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杜高，在2004年因一部轰动一时的“杜高档案”而成为一位著名“右派”。他年轻时活跃于戏剧界，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先在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和几位朋友一起受牵连被冠以“小家族小集团”，受隔离审查一年多时间。刚获得自由不久，又于1957年牵连上“吴祖光右派集团”，被作为“小家族右派集团”的一员而入农场劳教。十二年的劳教岁月，他九死一生，幸存下来。如今已84岁高龄。
经历过沧海桑田的人，生命的底色既斑驳亦厚重。作者在书中回顾了自己在那些政治运动中的遭际和部分劳教经历，以及“小家族集团”几位好友的不幸命运，也记述了自己与田汉、吴祖光、施咸荣、路翎、钱君匋、华君武、金山、孙维世、赵丹等知名文学艺术家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认识。文笔质朴真实，自有一种感人力量。书中并有几十幅珍贵图片。
作者简介：
杜高，湖南长沙人。1930年出生于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幼年时加入进步儿童文艺团体，后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并学习写作。少年时即有习作发表。1949年后，发表剧本、文艺评论、通讯报告、散文随笔等多种形式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5年后，连续遭受政治运动打击，半生坎坷。1979年，错案得到改正，重返工作岗位，恢复文艺写作。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戏剧》《当代电视》杂志主编、中国文联全委等职。
上世纪末，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被发现，后公开出版，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目录：
第一辑
杜高档案/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致李辉
——读《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有感
附录一：杜高档案收藏散记（节录）/李辉
附录二：我收藏的一册杜高档案/丽江
一部个人档案和一个历史时代
第二辑
失败的“剧本创作室”
悲欣交集重归剧坛
——我在破冰解冻的日子里
我们经受的历史伤痛
——怀念亡友王正和肖里
附录：契诃夫悲剧的幕后
荒原上的瞬间一笑第一辑
杜高档案/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致李辉
——读《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有感
附录一：杜高档案收藏散记（节录）/李辉
附录二：我收藏的一册杜高档案/丽江
一部个人档案和一个历史时代
第二辑
失败的“剧本创作室”
悲欣交集重归剧坛
——我在破冰解冻的日子里
我们经受的历史伤痛
——怀念亡友王正和肖里
附录：契诃夫悲剧的幕后
荒原上的瞬间一笑
劳动教养：比路还长的回忆
第三辑
一个受难者的灵魂
——为《路翎剧作选》出版而作
路翎的死
吴祖光：一个中国文人的生命价值
阅读吴祖光
——读《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有感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昨日的人生：蔡亮和我
施咸荣和《等待戈多》
——2004年11月8日在“施咸荣翻译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附录：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施亮
第四辑
美被毁灭的悲剧
——严凤英之死
田汉：人格的独特魅力
永生的舞人
——悼念吴晓邦先生
俄狄浦斯的灵魂
绝不向强权低头
——马寅初艺术形象的启示
和钱君匋先生的三次会见
忘不了的孙维世
——读《唯有赤子心》
“人”的赵丹和“演员”的赵丹
华君武的道歉和自省
附录：不朽的皮诺乔
是什么使我们心灵颤栗
——话剧《深度灼伤》演出的意义劳动教养：比路还长的回忆
一
癸巳年初一（2013年2月10日），《北京青年报》用愉快的语调向我们报道：“从云南省政法工作会议上传来消息，云南全省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缠访闹访、丑化领导人形象等三种行为，‘统一停止’劳教审批，其他违法情形的劳教审批也‘全部暂停’，劳动教养在云南省内事实上已经取消。随后，新华社追踪报道称，云南省的做法，乃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的‘时间表’与‘路线图’进行，全国范围内取消劳教制度，已是大势所趋，且可能迫在眉睫。”
在我国实行了五十六年之久的“劳动教养”这个惩罚制度，虽然它的合法性早已遭到法学界的质疑，虽然人们强烈呼吁尽早废除，但延至今天才传来上述愉快的消息。
也许是因为这两天我正好在读我的一位劳动教养的难友、现定居美国的巫宁坤教授写的回忆录《一滴泪》（此书英文版ASingleTear流传海外，国内至今未出版中文版），想到他今年已九十三岁高龄，读着他哀痛地叙述1958年4月以后所遭受的劳教苦役和精神凌辱，也使我回想起更多的在劳教岁月中悲惨死去的右派难友们，心情苦涩而沉重，以至读了《北京青年报》这一段愉快的文字后，反而禁不住老泪纵横。
3月17日，一位记者向新任总理李克强提问，何时取消劳动教养制度？他简要地回答：“劳教制度改革方案年内有望出台。”
取消或是改革，总之，是要变了。
劳动教养留给我的，却是比路还长的回忆。
