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部用散文语体成成的专题性大散文，书中力图厘清那些骂鲁迅和被鲁迅骂的人的基本生平，以及与鲁迅的关系，尤其是与鲁迅论战的前因后果等；力图写出其人生的复杂性，为什么他们会“骂”鲁迅，或被鲁迅“骂”，“骂”与“被骂”究竟有无道理，我们又该如何认识与评价？
作者简介：
诸荣会，1964年生，江苏溧水人。《钟山》《美文》等刊物专栏作家，现为江苏某出版社副编审、某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了《最后的桃花源》《秋水蒹葭》《风生白下》《风景旧曾谙》《生怕情多》《标语中国》《江南味道》等作品。目录：
在巴黎/001
咎由自取之外/017
只是一不小心/033
美男也薄命/049
最后的生命之花/067
归去来兮“迟”/085
星光是怎样消退的/113
1921年的宿命/131
青大记“闻”/153
谁染霜林醉/177
人生只在有无间/201
在传闻逸事中永生/219
三人行双城记/237
舞台?莲台/261我们今天读陈西滢当年跟鲁迅论战的文字，很容易读出一个尖酸刻薄的形象，甚至还有点桀骜不驯；且这个存在于他自己文字中的形象，与我们的想象也完全一致——一个敢于并且能够与鲁迅论战的人一定是这样的人。但是，据说实际生活中的陈西滢又几乎是另外的一个人，他并不善辞令，甚至有点木讷，即使在同仁好友的聚会中，他也常常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听众角色，只是偶到酒酣耳热之际，才会变得谈兴盎然。苏雪林不但赞其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还说他一双眼睛总是晶莹澄澈。即使是鲁迅在那些与陈西滢论战的文章中，也一直将他唤作“聪明人”“正人君子”，并且说他有着“一张中庸平和的脸”——当然这主要是讽刺陈西滢那注定行不通的自由主义主张和貌似公允、公正、公理的言行，但是也不能不与他平时的处世态度和为人风格别无关系。
有人以为，鲁迅与陈西滢的冲突是代表了当时东西方留学生两大阵营在围绕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时所必然发生的，其实与他们各人的人品人格并无太大关系。今天，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留学生稍作文化反观，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留学东洋（日本）的与留学西洋（欧美）的，似乎在很多方面有着不同：前者思想多“左倾”，后者多“右倾”；行为上前者多激进，后者多理性；政治色彩上前者多呈红色，后者更多呈灰色甚至黑色。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但大体上说来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他们本身的家庭出身不同，前者多来自于相对的“穷人”家庭，后者则多来自于“大户”人家。二是日本离中国的时空距离相对来说还算很近，留学期间与国内联系相对说来也还算紧密，自然对于国内社会的情况还算是相对了解；而留学欧美则是一去天边，几年、十几年不回是常事，与国内的联系几乎从此隔断，等到学成归国，实际上已对国内社会的认识产生隔膜。三是日本与中国不仅在地域、文化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的方面，尤其近代以来，与中国一样曾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其终于发展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这让中国留日学生看到了中国发展可借鉴之路；而欧美国家虽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则已是另一个发展阶段了。正因为这些原因，他们在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问题时常常不约而同，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却又难免有冲突。今天，我们反观鲁迅与陈西滢的冲突，似乎确实如此。
其实，鲁迅与陈西滢之间并非水火不容，相反他们在有些方面竟有着相同的主张，他们都觉得当时的中国需要一场文化的启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才要“弃医从文”，此可谓众所周知；陈西滢则一直坚信学术可以救国，文化可以启蒙民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英国虽然获得的是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回到中国这个几千年“官本位”的国家后，并没有去“从政”，而是选择文化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他在力劝胡适不要离开讲台时曾说过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他在这方面的宣言：“只有一般专心学问的教授们以身作则，由人格感化，养成好学的学风，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闲话》，见《现代评论》1925年第3期）
然而，陈、鲁间的冲突终究还是难以避免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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