授。曾任新闻媒体记者，文学杂志编辑。现在某文艺机构专事创研。上世纪80年代参与现代主义诗潮，发表出版散文、诗歌、小说及文艺评论等数百万字，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日俄西以等多国文字。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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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闹事3
2.城事12
3.家事17
4.村事22
5.农事27
6.工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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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闹事3 2.城事12 3.家事17 4.村事22 5.农事27 6.工事32 7.古事38 8.媒事42 9.政事47 10.商事51 11.外事55 12.人事59 13.教事62 14.儒事66 15.笔事70 16.书事74 17.股事79 18.匠事83 19.民事87 20.善事92 21.瞒事96 22.大事99 23.小事102 24.悲事105 25.悼事110 26.潮事112 27.钱事117 28.夏事120 29.忘事124 30.险事127 31.网事131 32.文事134 33.闲事141 34.银事144 35.陶事146 36.金事149 37.衣事155 38.餐事160 39.房事164 40.车事168 41.烟事173 42.茶事177 43.酒事179 44.花事182 45.钓事185 46.猎事189 47.猫事192 48.鬼事197 49.乐事199 50.影事203 51.球事209 52.星事212 53.戏事215 54.吧事221 55.旅事226 56.美事230 57.友事234 58.情事237 59.节事241 60.卡事244 61.证事248 62.梦事252 63.谬事258 64.神事261 ［闹事］ 不知谁在市中心大街上先喊的，有人说是在市中心流浪乞讨的一个老疯子先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啦。然后，全城全地区的人都呼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风暴呼啸而来，天大的热闹开始了。 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我父亲似乎在躲避什么，尽量不介入外面的热闹，把屁股钉在市医院门诊楼三楼的诊断室里，为排在门口的男女老少看病。一帮左臂佩戴红袖章的绿衣人闯进来，押着一个脸色肿黄的大背头男人。为首的绿衣人眼角有一大块黑痣，他指着大背头喝令我父亲：“喂医生，这个人是走资派江大水缸，肚子里有一大水缸的毒水，别当他是什么副市长，好好给他做检查，看他是不是在装病，逃避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我快三岁了，算虚岁够上幼儿园了。可家家的父母都说，外面乱糟糟到处打仗，谁敢把孩子送进幼儿园。我父亲坐在诊断室里忙活儿，我站在室外的阳台上自个玩儿。我的手扒着阳台栏杆，从栏杆间看着临街的热闹，大白兔奶糖的白汁流出嘴角。 真热闹啊。大街上黑压压人挤人，树林样的手臂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本本，挥舞摇曳像盛开的鲜红花丛。口号声、高音喇叭声、锣鼓声、鞭炮声震动楼窗，还听到电影里才有的步枪冲锋枪声，叭叭叭哒哒哒的。真吓人啊。成群结队的人互相打斗，刀去棍来胡撕乱咬，好多人头破血流，一个大姑娘被撕烂衣服，光着白闪闪的屁股往路边的屋里逃，被追上去的一群人乱棍打死在门边。死人的事情天天发生，连看热闹的大人小孩都有被踩死的，分不清面目的好人坏人都在鬼哭狼嚎。随便从门诊楼的哪扇窗户向外看，全城到处是乱哄哄的兵，他们叫红卫兵，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也有三四十岁大男人大女人们混杂在里面，全都穿绿军装，不戴领章帽徽，戴红袖章和毛主席像胸章，横冲直撞啊凶猛酷逼。 红卫兵热热闹闹冲进市医院的生活区，破门入户抄查东西，把人家的木雕家具、神佛塑像、西装、旗袍、高跟鞋、旧马桶、手风琴、花瓶、古书什么的通通扔到门外，乱踩乱砸，刀劈火烧。