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和投枪。”丁玲则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呼吁：“我们的这个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杂文是文学殿堂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它的形式灵活，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具有应用性强的鲜明特点。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思想性强、艺术性佳的杂文，不仅可以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增加知识储备，提高思辨能力，获得艺术熏陶，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和完美，而且还可以掌握和使用这一文体，使之成为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好助手。鉴此，我们从浩如烟海的杂文作品中精选出百余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经典之作，历史与现实的观照，文学与生活的冲突，社会与文化的动荡，均在这些嬉笑怒骂而又才情横溢的文字间有所展现，通过它们读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同时，在体例编排上，通过“入选理由”、“
作者简介：
”、“作品赏析”等栏目多角度解析名作，引导读者准确、透彻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本书不仅为你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学习、研究杂文的理想范本，还可以让你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激发理性思考，进而提升文学素养、写作水平、审美水准和人生品位，为自己的人生开辟一片广阔的天地。目录：
第一篇反思历史
求官六字真言/李宗吾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
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
“作揖主义”/刘半农
中国人的国民性/林语堂
迂缓与麻木/郑振铎
多余的话(节选)/瞿秋白
考而不死是为神/老舍
一个鸡蛋的家当/邓拓
人语与鬼话/秦似
新世纪旧希望/何满子
论焦大/黄裳
人才/柏杨
走出梦话——太平杂说/潘旭澜第一篇反思历史
求官六字真言/李宗吾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
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
“作揖主义”/刘半农
中国人的国民性/林语堂
迂缓与麻木/郑振铎
多余的话(节选)/瞿秋白
考而不死是为神/老舍
一个鸡蛋的家当/邓拓
人语与鬼话/秦似
新世纪旧希望/何满子
论焦大/黄裳
人才/柏杨
走出梦话——太平杂说/潘旭澜
觅渡，觅渡，渡何处？/梁衡
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王小波
共和国不能忘记/吴非
第二篇针砭时世
偶像破坏论/陈独秀
灯下漫笔/鲁迅
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
差不多先生传/胡适
中国的人命/陶行知
“老爷”说的准没错/叶圣陶
卧着拿薪水/邹韬奋
吃瓜子/丰子恺
简论市侩主义/冯雪峰
韩康的药店/聂绀弩
官/臧克家
论说谎政治/吴晗
“相府门前七品官”/吴祖光
孩子/梁实秋
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人/叶风
处级和尚/舒展
诬告有益论——谨以此文献给亲爱的诬告者/王蒙
“公偷”/蒋子龙
富人区/冯骥才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
钱的极点/毕淑敏
无根的义勇/刘洪波
关于“指鹿为马”的信/曾颖
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苏中杰
第三篇文艺之思
学问之趣味/梁启超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李大钊
中西学术之不同/梁漱溟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林语堂
艺术家之功夫/徐悲鸿
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郁达夫
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潘天寿
论雅俗共赏/朱自清
画说/张大千
骂人的艺术/梁实秋
“上”人回家/萧乾
文化问题断想/金克木
我们向歌德学习什么？/绿原
“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李敖
走向盛唐/李元洛
一个王朝的背影/余秋雨
秦腔/贾平凹
第四篇托物言志
雪/鲁迅
银杏/郭沫若
X市的狗/胡愈之
杨柳/丰子恺
海燕/郑振铎
狗道主义/瞿秋白
灯/巴金
论麻雀及扑克/梁遇春
野百合花/王实味
囚绿记/陆蠡
黄昏/季羡林
荔枝蜜/杨朔
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沙叶新
种子的力量/梁晓声
牡丹的拒绝/张抗抗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
火焰或碎银/筱敏
倾听生命行走的声音/廖华歌
一只猫的腐败/牟丕志
第五篇生活的艺术
人生百态/鲁迅
世故三昧/鲁迅
生活之艺术/周作人
幽默的叫卖声/夏丐尊
人生的乐趣/林语堂
宴之趣/郑振铎
又是一年芳草绿/老舍
菜园小记/吴伯箫
茶在英国/萧乾
幽默的境界/余光中
心灵的对比/席慕蓉
这样的人生/三毛
闲适：享受生命本身/周国平
凡尘清唱/林清玄
第六篇男男女女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
男人/梁实秋
三八节有感/丁玲
谈女人/张爱玲
大男人沙文主义/柏杨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张晓风
海滩上没有发生的事/张晓风
真实的塑料花/刘墉
成千上万的丈夫/毕淑敏
婚姻鞋/毕淑敏
女为悦己者容/张辛欣
女孩子的花/唐敏
河之女/铁凝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安顿
第七篇人生的感悟
面具/许地山
匆匆/朱自清
沉默/朱自清
渐/丰子恺
朋友/巴金
传授给儿子/傅雷
成功/季羡林
训子篇/吴祖光
中年是下午茶/董桥
白发/冯骥才
关于友情/余秋雨
离家时候/叶广芩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贾平凹
渴望苦难/马丽华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相像，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跛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彻。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日不虚心，日乱说，日轻薄，日破坏。几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日：“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竞带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时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欢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觉！”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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