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一盏照在身上的灯
不管走出多远，都一直亮着
故乡是一种基因，离它越远，反而会越鲜明地展现出它的样子。沈书枝写故乡的风物、人情，用笔绵密平静，而又生动真实。江南的草木、花朵、食物、亲人、邻里，在她笔下，如被春日阳光照亮，一一醒来。
真正的爱是完全接受一个人、一个地方如实的样子，而不夸张、不隐讳。沈书枝笔下的故乡，正是如此。故乡的可爱与荒凉，生活的乐趣与艰辛，在一支安静而克制的笔下，愈发跃然纸上，动人心弦。
作者简介：
沈书枝，本名石延平，1984年生。苏州大学中文系本科，南京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生于皖南乡村，幼年行走田畈水塘之间，自觉山光水色，万物可亲。爱博物，爱文史，略知花鸟虫鱼之名。
目录：
序书枝的文字
南方的雨
打猪草
艾蒿与鼠麴草
清明
葛、白茅与斑茅
年年春天的鸟鸣
掐花
夏天的晚饭
阴雨梅天
枇杷
端午锦
屋檐下
绿竹
关于西瓜的黄金时代序书枝的文字
南方的雨打猪草
艾蒿与鼠麴草
清明
葛、白茅与斑茅
年年春天的鸟鸣
掐花
夏天的晚饭
阴雨梅天
枇杷
端午锦
屋檐下
绿竹
关于西瓜的黄金时代
从前的雨
苦夏录
菱荡
高梧玉立
八月半
秋树
风吹乌桕树
米饭
冬至
旨蓄
做糖远近的人偷
赶鸭，放牛
鱼塘
少年
山鬼
情书
翠蝴蝶
语文老师
泾县故事
露露
小店记小店记
小店是2007年秋冬之际开起来的，在南理工附近一个网吧旁。那时一家人已在南京待了很久，爸爸离开家乡也已有一两年。起初，我和妹妹念大学时，姐姐们先后在南京结婚，妈妈也到南京打工，一家人只有爸爸还留在家乡种田，每年农闲时节到南京来几趟，背一蛇皮袋蔬菜，拎些活鸡活鸭、鸡蛋之类的东西，住五六天，就回乡下。一个人种一二十亩田，他的辛苦自不用说，双抢时常常没有时间烧饭，只能泡方便面吃，夜里躺在地上就睡。每一回双抢过后，都是又黑又瘦。但是化肥贵，农药贵，稻却不值钱，每年开春犁田，买农药和化肥的钱，都还要从姐姐那里拿。时间久了，姐姐就劝他到南京来找个轻松点的事做做，一家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的好。一开始爸爸不愿意——屋后还住着奶奶和叔叔的小儿子，奶奶已经快八十岁了——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在一个秋末离开家乡到了南京。
那时候妈妈在一家网吧做饭，爸爸就去网吧守夜，每月得八百块钱。时候是冬天，晚上九点半钟，他出门赶最后一班公交，中间转一次车。十一点半，要包夜的人纷纷涌到吧台，爸爸裹一件绿色军大衣，去楼下锁铁门，然后坐在吧台边一张椅子上，两手插进袖笼，默默望上网的人。他不会开电脑，也不愿去学怎样在电脑上打扑克或看电视，只是坐着，提防着有没有小偷或闹事的人。冬天的网吧潮湿温暖，因为长久没有新鲜空气流入，发酵出微弱的腐酸气息。电脑屏幕上飘着长着很长翅膀的人，手握长剑，用鼠标点一点，周身就发出一圈圈明亮的蓝光，照得日夜打怪升级的人脸上也蓝幽幽的。这些东西于他都很陌生，唯一使他感到警惕的，就是我和妹妹的大学四年是不是也是这样度过的。
妈妈在网吧做饭，以一只大电饭锅能煮出的饭为限，每天中午和晚上各卖三十来份饭菜。每个月从网吧老板那里领有限的一点菜钱，精打细算，清早去菜场买新鲜便宜的菜（她不愿买不新鲜的菜），和卖菜的讨价还价，每餐做一个小荤、两个素菜。菜做得干净，味道又好，因此很受上网的男生们欢迎，常常半个小时就卖完了。有一回饭菜已经卖完，一个男生来找她，说只想吃她做的菜，她便把留着自己吃的一点饭和雪菜肉丝拿出来，加一个鸡蛋，做了一份雪菜肉丝蛋炒饭给他，收他两块五毛钱。平常一份饭卖三块钱。她常常这样，弄得自己只能吃早上剩下的半个馒头，然后把这最后一份钱悄悄扣下来，放自己的口袋。她不识字，卖饭的钱，都是当天就报账的。