他们还嫌不过瘾，还往人家的内屋暗处钻，还爬进人家床底，搜到金银物饰和成沓的人民币就不咋呼了，悄悄揣进斜挎在肩上的黄书包里。 那些平时很拽的老头老太们倒邪霉了，被红卫兵骂来咒去拳脚伺候得全像是龟孙子，李老中医被大耳光抽碎了眼镜，抽伤了眼睛，被戴上二尺高的报纸帽子满脸淋血地押走。这些老头老太都是从民国过来的大牌医生，是看病的权威，救过成千上万病人的命，我父亲和继母见到他们得点头哈腰，可在红卫兵手里他们就熊啦，都变成弱不禁风的病秧子。那么多的热闹在我脑袋里模糊依稀，有些热闹吓破了我的胆，伤了我的心。 红卫兵们冲到我家宿舍时，我父亲和继母正在医院上班，保姆二奶奶阻拦他们时被掀倒在地，被两个女红卫兵踩住腰不许动弹。他们把我家稀里哗啦乒乒乓乓翻个底朝上，箱子里的褂子裤子袜子都被翻出来，扔得里屋外屋都是，连我父亲的旧领带继母的裤腰带都被扯出来，抛扔在窗档上。我父亲的宝贝手风琴被摔在水泥地上，昂昂昂哼几声就不昂了。书橱被推倒，几本俄国、英国、法国的小说书被撕烂。最伤我的是，那个眼角长黑痣的红卫兵拿着小刀子，对我笑笑假装亲热，先蹲下来摸摸我的小鸡鸡，要我把脖子上的银锁摘下来给他看看，我害怕他讨好他就答应他了，他看过银锁后拿了就走。我哭着赖着，拽住他的裤子求他：“大哥哥，你把银锁还给我吧，我就这一个好玩的东西。” 他一脚把我踢翻了：“他妈个屄，谁是你的大哥哥，老子这是代表毛主席来破四旧，要把这只银锁灭掉！不要再跟我闹。告诉你吧，你爸爸是个阶级异己分子，你后妈是富农的女儿，都不是好货，等我们抓住他们的新尾巴时再看好戏！” 回想我的整个童年，听我父亲讲的启蒙教材都是红色的，有一节是关于他自己的：“儿子二猪你听着，老子我十二岁就离开读书的中学跑了，干吗去啊，参加新四军，第二年改成解放军，我做部队的卫生员，那是在炮火弹片的搅拌中做卫生员，不分白天夜里转移行军，走不动路爬不动山了，大兵们用绳子扣住我的腰往前拖，北撤南进渡过长江，跌打滚爬长到十五岁，新中国成立了。懂吗，老子打江山时，身上的枪眼……” 一九四九年后不久，在别人还没参军的年龄段，小伙子我父亲已脱掉军医绿装，转业在苏南的地方机关工作，他熬夜苦读圆了大学梦，医学院毕业后相继在皖南等地行医多年，与大学同学的母亲结婚、离婚，后来飘落到苏北，中间经历的运动风波和生活周折能少吗。他遭霉运的根子扎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乡下到处流行浮肿病，死了太多的人，省里组织好多支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 我父亲带一支医疗队从皖南来到皖北，走村串户治病救人。他不像其他医生那样为农民们把脉问诊说长道短的，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顾给农民们挂药水输营养液。一个处于大学实习期的年轻医疗队员，白天忙看病，晚上点灯写论文。我父亲把他的本子往地上一摔：“什么浮肿病不浮肿病，做这种文章能救活那么多人命吗，没听说村子东头的毛老汉一家饿疯了，刨出刚入土的死人肉吃吗。他们没有吃的，需要挂药水，需要输营养液。” 这支医疗队回到皖南后，我父亲不写什么巡回医疗经验倒也罢了，却给政府写了一份报告，说农民们得的不是流行性浮肿病，是实在没有粮食吃才饿肿的，他们把树皮草根观音土吞进肚子，体内没有蛋白质了，体弱多病经常危及生命，希望政府快拨粮食救助农民。 就这么简单，我父亲从年轻有为的大医院科主任级别的当红医生，一下子沦为对抗社会主义的蜕化变质分子，受到开除党籍撤职、降级降薪的残酷处分，以后工作、生活和家庭的霉气都由此而生。我父亲带着二猪我，外加一台手风琴、一把二胡飘落到苏北小城，在市医院做一个不起眼的值班医生。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是对准哪一个人来的，可我父亲老想着躲避自己，不想卷进什么风暴，他不是杞人忧天，是为与继母新建的家庭老小担忧。做医生的人常常面对悬命在生死之间的病人，责任风险也悬在自己的头上，我父亲不想让过去所受的委屈被扯出新事故来，也不想让富农家庭成分的继母面临不测。他和继母夜夜商量着未来命运的疙瘩事，有一次灵犀相触爆出了火花，在一番激越翻腾中播下我妹妹的种子后，铁定了一份决心，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写申请书要求下乡去工作。 我的家被搬到一辆从运输公司借来的解放牌货车上，连人带家具什物占了大半个后车斗，其中有两个方凳子是市医院赠送的，凳面下的木档上印着市医33和市医32，恰巧是我父亲和继母两人的年龄。货车开往离市区三十多公里的湖滨镇，那里位于洪泽湖边，中间乘渡轮过了一条两三里宽的大河，一路坑洼颠簸加上雨道泥泞折腾，整整半天才来到一个老镇子上。货车开到一家医院的门前时，有一群人站在那里鼓掌欢迎我们，这群人中有湖滨镇公社革委会的庄主任、小严秘书，还有医院的医生和职工们。