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产生、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科学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人类与神明的战争史。人们现在从不否认医学，却又不敢否定神的存在。而鬼神与医学也成了近亲，作为医生，我们在故事中也常常徘徊于神与恶魔两个极端之中。
每个学校里都会流传一些奇怪的故事。医学院也不例外，而且往往比别的学校还要变本加厉。毕竟医学院本来就是一个多事非的地方。而医院更是一个个生命“来”“往”最为频繁的场所，是链接生与死的中间地带，滋生了许许多多暧昧不明的传说……
作者简介：
小汗，20世纪70年代出生。20世纪90年代就读医学院临床麻醉专业，2000年成为麻醉师，2001年从医院辞职，现为职业作家。曾游学法国，现为著名海外文学社团──文心社法国分社社长；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长篇小说》杂志签约作家，专门从事小说、杂志专栏及影视剧本创作；小说类杂志《悬疑志》《胆小鬼》特约作家，在新浪网与“榕树下”等文学网站都设有个人作品专区。
1999年开始写作生涯。《医生杜明：没有人是干净的》为首次创作的中篇网络医学惊怵小说，被读者称之为“中国版《沉默的羔羊》”。作为自由撰稿人，作品大量发表于海内外报刊杂志。北美洲三大中文报刊《世界日报》《侨报》和《星岛日报》，澳大利亚《新海潮报》，国内则分别登载于《华夏时报》、杂志《时尚男士健康》《男人装》《商界时尚》。
目录：
心脏偏右
杀人
医学院里的鬼
我是传奇
我的同桌不是人
百分百女孩
菊开那夜
我的右边
医生往事
医学院里的人
后记小汗的文字，在纯静的外表下含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邪气。用浪漫的手法来写诡异的故事，似真似幻，构建一种独特的“恐怖”美学心脏偏右
“我们是双重间谍！”
“什么？”
“一方面我们是上帝的使者，另一方面我们又是死神的帮凶。”
“真的吗？”
“我们为病人治病拯救他们的生命时是为上帝工作，而我们为医学研究却可以用活体做实验。除了警察以外，我们的职业是唯一可以合法杀生的，是当之无愧的死神帮凶。”
“那么？”
“那么我们死了以后既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医生的灵魂必定四处飘荡。”
主任看着我的眼睛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话，可是偏偏说出来的东西却是这么滑稽。我知道他一定有事情求我，这是他的习惯——每次叫我做一些奇怪而有趣的事情时，必定会说出一套不知所谓的东西。所以这次我只是不动声色地听着他的话。
主任脱下身上的手术衣，又向我面前凑了凑。
“喂，小杜，我的话你明白了吗？”
“不懂。”
“明天早晨六点你来找我，我会让你知道的。”
主任是个奇怪的人，如果以臭味相投来说，我应该也属于奇怪的人吧。记得我还在学校时，主任曾经回学校教我们局部解剖课。他当着我们几十个人的面从尸体上割下一块肌肉纤维，然后放在嘴里咀嚼起来。当时除了我以外的人都跑到实验室外面狂吐起来，结果实验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与他脸对着脸，我盯着他的嘴看了好久。
“那肉是酸的吧？”
主任叹了口气，从袖口里拿出那块肉。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都那么没有幽默感呢？”
后来才听说那是主任的拿手好戏，是每次教新生时必玩的一个把戏，屡试不爽。从那时起我便认定他是个怪人，而主任也是在那时认定我是个怪人。所以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一眼就认出我了：“喂，你小子终于来实习了，你可要做好吃人肉的准备哟！”就这样，我们成了医院里少有的忘年交。
第二天清晨，我和主任被车拉走——车是警车，方向好像是朝着郊区。我抱着主任的手术包坐在车里一声不吭，主任不时转过头来看看我。
“没告诉你什么事就把你叫着，怕不怕？”
我摇了摇头，从后视镜里望了望司机阴沉的脸，我没敢说“挺好玩的”。