因为这层原因，大学的寒暑假，我和妹妹在网吧打过不少零工。妹妹就在妈妈上班的网吧做收银员，我则去网吧老板的妻子开的另一家网吧。网吧老板姓陈，妈妈让我们叫他陈叔叔。他的妻子我们称为白阿姨。白阿姨身条小巧，小脸，尖下巴，眼睛笑起来好看。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却仍然看得出从小所受的柔驯的教育。她的网吧在南大附近，大学寒假我都在那里打零工。收银员们全都回家过年去了，我每天站在收银台前，开机子，收钱，打扫卫生，卖饮料。天气潮湿阴冷，门口挂着厚厚的绿色棉布门帘，帘子掀起又放下，进来的人一面哈气跺脚，一面小跑进房间上网。每天要在吧台待十二个小时，我的情绪很坏。
下午三点，白阿姨买了晚上要做的菜和三四块烧饼来，和我一起分吃。她说：“我胃不好，饿了就要找点东西吃。”我很饿，却想减肥，百般推辞不得，只好吃一块。我们坐在吧台里一起择菜。她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我感到不好意思，猜想大概我妈妈告诉了她什么。她有些娇嗔地劝我：“谈恋爱要看准好男孩子，像你陈叔叔，谈恋爱的时候那么体贴，等到结婚就不行了，大男子主义全冒出来了。”我笑笑，说：“陈叔叔人很好呀！”
2006年，原先的网吧停开，陈叔叔在南理工附近租下另一家门面，仍然是做网吧。几乎与此同时，白阿姨的网吧也转让了：她检查出了胃癌。事情来得这样突然，陈叔叔请我妈妈代为照顾白阿姨一阵子，等他们找到合适的人，就还让她到网吧烧饭。妈妈只好答应了。她一定想不到，这一照顾，就是无间歇的五年。在白阿姨得病后的几个月里，我曾见过她一次，虽然已经有预想，一经照面，仍不由吓了一跳。因为失去希望，她整个人迅速地垮下来，瘦得嶙峋，衣服挂在身上，像是披在稻草人伶仃的支架上。她虚弱得几乎站都站不住，由我妈妈扶着，游丝一般回应我的招呼。这次见面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可悯与可怕的印象，使我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尽可能地避免与她见面。
网吧开业后，爸爸仍在那里守夜。过了一年多，白阿姨的病情逐渐稳定，大约因为我妈妈实际由照顾她一人变成了照顾他们全家，十分辛苦，他们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商量着，把网吧左边一个空着的小门面房借给我爸爸，让他开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开杂货店的建议提了一个多月，姐姐们在家说起，都有些鼓舞——毕竟不要房租。大家商量着应该卖些烟酒、饮料，既然在网吧旁边，还可以卖一点零食。二姐跑了几趟工商局、烟草局，办好了应有的证件和执照，又跑去食品市场进货。终于拿到钥匙那一天，时节已是深秋。天气颇冷，南京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高大的悬铃木，树叶已完全枯脆，风一过，扑扑簌簌落下好多，人踩上去，发出清晰的碎裂声。街角卖烤红薯的香味传得很远。大姐夫从工地搞了一点石灰和几个滚刷回来，我们戴着报纸折成的尖帽子，把店里略为粉刷一遍，再拖进几个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玻璃柜，一切准备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店面，只有四五平米样子。当初完全是为了开一道直通到三楼网吧的楼梯，才多出了这么一块不规则的余地。店铺最里面，是楼梯下面一块狭小的空处，摆了一张小床，夜里爸爸就睡在那里。最外面并排摆两张玻璃柜，放展示的烟、零食，里面靠近楼梯的地方，也放一架柜子，放成条的烟和各种饮料。贴着右手边墙的空处，也放一张玻璃柜，暂时竟没有东西可放。左边墙是一个水池，下面放一只桶接用过的水。第一天开张，我们姐妹几个全都跑去，店里站不下，我们都在外面一块空地上站着。天灰得很，有潮湿的雾气，我们觉得冷，站在那里搓手。等了半天，终于有个人来买饮料，说道：“哟！这里终于开了一个小店了！”我们呼啦一下全涌到店里。
