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风雨也无晴》是著名出版家、文化人沈昌文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部回忆录。该书详细地记录了沈昌文如何从上海银楼里一个初中都没有读完的“小伙计”，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各种机遇，而一步步地成为三联书店总经理和《读书》杂志主编，以及退休后的生活与出版活动。这本书不仅记录了一个小人物的奋斗史，同时，它也可看作是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个缩影。书中披露了当代出版史上不少不为人知的细节，具有丰富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6年1月退休。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译作有《控诉法西斯》、《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等。
目录：
第一章二十年上海生活
3.“棚户”里的“小赤佬”
9．“银楼”里的小伙计
12．成为了小“仆欧”
15．地下共产党的小崇拜者
19．漫无目标的自学生涯
22．对文化的兴趣和妄图钻进三联书店
25．当年的三联书店
30．冒牌大学生
36．在上海二十年生活的回顾
第二章从校对开始的翻身
41.四十个月的校对生涯
44．阶级斗争和健康斗争的第一课
48．翻身记
52．“名存实亡”的三联书店第一章二十年上海生活
3.“棚户”里的“小赤佬”
9．“银楼”里的小伙计
12．成为了小“仆欧”
15．地下共产党的小崇拜者
19．漫无目标的自学生涯
22．对文化的兴趣和妄图钻进三联书店
25．当年的三联书店
30．冒牌大学生
36．在上海二十年生活的回顾
第二章从校对开始的翻身
41.四十个月的校对生涯
44．阶级斗争和健康斗争的第一课
48．翻身记
52．“名存实亡”的三联书店
58．“急用先学”和得遇明师
63．在反右派风暴里的自我丑化
67．炼钢战士和话剧明星
72．为“反修”作后勤
78．开始结识“废物”
第三章文革中的记忆
85．印象深刻的“夫人同志”
88．想不到火会烧到自己身上
91．想办法活下去
95．到农村去
98.回京，混入“批林批孔”的革命队伍
103．斗批作者——“文革”中的一大快事
105．稿费——文革期间的一大纠纷
107．“文革”中某些书的殊荣
109．林彪事件的影响
第四章“二主”之下的一把手
113．新领域里“二主”下的一仆
116．党支部书记、一把手……
118．大胆的举措
122．《读书无禁区》及以后
129．“哪壶水不开提哪壶”和“跪着造翻”
133．厚积薄发，行而有文
144．无能，无为，无我
151．来自上层不知因由的关照
154．范用所提的“自治”
157．竭诚为读者服务
第五章十年总经理
163．恢复三联书店
168．五朵金花
172．知青政策的因祸得福
174．办公室里的红烧肉
176．往海外开拓
185．“向后看”
191．台湾这块“试验田”
196．朱枫的故事
198．《文化：中国与世界》
201．在外地的开拓
204．盖大楼，找接班
第六章“退休”后的天地
211．最后的恩怨
213．“将错就错”的牺牲品
216．恢复光明以后
219．“新世纪万有文库”
222．新《万象》
227．“书趣文丛”和《吕叔湘全集》
230．不良于行而工于“跃”的郝明义
233．朱德庸和几米
第七章“脉望”的故事
237．嗜“臭”成癖，喜“肥”成性
240．为兴趣而读书
242．邓丽君和季姐
245．在“潜水”中讨生活
248．防止“被遗弃”
250．茶余饭后逛北京
252．与老人惜别
结语
257.天天还在想“知道”
后记
261.秘书、书房与气功——沈昌文访问记
附录
291附录一：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
299.附录二：胡愈之：关于创议兴办“群言堂”的一封信
304.附录三：沈昌文生平及相关历史、出版大事年表
新领域里“二主”下的一仆
一九七八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改革开放了，大家都想做点事，我当然不甘心只担任一个资料室主任的闲职，内心不免骚动。何况，“文革”中要整垮我的几位，有的以后比较得势，在单位里当了领导。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在那里待下去了。当时，我比较接近的出版界的元老是陈原，跟他比较熟，于是向他多次要求到他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去工作。在一九八〇年初某一天下班的时候，范用找我谈，他说，听说你要去商务印书馆，现在不必去了，我让你留在这里负责《读书》杂志。我马上去跟陈原商量了一下，他同意了。事后我想，这大概是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的。
《读书》杂志的创办，我早已知道。范用在早些时候还问过我，他那时要调一个人到编辑室当主管，问我谁合适，我没回答。他又问我董秀玉行不行。董秀玉过去一直在出版部门，没有在编辑部工作过，所以范不了解。她在“文革”中也同我一样，参加过造翻派“遵义兵团”。大概有人向范告发，说她在那里做过一个惊人的事情，就是整理过三联书店的“黑材料”，其中认为“三联”是“黑店”。范用问我有没有这情况。我向范解释，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至多是受骗上当。范用于是同意她到《读书》杂志来。
