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思想人文和诗学、人物随笔集。
上卷以20世纪西方文学、思想大师为主，状写人物命运，阅微艺术精神，所最为关切者，依然是艺术家与生活世界的对抗、对人性恶的揭发，以及对黑暗时代的启明。其中既有托尔斯泰、伊拉斯谟这样的为人类摘星辰的思想大师，也有卡佛、布考斯基这样的在社会底层打拼与沉沦的性格文人；既有阿伦特、加缪这样的经典文人，也有尼采、巴列霍这样烈火般的诗人思想家。本书思想性与故事性相融合，传记资料扎实，观点鲜明，文风晓畅，真情流露，适合文艺大众阅读。部分文章曾在《财经》《财经LENS》《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晶报》等报刊发表。
下卷为作者十余年来的诗学论文精选，其中既有作者本人的艺术主张，也有作者亲临中国诗歌第一现场的所见所闻、经验与杂感。本辑文字最能体现作者思想与才情，是青年一代在诗学上的最新收获，在70后、80后一代读者中拥有广大的知音。本辑文字多发表于《上海文化》《名作欣赏》《作家杂志》《南方都市报》《今天》等报刊。
作者简介：
朵渔：独立诗人，专栏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天津，写作诗歌、文史随笔、时政专栏，兼及文学批评与研究。曾获华语传媒年度诗人奖、柔刚诗歌奖、《诗建设》诗歌奖、屈原诗歌奖，以及《诗刊》《诗选刊》《星星》等刊物的年度诗人奖。著有《史间道》、《追蝴蝶》（《诗歌与人》专刊）、《意义把我们弄烦了》、《最后的黑暗》、《原乡的诗神》、《我的呼愁》、《说多了就是传奇》等诗集、评论集和文史随笔集。
目录：
上卷
我因孱弱而梦想着美德
这始终关乎爱情，没人知道
我的生活无法重复
生活在细节中
恐惧与缪斯轮流值日
人以什么捍卫记忆
忏悔是一件思的事情
永远不可能在极权的灰烬中找到钻石
我们之间的分歧必须保留
大师控
托尔斯泰的忧郁
我代替野兽步入牢笼
相信诗歌的永恒性依然存在
愤怒把一个诗人捣碎成很多诗篇上卷
我因孱弱而梦想着美德
这始终关乎爱情，没人知道
我的生活无法重复
生活在细节中
恐惧与缪斯轮流值日
人以什么捍卫记忆
忏悔是一件思的事情
永远不可能在极权的灰烬中找到钻石
我们之间的分歧必须保留
大师控
托尔斯泰的忧郁
我代替野兽步入牢笼
相信诗歌的永恒性依然存在
愤怒把一个诗人捣碎成很多诗篇
辛波丝卡：从废墟上开出的花
用爱点燃抒情诗的天空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
一个失败主义的大师
老虎?刀子?迷宫
下卷
羞耻的诗学
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为疯子们辩护
诗如何思
何谓“为人生的写作”
他体会过自由，明白善的意义
真理性：论韩东
犹如雷电击碎大海……
飞蛾扑火的仪式
去爱，还是去恨1950年初，阿尔贝?加缪买下了巴黎夫人街29号的一幢房子，把家安了下来，从而结束了长期租房和漂泊的动荡生涯。这里离他工作的伽利玛出版社不远，附近还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加缪喜欢在街角买一份报纸，在咖啡馆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再步行去出版社。
这一年，加缪将近37岁，已经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加缪和他的妻子弗朗西娜，以及弗朗西娜的母亲、姐姐住在一起。这让加缪很恼火，“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有三位。”但是没办法，弗朗西娜长期处于抑郁之中，她母亲认为女儿离不开她，而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斯蒂安娜对加缪也很不放心，她觉得艳遇不断的加缪随时可能抛弃自己可怜的妹妹，去跟别的女人厮混。她要做妹妹的守护神。加缪被这样一个六口之家团团围困，感觉都快要爆炸了。他不在乎幸福，他渴望的是伟大。“我总觉得好像是在大海上：身处巨大的幸福中心，却又感觉受到威胁。”他向自己终生挚爱的女友玛丽亚?卡萨雷斯抱怨说，“我脑袋里整天冒出可怕的念头”。
无法在家里安静地工作，这是最折磨加缪的地方。他给自己安排了一间工作室，却难得清静。妻子弗朗西娜弹得一手好钢琴，诗人蓬热曾羡慕地说：“有这样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妻子，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啊。”加缪却说：“如果你每天都要听上六个小时的巴赫，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为了远离这些深爱他的“家庭禁卫军”，加缪经常离家外出，带上自己的女友，去山里或农村短暂居住。
加缪在他不到30岁那年，就已完成了自己的“荒诞三部曲”：小说《局外人》、随笔《西西弗神话》和话剧《卡里古拉》。“在30岁的年纪，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尝到了出名的滋味。”加缪说，“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1947年，长篇小说《鼠疫》出版，两个月售出了五万多册，加缪又大获成功。然而这些成功没能给他带来真正的自由，也无法消除他内心的焦虑。他的结核病也让他觉得自己就要不久于人世，而伟大的作品却还没有写出。他想到托尔斯泰，“他在1863年到1869年之间写出《战争与和平》，也就是35岁到41岁之间。”而加缪已经36岁了，“我看到绝望在逐步逼近”，他必须加紧工作，把大作写出来，才能抵抗这随时会到来的绝境。“……只有工作，只有创作，可以使精神不倒。”为此，他逼迫自己每天在桌子旁坐上10个小时，以便尽快完成他寄予厚望的哲学随笔《反抗者》。
1950年1月，同为肺病患者的乔治?奥威尔逝世，年仅47岁。加缪与这位《1984》的作者从未谋面，但两人同气相求。这更加剧了加缪的焦虑感。1950年，就在加缪思考和写作《反抗者》之际，“争取文化自由大会”在柏林召开，法国的纪德、阿隆、萨特、莫里亚克、布鲁姆，英国的凯斯特勒和罗素，美国的多斯?帕索斯、辛克莱、伯恩海姆，意大利的西洛内等著名左派知识分子都参加了大会。加缪没有参加柏林的会议，但在一份“致自由人的宣言”上签了名。宣言称：“知识分子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尤其是在他们与领导人的思想言论出现对立的时候。”加缪还在手记中补充道：“一旦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人就会变成奴隶。”这也是加缪写作《反抗者》的题中之义。但整个1950年，加缪都深陷于生活与写作的双重焦虑中难以自拔。他在这一年的日记中写道：“1950年的男人：私通，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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