我们的小店没有名字。因为网吧硕大的招牌，后来给我们送货的人，都叫它“网吧小店”。店开得稍微久一点，来买东西的人渐多，里面才慢慢齐全一些：装了两部公用电话，有了放饮料的冰箱。夏天兼卖冷饮和啤酒，冬天卖面包。店里堆满装饮料和酒的纸箱，后来东西渐渐放不下，爸爸又请人在墙壁高处打了两个铁架子，搭上木板，专门放烟和酒。
平常日子都是爸爸在店里。我们住在南京城另外一端，因为离得远，晚上他就睡在店里，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他关门总是关得很晚，网吧十一点包夜，很多准备包夜的人到这时候才想起来要预备一点吃的。他还要再等一会儿，把最后两三个零星的鱼打到网里，到十二点，泡个脚，沾床即睡。早上六点半，又爬起来，上楼给陈叔叔打扫一下他的办公室，然后赶紧下来，做早上第一番生意，包夜下机准备回寝室睡觉的学生，往前面土壤仪器场上班的工人。学生买饼干或者面包当早饭，工人要买包烟。这是冬天。夏天店门开的时间更长一些，晚上要到十二点半，甚至一点，他才会关门。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家待业，找不到工作，也不想找，零零碎碎看一点书，在姐姐的催逼下零零碎碎投几份简历，偶尔去面试，结果都不大乐观。爸爸缺觉，我就常去店里替他看店，让他躺一会儿，也好显得我不是那么无所事事。最频繁的时候，差不多每隔一天就去一次。我坐308转315，315路要穿过紫金山脚，经过一段旧城墙和一大片树林，然后是植物园，明孝陵，梅花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春天城墙砖缝里很多紫堇，一蓬一蓬悬在高处。树林刚刚发芽，新鲜的柔绿疏落有如薄雾，是很好看的。琵琶湖在山坡下，经过时是一个下坡的拐弯，车子冲得很快，转瞬即过，遥遥可以看见湖边新发的柳枝，绿柳之间一树开得很好的红花。这一树不知是樱花还是桃花，我常常经过，仿佛三宿桑下似的，对它也生了特别的情感，每回经过，都要特为看一眼。红花很快即落，绿叶成荫。夏天悬铃木繁茂的枝叶擦着车窗而过，燕雀湖水边风蒲猎猎。渐渐有牵牛花，大红的石蒜花，在植物园水杉林下绵延成片。冬天是梅花谷坡上的梅花。
到了店里，收拾店铺。所做的都很简单，无非是擦擦玻璃柜子，擦擦零食包装袋上的灰。店里卖的零食也简单，饼干、薯片、多味花生、鸡腿、火腿肠、辣豆干、棒棒糖一类的。隔半个月，把柜子里摆的烟都换上新的，旧烟上蒙的一层灰擦掉。这里面临大路，卷闸门打开，什么遮挡的东西也没有，是很容易落灰的。看看什么东西卖得差不多了，就上货。这种小事，爸爸是很少做的。只有逢烟草公司送烟来，他很快就把烟按价格分类理好。有些他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卖得不是很快的零食，姐姐进货如果进多了，他就很不高兴，反复向我表达他的不满。我劝他，不进零食，柜台总不能空着，慢慢卖，也是卖得掉的，放在那儿又不碍事！他说，占用我店里的成本！我实在忍不住笑了，你店里那一点东西也叫成本！他只要卖点烟，卖点酒，卖点饮料，就最高兴了。