一九八〇年三月，我正式调去编《读书》杂志，职务名称是新成立的“三联编辑室”主任。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读书》杂志的实力十分雄厚。名义上是出版局研究室（那时的出版局相当于现在的新闻出版署）的杂志，由人民出版社代管。总头头是陈翰伯兼。他是老党员老干部，当年出版局的代局长，燕京大学毕业，埃德加斯诺的老学生。斯诺当年到延安，据说就是他张罗的。他一直在国统区工作，是一位老报人，国际问题评论专家，笔名梅碧华。但他在《读书》杂志不出面，居幕后，出面的是陈原，担任主编。但是陈原还要管商务印书馆，又是文字改革和世界语方面的领导，没有多少精力能放到《读书》杂志上来。因此，在实际事务上，范用起很大的作用。他没有任何名义，曾经一度担任过副总编。可是他起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比陈原大。他名义上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之所以进去工作完全是他安排的。他脾气耿直，人缘不佳，跟很多人有矛盾，跟陈原也有矛盾。我去了不久他就跟我讲，要我听他的，不要听陈原的。这是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我面临的一个僵局。我在组织上是范的系统，可在思想观念上一直同陈原比较一致。范用了解这些，所以特别警告我。范用还说，陈原要是有什么想跟当局和现状妥协的主张，你不要听他的；你可以问问他，创办《读书》杂志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我猜想，大概创办之初他们老头商量的时候，大家都讲过一些激动的话。我是范用系统的人，可以说一直是在他照管下工作、成长的，而这次又因我求陈原谋事，由陈原推荐给他。所以，由这开始，就注定我要处于一种“一仆二主”的处境了。
这些老头办《读书》杂志，有其历史原因。陈翰伯在四十年代就办过这名称的杂志。范用所在的三联书店，是解放后的名称，过去这“三联”中的一“联”，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办有《读书生活》杂志。范用就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解放后的出版总署，也办过《读书》，是那里唯一公开的刊物，陈原一度是它的主管。现在，老人们把《读书》定性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位主管出版工作的领导人以后对我说过，这个刊物这么定性，只因为陈翰伯的原因才能被批准。因为照中国当年的规矩，只有像《红旗》那样的党刊，才能叫“思想评论”。
我那时搞出版尽管已有近三十年，但是从没编过杂志，更没有编过性质那么重要的刊物。现在忽负重任，加上头上已有“二主”，简直诚惶诚恐极了。
党支部书记、一把手……
我一直是编翻译稿的，对著作稿的编译不太熟。从干校回京后虽然主持过历史编辑室，但大都是通俗读物，而且当时是彻彻底底的“为政治服务”，很少有学术性的事情。至于编期刊，尤其外行。
现在一下子到了“思想解放”的第一线，当然很惶恐。但是，上面很看重我，让我当编辑室里的“第一把手”后来又是编辑室里的党支部书记。尽管老前辈一大批，但都不是专职人员，是兼差。而且，改革开放以后，这些老前辈越来越忙，外面兼职日益增加，包括范用在内，都不大顾得上我们了。
我有五十年代上半期人民出版社党的领导（曾彦修、王子野、陈原等）下管理三联编辑部的经验，知道做事要适当放手。这实际上也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共产党“统战工作”的经验。我于是拼命侍奉几个党外的老前辈，如冯亦代、史枚、丁聪等。我的确是小心侍奉他们，这不仅是工作需要，也因为他们确有可学习之处。例如冯亦代，这位老先生对文化界的熟悉，鲜有其比。只要遇到文坛上的麻烦事，他总有善解之途。至于史枚，寡言少语，然而从五十年代直到现在，我一直待之如师长，他对我是很放心的。因此，他乐于同我说真心话，知道我不会泄漏。
编辑部里，唯一会与我作对的，是一位包遵信先生。包兄原在中华书局，后来调入出版总局的审读室。当时《读书》杂志名义上是同出版总局审读室合办的，所以他常驻编辑室。此公个性极强，不善与人相处。他是学中国古典文献出身的，有专业训练，自然更不把我看在眼里。他出口必说：你懂什么？知道我是工人出身，又偏偏当上支部书记和行政领导，所以极不服气。他处理稿件又极专断，不讲情谊，没一点客套。但我也有对付之法。主要是，在有他在一起议事时，我常常讲那些“三脚猫”的外国话和外国故事。陈原老人家当然听了很知情，冯亦代当然会同情，史枚也不反对，这位“小老包”（有时还加上范公）只能瞎瞪眼，眼看着我的意见被通过。这类招数，说实话，多半得自陈原，但只是身教，并非言传。
后来，这位包大人日益走红，兼职日多。他主编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影响极大，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年头的重大贡献。不久，他又得到别的委任，于是就离开编辑部了。不论如何，此公思维敏捷，行动果断，实在少见。但是另一方面，又喜独断专行。在他眼里，我自然只是一个“伪君子”而已。但是我不觉得难受，能把这摊子维持下去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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