庄主任握着我父亲的手使劲摇啊摇：“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我们湖滨镇公社终于盼来了第一对夫妻大学生、大医生。” 马桶盖头发的小严秘书像自家来亲戚似的带劲儿，和几个帮工一起爬上爬下货车，搬这搬那，拿东拿西，把我的家从货车上搬进湖滨镇公社医院，把我抱进生活区的两间青砖黛瓦的平房里。 这家医院是全公社唯一的医院，也是周边几个公社范围内近二十万人就医的中心卫生院。偏僻之地的镇子上没有想象中的安宁，和城里一样到处蹿动着红卫兵和造翻派，一样被弄得人仰马翻，刺眼刺心的热闹。 好长日子里，镇子上动不动就开斗批改大会。这一次，湖滨镇公社把各大队的三分之一人都吆喝到镇上来，召开万人大会。公社大门左前侧的土台子四周围满人群，除了红卫兵和儿童，除了被批的牛鬼蛇神、刑事罪犯或者统称为坏蛋们，人群中百分之九十八是农民，剩下来是拿工资吃商品粮的公家人，包括公社大院里的干部，那些医院、中小学、供销社、储蓄所、粮站、变电站、农机站、食品站之类的单位职工，都是公家人。 土台子上放着一排桌子，公社的庄主任、人武部长等一帮干部坐在桌子前，县公安局的大胡子局长坐在桌子正中间。小严秘书穿着半旧的绿军装和黑色的大腰裤，站在桌子后侧的一角。一批来自县里的公安人员到场助阵，持枪分布在土台子边上。庄主任站起身，把左胸口的毛主席大红像章扶了扶，拿着喇叭筒走到台前，读完一份发言稿后大声宣布：“斗批改大会和公判大会现在开始！” 土台子上的一排桌子被撤掉，主席台变成批斗台。呼喊声响起来了。先是人武部长拿着喇叭筒呼喊什么，嗓子喊不响了，小严秘书又接过喇叭筒呼喊。 “把狗地主葛志才、地主婆胡金花押上来！” “把漏划富农秦小皇押上来！” “把狗特务、蒋匪军官的小老婆马丽娜押上来！” “把反动学术权威、右派李麻子押上来！” “把走资派江大水缸押上来！” “把流氓犯、腐化堕落分子、盗窃犯、强奸犯……都押上来！”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赵大牛押上来！” 我父亲抱着我来开大会，坐在靠近土台子的正面位置。我两眼忙不迭地梭看热闹，不住地问我父亲，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父亲有时说这个是坏人，有时说那个又支吾不清。 被喊到名字的人都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名片似的大牌子，由民兵、红卫兵、公安人员押上台、拖上台。他们衣衫不整奇形怪状，光头的、阴阳头的、扎清朝独辫子的、戴菊花假发的、披头散发的，戴瓜皮帽的、戴礼帽的、戴高帽的、戴太阳帽的、戴国军大盖帽的，表情忧戚的、阴沉的、委屈的、哭丧的、无奈的，全都低头认罪就是没有愤恨抗拒的。 李麻子站在台上像一只烤熟的瘦虾子，弯腰弯得头快靠到脚了。我看着他眼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我父亲贴着我耳朵说：“二猪，他是市医院的李老中医李爷爷啊。他家被抄了四次，他老婆有心脏病被吓死了，他被弄到这里的春风大队劳动改造。” 口号声、怒吼声和叫骂声一浪盖过一浪，把会场气氛煮沸了。人群中波涛汹涌，一波一波的人冲上台，对五花大绑的人拳打脚踢、棍打砖砸。会场乱了，外面人向里挤，里面人朝外挤，长凳子、方凳子、矮凳子纷纷倒地，被踩在地下的人大喊大叫。我父亲丢掉带去开会的方凳子，抱着我拼死往人群外面挤，我们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好不容易冲出人群。我父亲的羊绒围巾被挤掉，中山装的纽扣只剩领口的那只。他一路跑回医院的家里，把我从怀里放下来，自己像只死狗摊在屋里的泥地上，半边脸挂着鲜血。 街上的万人大会散场后，现行反革命分子赵大牛被公安人员用三轮摩托车拖走，一起被押走的还有一个强奸五保户老太婆的大男孩。在洪泽湖畔的芦苇荡边，他们挨了三枪两刺刀后一起命断黄泉。大男孩被一枪毙命，脸朝地嘴啃泥像一只倒头就睡着的乖猫。赵大牛就不乖了，跪在地上等枪子时回过头来问：“我到底犯什么罪啊？”公安人员用枪口抵回他的脸，向他后脑勺开第一枪的同时告诉他：“侮辱领袖罪。” 赵大牛被打了两枪还躺在地上乱蹬腿，鼻子嘴里呼哧呼哧冒血浆，公安人员用刺刀捅了他胸口一下，搅了他烂脸一下，这才结束他的狗命。赵大牛死后一个月了，在公社庄主任手下跑腿的小严秘书背后还议论他，“谁让他不识字不学习还要闹革命，把毛主席像章戴在胸口右边不说，还头朝下挂倒了。找死的，该死的。” 我认字很少，不过比那个被枪毙的赵大牛强，我认得自己的名字二猪，父亲继母妹妹的名字都认得，还有保姆的名字叫二奶奶，其他的字还认识一百多个，例如到处都能看到的中国、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敌人、仇恨、打倒、万岁。