柜台收拾好了，我卖一点东西，看一会儿书，发一会儿呆。长日无事，来买烟和饮料的人多一点。有阵子附近修地铁，常有工人来买烟。他们抽五块钱一包的，多是绿南京或黄果树。也有抽三块、四块一包的红梅。最便宜的是两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烟质很粗，地铁修完以后，就很少有人来买了。学生们喜欢的是七块钱一包的软壳红塔山和紫色一品梅，讲究一点的，抽十一块的红南京。南京人特别喜欢抽红南京。我们每个星期在烟草公司网站上能订到的红南京数量有限，爸爸就把烟留着，专门卖给学生，十二块钱一包。学生都是很好说话的，十二就十二。本地人则不行，他们要把你数落一顿，“十二！怎么能卖十二！人家店里都卖十一块五！”有的拿了烟丢下十一块钱就跑了。所以他不高兴卖给本地人。他每回睡觉前，都要嘱咐我：“眼睛要会看人，望见那本地人不要卖红南京给他！”我感到很心烦，我眼睛不会看人！心情不好时，我统统都说没有。
很多时候没有人，我坐着翻几页书，就看不下去了。我在店里和店外的空地上晃，小声唱从前学的校园民谣，故意把声音压得哑哑的，觉得那样好听。爸爸每天困守在这里，不知道是怎样忍受这漫长的无聊的。除了买东西的，这附近很少有他认识的人。批发部送饮料的总是把水搬下来，收了钱就走了。曾经有一个自称是芜湖老乡的小伙子，和爸爸说的话多一点，显得很熟的样子。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两个姑娘来上网，问我借三百块钱。他的语气是那么笃定，那么熟络，使我觉得自己如果竟然问他借钱干什么，就是对他面子很大的过不去，于是我默默从盒子里拿出三百块给了他。这个小伙子一个星期以后就辞职跑了，剩下爸爸骂了我两回呆子。
我的呆由来是因为起初爸爸常常给人赊账。有些人来买东西的次数多了，混到脸熟，就开始记账。一些是天天来上网打游戏的男生，一些是土壤仪器厂的工人。这些学生们把家里给的所有钱都奉献到网吧了，赊账时软磨硬泡，有的甚至直接问他借钱上网，承诺家里一来生活费就还。他磨不过人家，就把账记在烟壳子背后。开始他们赊个一百块就还，渐渐赊得越来越多，记满几大张之后，终于消失不见了。这事使得他很受了几天打击，有一回我去看店，他吩咐我写几张“拒绝借款、赊账”贴在玻璃柜上。我说，语气太硬了，写“谢绝”？他说，不，就写“拒绝”！
中午土壤仪器厂的人会跑出来买酒。他们喝白酒，把酒瓶塞进外套，带进厂里偷偷喝。有一个酒鬼，整天醉醺醺的，爸爸说他在厂里有亲戚，如果不是这么每天死醉，早该爬上去了。他经常买一瓶酒寄在店里，中午拿一只带盖的小玻璃杯来，倒一杯回去喝。他说话永远带一股潦倒的酒气，似乎随时都是才刚喝完一杯起来的样子。有好几回，脸上都撞破了，还是跑过来，努力镇定住可能有的一丝尴尬，说和我爸爸很熟，忘了带钱，问我赊烟和酒。
天不热的时候，会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送面包来，每隔三四天送一次。他的面包没有生产日期，每次他来时，都会把上回还没卖掉的几个面包拿走，补上新的。我怀疑他到每家都是这样，不过是把各家没卖完的货互相换个地方而已。逢到有人买我家的面包，问我是不是今天生产的，我不好意思回他，只模模糊糊地说，“昨天送来的。”此外是一个卖水果的老人，每晚八点以后，他骑一辆三轮车来，把车子放在店门口停一会儿，和我爸爸说会话，等地铁口的城管下班了，就推到大街上去卖。隔壁旅馆的老板每天来买一包烟，两瓶酒；对门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每天过来买两包烟——这是爸爸在附近仅有的一点“熟人”了。
冬天是一年里最难熬的季节。天太冷了，除了柜台，再没任何东西把我们和外面的寒气与风隔开。我披着爸爸的军大衣，还是冻得手脚生疼，实在坐不住，只好灌一个热水袋，跑到外面跺脚。天黑以后，寒气剧侵，更是冻得人魂不守舍。爸爸不屑用热水袋，也不要电暖器，他只是坐在椅子上不动。临走时，我总要劝他，晚上早点关门不好吗？学生都放假，又卖不了几个东西！他不耐烦，手一挥，说，晓得晓得，你走！路上注意！他的脾气太固执了，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背着包走了。