主任点了点头，其实他知道我一定不会害怕。他也望了望前面的司机就没有再说话。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来刑场。小时候我看过拉死囚的车，解放车上站着形形色色的男女，他们一律光着头，身上挂着牌子。大学时我在解剖室看过好多死囚的尸体，死囚的尸体很好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脸上一个碗口大的洞，那就是枪洞。每次上实验课时我都会对着那洞想象，随着一声枪响，子弹射入后脑内并高速旋转，人的大脑马上被搅得稀烂，颅内压在几分之一秒内极速升高。所以当子弹从脸部飞出时，人脑就像被针扎破的气球，瞬间从内部爆炸，鲜红的血与白色的脑浆会喷出很远。听说子弹在头内旋转速度太快，那两种颜色的黏稠液体喷出时都会冒着热气。
没想到，第一次来刑场，竟然就进到了刑场的里面。初次站在刑场的感觉和第一次站在手术台上的感觉很相似，主任说手术室是天堂之门，那刑场就是当之无愧的地狱之门了。我和主任躲在刑场里面的拐角处，主任小心地向外张望，一脸的兴奋。我问主任：
“我们来做什么？”
“一会儿去取尸体的眼球。”
“给那个老太太？”
“嗯。”主任点了点头，回头对我说，“没办法，我们替人治病就是这样——人家有能耐弄到，我们就得给人家治。”
“哦，那一会儿枪打哪儿？”
主任没有回答。在医学上死亡的定义是脑死亡，所以问这个问题多余。
主任最后问了一句：“怕吗？”我摇了摇头，两个人就静悄悄地盯着刑场了。
今天只有一个死刑犯，刑场外面冷冷清清的，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死刑犯跪在地上，身边的警察一身戎装，戴着大得可以遮住脸的墨镜。一声预备口令，警察手中的步枪对准了犯人的头。再次听到口令时，警察的枪瞬间转移到了犯人的后心口。
随着一声巨大的枪响，犯人的身子一震，胸前绽放红花。犯人斜着倒下了，警察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原来死是这么迅速，想我们在手术台上往往要站上一整天才能从死亡线上拉回一个生者。过了一会儿，有个警察探过头来冲主任点了点。主任一拉我：“走，到我们了。”
刑场外面已经没有人了，场内也冷冷清清的。我和主任缩手缩脚地走在斑驳的黄土地上，第一次有了压抑的感觉。尸体旁边停了辆车，应该是用来搬运尸体的。那车正好挡住了我和主任，车上的人背对着我们在闲聊。主任麻利地戴好手套，对我比了个手势，我们便蹲在尸体旁边开始工作。
我的工作并不多，只是在必要时候递个工具。我蹲在那里，眼睛看着那具尸体。他的手铐已经被拿掉，可是手还背在身后，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他死得很安详，好像是舞台剧上死掉的戏子，胸口上的血迹染红了蓝色囚衣，但出血量并不是很大。突然主任抬头问我：“你刚才看到了吗？”我摇了摇头。主任抿着嘴不再说话，他已经摘下了第一颗眼球。主任把那颗眼球交给我时骂了一句，然后问我：“小杜，你刚才看见没有？”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主任将手术刀从右手换到左手，用右手掀开了尸体的上衣。死囚的胸口上有一个碗口大的洞，随着尸体的轻微动弹从里面不断地渗出血来。主任放下衣服不再说话，又开始继续手上的动作。不过我发现，主任的手有些颤抖了。
终于把两颗眼球都摘了下来，主任和我都吐了口气，仿佛过了几个世纪，其实不过十几分钟。主任站起身来，从兜里拿出手帕盖在了尸体的脸上，回身使劲拍了几下面包车车身。那面的两个人走过来冲主任点了点头，开始往车上抬尸体。我和主任按原路回去，那个阴着脸的司机依然等在那里，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
回到医院，我和主任一起在手术室洗澡，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突然主任问我：“喂，你看我这儿怎么了。”我走过去，看了看主任指着的地方，胖胖的胸口上什么也没有。主任依然指着，“就是这心脏偏右的位置，是不是有一个出血点？”胸口已经被主任搓得通红，什么也看不出来。主任还是径自搓着，“怎么搞的，怎么红了？”我先洗完出去，刚要穿上白大褂时，主任在里面喊了一声：“把那衣服扔了吧，我再给你件新的。”
我冲洗手间里的主任喊：“主任，我们今天算是谁的使者，谁的帮凶呀？”
没有答案。