五十六年前的1957年8月4日，正当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个热诚地向共产党提了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时，《人民日报》忽然发表了一篇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立即有人敏感到，这是英明领袖想出来的惩治右派分子的一个聪明的办法：面子上“宽大为怀”（不判徒刑），实际上“狠加打击”（关进监狱）。手续简便到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单位填一张劳教申请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带走。
拨乱反正以后，我的几位侥幸熬过来的难友，用血泪写的劳教右派的苦难史，使千万读者震撼和悲恸。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作家出版社1989年出版）、刘迺元的《历劫不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等，这些书不仅唤起我这一代人心灵颤栗的回忆，更使年青一代惊心动魄地了解历史的真相，知道在我们这片国土上曾经发生过怎样不可思议的一幕幕悲剧，劳动教养曾经折磨和迫害过的，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它毁灭了多少无辜者的生命，又葬送了多少有作为的知识者的青春年华。
我不会忘记自己经历过的长达十二年的劳教岁月。
五十六年前，那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年代。没有人会怀疑毛泽东的“英明”。就连经过群众批斗后的右派分子们，也个个低头认错，相信经过劳动改造就可洗刷罪过。巫宁坤教授在他的书里写得很诚实，我和绝大多数被劳教的右派们也都是这么想的。
我们就这样成了中国实行劳教制度的第一批劳教分子。
和我同期关进看守所的，还有我的一位老朋友、北影导演巴鸿，他是和六机部三局的干部冯志轩同一辆警车送进来的，我还看见了新华社的英文翻译刘迺元、中央工艺美院教授何燕明、中央歌剧院指挥莫桂新、《茶花女》的导演谷风、中国作家协会的诗人唐祈、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徐步和舞美教师徐廷敏，还有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王宏韬、青年画家江荧和汪志杰等等，啊，数不过来的这么多熟悉和更多叫不出名字的人，都关进来了，他们都成了我最早的劳教难友。
据说，在北京的中央和市级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和军队，打成右派的有十万人之众，送去劳动教养的有多少人，公安局至今还没有公布过统计数。不过，上世纪末，《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姚小平，偶尔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发现了一册从公安局流失出来的“右派劳教分子死亡登记表”，填写时间为“1963年”。死者九十六人，大都是在大饥荒的1961年冬饿死的，埋葬在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的坟地。这当然只是一个死亡名单的分册，因为仅就我亲眼看见的劳教饿死者就不下十余人，巫先生书中也写了一位就睡在他的右侧、饿死前还欠了他一块大饼、死后队长又派他去挖坑埋葬的“书法家老刘”，以及从维熙、刘迺元书里记录的那许多可怜的饿死者就都不在这份名册里。还有许多的自杀者，像刘迺元写的北大图书馆系毕业生敖乃松自沉鱼塘的悲惨故事，从维熙书里提到的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医生林澄，在兴凯湖农场的玉米地里用刀割破腿动脉愤然死去的事例，我在团河农场病号组的时候，和我同睡在一个炕上的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陆浩青，因劳教到期而久不释放，绝望中跑到河沟边吊死在树上。所有这些，再加上全国各省市的劳教右派分子一共死了多少，谁还会记得这些卑微的殉难者呢？他们或许就成为历史的永远的失踪者了。
二
巫先生是1958年4月17日由他任教的国际关系学院（当时归中调部领导，对外属保密单位），开了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到半步桥监狱看守所的。
我恰好在第二天，4月18日进来。我们就这样成了同命运的难友。
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劳动教养就是进监狱。巫先生上车时还天真地以为“是送我去一个农场参加体力劳动”，谁知是停在一个装有铁丝网的高墙下的大铁门前。接着他就被推进一间挤满了劳教分子和摆着一个大尿桶的臭气熏天的囚室里。他离家前夫人只为他收拾了一个小衣袋，顺便塞进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原版的《哈姆雷特》，一本是冯至编的《杜甫诗选》。没想到这两本书后来竟成了他囚徒生涯的精神伴侣。那年他三十七岁。
我是中国剧协惩罚的右派。我们一共五个人。是当天早晨被叫到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现商务印书馆）三楼剧协党委，三位领导人分别让我们看了打印好的“右派结论书”，然后各自在上面签名。这时，忽然从隔壁房间推门走进一位公安人员，和三位领导摇了摇手，彼此微笑。五名右派的交接手续就算办好了。公安人员转过身厉声命令我们排成一行，由他带领走出文联大门，推上停在门口的一辆卡车上，我们被送到了东单分局。在这里，我们和其他犯罪分子一同办理入监手续。先是照一张相片，然后两只手沾满油墨在登记表上印上掌纹。这就建起了“囚犯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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