2008年初，南方下了几场罕见的大雪。地上积雪一尺多厚，小区里广玉兰被压倒了好几棵，绿得发黑的叶子埋在雪里。下大雪的日子，我们的店仍然开着，爸爸回乡看奶奶，被雪阻在家里，他要我待在店里，说店里烟太多，没有人看着不放心。已是过年前后，哪有什么生意呢？我在店里待了好几天，每天中午妈妈从附近陈叔叔家送一点菜、一点饭来给我吃。切得很细的土豆丝，配着辣椒丝，用菜籽油炒得黄黄的。夹着很多青椒的青椒煎鸡蛋。烧得酥烂的鸡爪子、鸭翅膀。漫长的午后和傍晚，我读一本考研的书，趴在柜台上记笔记，隔一会儿就停下来发呆。我隐约想念一个很远的人。雪随时又下起来，落在门外悬铃木白色的枝干和街对面枫杨黑色的枝干上，很少有车子和行人经过，到处的寂静。灰色麻雀落到门前空地上找食吃。我把吃剩的饭撒在地上，它们呼啦一下全飞回到树上，隔了很久，才有一两只大着胆子下来。我躲在玻璃柜后面，悄悄看它们啄食。大枫杨树下是几个环卫工人住的小屋棚，积雪覆盖了蓝色铁皮屋顶，把它显得几乎矮到没有了。一个很瘦的驼背工人从屋棚里走出来，穿过马路来打电话。他驼得很厉害，因此显得很小，像只是一团橙色慢慢移过来，近了才使人看出是一个老头。他用方言打电话，说过年不回家，寄两件毛裤过来。打完电话，他从腰间掏出一只发黑的旧塑料袋，抖抖索索解开，拣出四毛零钱。他的手皴得太厉害了，手指上贴满边缘磨得发黑的胶布。我想说不要给了，却说不出口。才不过几天，我觉得自己已经坐得太久，太孤单了。
后来我终于重新去学校读书。平常要上课，要看书，周末才从学校坐地铁去店里换爸爸回家。姐姐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和工作要忙，妹妹不大在南京，也唯有我能脱开身去。有时候我觉得忙，或者累，犯了懒不想去，给他打电话，让他周末把店门关一晚自己回去，他答应得好好的，下回再去时，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根本没回去。他固执得让人生气，如果没有人去换，他就不回家，哪怕胡子长得老长，头上全是头屑。我没有办法，只好尽量每周都去。每个星期六下午四五点到店里，换他回家，第二天一早，他七八点就到了，为的是去陈叔叔办公室打扫卫生。我其实也可以去，但他就是要早来，也许是不想我错过早上那一番生意。打扫完卫生，他问：“想吃什么菜？”我说随便，他就去附近一条巷子买两个菜回来，通常是应季的蔬菜，加四只鸭腿，或一块肉。店里有一只电磁炉、一口铁锅、一只小锅、一只电饭锅。我卖东西，他在水池边把菜叶掰开来一片片洗净了，做饭给我吃。从前在家里，他和妈妈是常常被人请去办酒席的。
有一回刚从家乡回来，带了家里菜园里的青菜薹。爸爸把青菜薹掐成半拃长，下到滚热的油锅里炒。菜薹油光碧绿，非常好吃。我很好奇，他们炒出的青菜都那么绿，也不生，不知道是怎么炒出来的。有一回是炒茄子，茄子的味道很厚，很下饭。有时候他做一种清肉汤给我吃，把肉剁得细细的，捏成小丸子，在水里氽熟，碎碎洒一点小葱在上面。小葱的颜色很漂亮。肉汤里有薄薄一层透明的油，浮在碗面。大清早怎么吃得下这么荤的东西呢？这肉汤其实是小时候我们难得做的，那时候我们很喜欢吃。
饭做好了我们一起吃。店里只摆得下一张椅子，我们把菜放在一箱酒上，爸爸坐在椅子上，我就随便拖一只纸箱来坐。他一边慢慢喝酒，一边看电视。他喝白酒，几乎是但凡吃饭就要喝酒，因为要看店，喝得不多，一餐二两。他店里的“老村长”，简直有一小半都是给他一个人喝掉的。电视是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捡来的，没有用，就送给他摆在店里。这电视能收两三个台，通常都是抗日片，我实在不要看，只好悄悄把声音调小一点。饭吃过了，他把四只鸭腿腌上，睡觉去了。