这些字我都会读，有些字还会写。我有一次想写两个字，好和坏，怎么写都不周正，都是歪的。还有一回我下功夫了，用红蜡笔写一行字，我爱毛主席，爱字就是写不出来，我就改写成毛主席万岁，后面跟着写了九个万岁。 镇子里一切有大门的单位外墙上，都贴满我看不懂的大字报，湖滨镇公社大院的外墙上大字报有半寸厚。半夜里忽闻敲锣打鼓声，我父亲和继母赶紧起床跑出去，聆听毛主席在北京发出的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 街上老是打打闹闹，老是有受伤的人被抬到医院来。医生护士问受伤的人：“你什么阶级成分，什么立场？”是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的，优先治疗，是坏分子被打伤的、流氓斗殴受伤的，靠后慢慢等。有一个身份不明的断胳膊中年人，就是流血流光死了的，当时医院在救治十几个互相打伤的红卫兵。 这天晚饭后，公社农具厂的三个食物中毒工人被抬进医院，都已陷入不同程度的昏迷。我父亲抓起白大褂就出宿舍门直往门诊部跑，连白帽子都忘了拿。他带着一帮医生护士为中毒工人挂水打针、冲洗肠胃。中毒工人呼吸困难，氧气包脱供，我父亲无计可施。一个大背头的重昏迷工人浑身抽搐，我父亲用纱布擦去他嘴上的白沫，再用一块纱布放在他嘴上，俯身为他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公社的小严秘书奉庄主任之命，带着一个派出所民警和一个腰扎皮带的民兵来了，查看过三个中毒工人的情况后，小严秘书盯住了病床上的大背头。他把两只手放到脑门上，往脑后抹着他的马桶盖头发，不可思议地皱着眉头责问我父亲：“你怎么先救江大水缸，你以为他还是副市长吗，他是被打倒的走资派，在我们公社农具厂做钳工，他肚子里的毒水，你抽得干吗？” 我父亲顾不上理睬小严秘书的指责，救过江大水缸后，又为其他两个中毒较轻的临时工做人口呼吸，折腾了一个通宵一个白天，把三个人都抢救活了。他理了理乱成杂草的满头黑发，掏出白大褂口袋中的硬馒头，大嚼大咽起来，露出只有自己感觉得到的笑意。我父亲昼夜抢救中毒病人的时候，继母在产房里连着为两个不顺产的孕妇接生，也忙乎了大半夜。 ……七八年过去。 失业做农民的小严进城找到我家，刚爬上楼的他前额上尽是汗珠，马桶盖头发冒着热气。他送来一蛇皮袋大米和三只小公鸡，请我父母帮忙为他寻出路。从他叙旧诉苦的口中，流露出职业习惯带来的数据。 “这‘文革’害人啊，湖滨镇公社有统计的非病非灾死亡人数，就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占目前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八，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的江大水缸江副市长，李麻子李老中医，被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赵大牛，还有带着两个女儿一起投井身亡的蒋匪军官小老婆马丽娜。这十年多来，湖滨镇公社的农民过着什么日子呢，他们在生产队的大田里手种肩扛，一年下来为家里挣到人均五百多分的工分，生产队按工分把小麦、玉米、山芋等口粮分配到户，每个人头的一年口粮就值五十块钱左右吧。这种日子多难熬啊，穷困短命的人不知其数，我的父母也都是短命。想想这‘文化大革命’，革的是文化，把农民也革上了，他们都是些文盲半文盲啊。像我这种没念过几天正经书的初中生就算有文化，能在公社大院里混十来年饭吃，可我就想不通了，‘文化大革命’怎么把农民都革得民不聊生啊。这到底冤谁，我说啊，就怨‘文革’和‘四人帮’。简直是瞎闹啊。” ……三十多年过去。 那些闹事年代的荒诞往事，可以看成我在说故事，也可以看成我初来人世的懵萌体验，想起来还后怕。令我疑惑至今的是，在“文革”中得意横行打砸抢的人，整人害人毁了多少家庭的人，他们丧失人性的私欲恶行与德国的纳粹分子有得一比，却都没入在人群中正常地生活，变换马甲与时俱进福及子孙，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的年龄不过是五十大几岁、六七十岁的样子，往往过得很主流很富贵，幸福指数超过工人农民超过“文革”受难者的家庭，好像“文革”与他们的每一根毫毛都无关。“文革”残留的某些东西，仿佛漫漶的魔影似无实有，一直隐现在人群的观念言行中却不知不觉，更是让人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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