我看店的时候，陈叔叔有时候会过来拿报纸。他已经有六十岁，头发还染得很黑，梳得很精神，常常穿一件黑外套。他抽一种很便宜的石林烟，四块钱一包，抽得很凶，一天要两包，用一根烟嘴套着抽。他住得离网吧很近，却买了一辆车，每天上午开车到办公室，和几个老搭档一起打麻将，中午回去吃饭，下午继续打麻将，或者按个摩，晚上再回家吃晚饭。看见他的样子，谁也想不到他的妻子已经病了三四年。偶尔他跟我多说几句，问我什么时候毕业，知道我是学中文的，就说可以去考一下公务员。
下午两三点，我准备走了，就喊爸爸起来。他把鸭腿洗洗，加清水和姜片用小锅煮熟，切成片，要给我带到学校吃。他似乎不大相信我说的不想吃肉的话。我拗不过他，最后只好带两只。这两只鸭腿我要慢慢吃两天才能吃得完。如果这一天是月初，我还要给他做完账才能走，因他同时还兼管网吧里卖零食、烟和饮料瓶的钱。零食和烟都是从小店拿过去的，在网吧卖掉的这些算陈叔叔的钱。我把陈叔叔应得的利润算出来，一笔一笔记在纸上，由他交给陈叔叔。
我走了以后，他又开始为期一周的一个人吃饭看电视卖东西的生活。秋天有人折一枝桂花从门前经过，丢在柜台上，他把花枝捡起来，插在酒瓶里。桂花的香气像水。有时妈妈下班回家，会绕到店里，给他送一点菜。店里最麻烦的事是上厕所，要把店门锁上去网吧，他于是很少喝水，只有酒精把脸浸得红红的。他渐渐比才来南京的时候胖一些，因为老坐着不动，肚子上长了肉。他有时候看起来像一个老人了。每天晚上七八点，他要打好几个电话，一个给奶奶，只问她睡了没有，有没有什么事；一个给三姐女儿，问她作业做完了没。后来大姐和二姐都有了孩子，宝宝刚会嗯嗯呀呀的时候，他就又多了两个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叫他们喊他。
我从店里回家吃晚饭，再回学校。妈妈总要烧不少菜，末了也装一饭盒给我带走。她很辛苦，因为离得远，每天早晨五点就要起床，把家里女儿们的早饭准备好之后出门，七点钟到陈叔叔家附近的菜场，买一天所需的菜，然后做早饭，做家务，侍候白阿姨起床，喂饭。白阿姨一餐只能吃很少一点，一天要吃六七顿。中午做午饭，除白阿姨和陈叔叔外，他们的女儿女婿也会过来一起吃。下午继续做家务，做晚饭，再赶回来给自己家里准备晚饭。晚上她还要洗衣服。可以让她不做吗？不能的，因为她不能忍受女儿们早上要花钱去外面买早饭，又贵又不好吃；也看不惯女儿居然不用热水泡搓衣服，只是直接丢到洗衣机里。她就是偷偷地抢也要把衣服洗掉。
吃完饭后我给她捶一会儿背，揉一会儿腿。她的小腿静脉曲张得厉害，站了一天，又肿又硬。我们说给她做手术，说了两三年，也拖着没做，因为白阿姨一家离不开她。她有浅表性胃溃疡，因为白阿姨的胃癌，她变得有些疑神疑鬼，老说自己胃痛，胃镜照了两三次。大姐很生气，照胃镜是很伤食道的。我给她捏手，发现她的指腹全都开裂，右手的手丫也烂了两个。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白阿姨家洗碗不能用洗洁精，一定要用碱水，还要用开水烫，衣服和床单也是，三天两头洗，在碱水里泡的。我很生气。她说：“女儿啊，你以为在人家做事容易的？”隔了一会儿，说，“要不是你爸爸的店，我真不做了。”
有时候她跟我们说陈家的事。有一阵子陈叔叔天天去健身房锻炼，白阿姨在家忍不住哭，疑心他在外面有了相好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是这样病着的人了。那后来我见过白阿姨一次，妈妈扶她出来散步，她比初病时气色好了很多，脸上略微长了些肉，眼睛笑起来时还是弯弯的，头发整齐梳拢到耳后。她其实还是好看的，她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他们原先住在梅园新村，后来为了离网吧近一点，在网吧旁边租了一所房子。白阿姨一定要在附近小区买一栋房子，哭着说自己不想死在租来的地方，要死在家里。后来他们就把梅园新村的房子卖了，给女儿买了婚房，又添了点钱，在网吧附近买了栋房子。
为了进货方便，我们买了一辆小面包车。回家乡从此也变成一件较容易的事，我们可以自己开车，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到家。此后每逢清明、五一、中秋、过年，或其他村里有什么爸爸觉得应该回去的红白喜事的时候，他就要求开车回家。他带很多条烟回去散人，和很多人喝酒，说话，坐在酒桌上舍不得下来。他要对他寂寞得没有回音的看店日子略作弥补。每到这时候，我就要去店里待两三天。白天还好，到夜里睡下，竟然感到轻微的悲伤。我总是睡不着。夜深以后，有些声音像是吸了水的海绵，膨胀开来，清晰得令人崩溃。门前街上时时开过渣土车和汽车，夜里上网的人咚咚地踩着床上方的楼梯，凌晨两点以后，门外空地上卖炒饭的人，叮叮当当地炒饭。偶尔有失恋的女生在门外大哭，我知道她必是坐在空地边缘的台阶上，还有缺少女友的小青年，拿着大功率山寨手机播放凤凰传奇。他们都是不需要睡眠的人。
时间长久，每到周五，想到周六下午又要去店里，我就忍不住焦虑起来，觉得自己处在努力恢复与不断破坏的循环里，找不到平衡的方法。我努力恢复起来的读书的秩序与感觉，一到周末，就又被重新打破了。直到毕业前写论文，已经是最后几个月，我跟爸爸说，实在没有时间去换他了，他才慢慢肯每周自己回家一趟。每个星期天晚上十点以后，他关了店门回去洗个澡，第二天一大早又回店里。后来一切都来得很快，有两三天妈妈都回来得很晚，说白阿姨觉得身上痛，陪她在医院检查。过了半个月，再给妈妈打电话，她就说，白阿姨走了。
晚上我回家吃饭，看见妈妈，大吃一惊。她的眼窝乌了很大一块，说是扶白阿姨下车被她的手肘撞的。爸爸说，你那是给鬼打的。妈妈在床上躺了两天。她不能想白阿姨走的时候的样子。直到最后几天，始终在医院守着白阿姨的，还是只有妈妈，陈叔叔和她的女儿每天只来待一小会儿。目睹了白阿姨的过世，妈妈总觉得自己胸闷、心疼。有一天她躺在床上说自己喘不过气来，大姐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第二天我去看她，她刚刚做过心脏照影的检查，这种检查要用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管，从右手腕插入动脉，直到心脏，我看见她时，她躺在床上，虚弱得不能动弹，手臂肿得老粗，只有两条静脉曲张的腿因为躺了好几天，细软了很多。下午我推她去做心电图彩超，屏幕上的图案像深海里的一道光，沙沙地晃。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隐约意识到，这是妈妈的心跳。我忽然有点感动又有些害怕。
幸而她没有事。
后来漫长的几个月里，都没有人再去换爸爸。我离开了南京，开始上班。他自己看店，自己回家，我猜想店里柜台上一定落满了灰尘，很多吃的卖完了他才拿出几包补上。但这种担心很快也成为多余，因为店要关门了。传闻这一片要拆迁，到时连网吧也会关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着关门的那一天。我恢复了读大学时的习惯，每个星期给他打一个电话。没有特别的话可以说，照例是早点睡，不要太晚关门，说不到一分钟就挂了。有一天他忽然给我打电话，我说怎么啦？他说没事，今天重阳节，给你奶奶打个电话。我问他店哪一天关门，他说，十月三十号，还有几天。在关门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决定给他打个长点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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