老太太的手术很成功，毕竟主任是眼科专家。老太太住在单独的干部包间，屋里屋外放满了鲜花水果。我一边给老太太解开头上的纱布，一边听老太太唠唠叨叨。“唉，这还不都是我那儿子呀！别人都是冲着他的面子来看我，我这个老太太能有几个人心疼呀！?我儿子忙呀，天天在外面开会。我可不能瞎，要不然给儿子添麻烦就不得了了！”老太太想揉揉眼睛，被主任制止了。老太太只好把眼睛眨来眨去，“主任呀，不行，我这眼睛还是看不清楚，我怎么一点儿都看不清呢？”主任听了连忙走过去，拿起小手电筒对着老太太的眼睛照了几下，咦了一声，又伸出手在老太太面前晃了晃，“能看清吗？”老太太眯着眼说：“看不清。”主任愣了愣，退回身子拿起了病历。这时老太太却喊：“看清了！看清了！这是谁买了那么多菊花，怪不吉利的！”主任又走过去，结果老太太的眼睛又是模糊一片。几个来回过去，我和主任终于明白了——老太太只是看不清主任，对别的却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和主任回到了办公室。主任有些不高兴，他怀疑老太太是故意的，但因为老太太身份特殊，所以无法对其发作。这几天主任的心情本来就不是很好，我猜这也许跟上次的事有关。坐了一会儿，就听到护士跑过来喊：“主任，出事了！”我和主任跑了出去，结果还是那个老太太。干部病房外站满了人，我和主任走进病房里，看见老太太的床前站着一个人。那个总在电视上出现的人现在一脸尴尬。老太太用被子捂着自己的头，哇哇地叫着：“你别过来，你别过来！”那人不耐烦地说：“妈，您这是干啥呀？外面好多人看着呢！”老太太不依不饶地叫着：“鬼呀，别过来！”主任走过去：“对不起，病人刚刚恢复，情绪可能不稳定。”那个人盯着主任：“我花了这么大心思让你给我妈治眼睛，你要是治不好，这事儿没完！”说完那人就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离开了，剩下主任站在那里气得干瞪眼。
坐在主任办公室里，主任从兜里抽出根烟。主任办公室只有我和主任两个人——副主任是女人，她和别的女医生在医生办公室，所以我跟主任在这办公室里从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我指着主任的烟说：“主任小心，在办公室里抽烟，被院长发现就不得了了。”主任把烟放在眼前仔细看了看，叹了口气后又把它放回烟盒里，然后对我说：“小杜，你相信这世界上有报应吗？”
主任虽然常说奇怪的话，但大多是在开玩笑，我很少看他这么认真，所以我没有回答。
主任看我不说话，就脱掉了自己的上衣——他的胸前包着一大块纱布。
我问主任：“怎么了？”主任把纱布揭开，我看见里面血红一片，有些地方都露出肉来。
“自从那天洗澡发现那个红点以后，它就越来越大，现在已经烂掉指甲盖大小的皮肤了。”
“怎么会这样？主任你打破伤风针了吗？”
“今天上午打过了。小杜，你那天真的没有看到吗？”
“看到什么？”
“实话跟你说吧，其实那枪打在死刑犯的这里。”主任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对呀，不是打心脏吗？”
主任摇了摇头：“不，是打在了这里，就是我现在烂的这个地方。”
心脏偏右的地方。
老太太又在医院观察了一个星期，恢复得基本差不多了，可是主任还是不能决定到底让不让她出院。虽然老太太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0.6，看东西与行动都没有问题了，可是有两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那就是老太太还是看不清楚主任，并且每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都会大叫有鬼。最后主任还没有怎么样，那个大人物就已经不耐烦了。他跑到主任办公室把主任臭骂了一顿，当时主任阴着脸不说话，院长站在主任身边一脸的讪笑。那个人认为自己有头有脸属于公众人物，怎么也不能接受自己带着秘书来医院时，却被自己老妈骂成是鬼。所以他决定接他妈出院，医院对此没有一点儿意见。
老太太出院那天，是我搀着她下楼的，她还是像原来那样爱唠叨。老太太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说：“孩子呀，多亏你们呀，我这老骨头才能看得见。可是我这眼睛还真奇怪，怎么就看不见主任呢？主任可是好人，我这眼睛全靠他了！对了，我这几天真的见鬼了，你们还说他是我儿子，你们净骗我！”
我笑着问她：“阿姨，那鬼什么样的？”
“全身血淋淋的，可吓人了！胸口还有一个大窟窿，突突地往外冒着血呢！”老太太用手在自己的身上比着那个地方。
心脏偏右的地方。
最近病人不是很多，主任经常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偶尔见到他一次，发现他的脸跟茄子一个颜色。主任的手一直捂着胸口，有几个护士说主任也在“效颦”，结果被主任狠狠瞪了一眼。我知道，主任胸口的伤还是没有好。
这两天下午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借着查房的机会和病人聊天。刚刚住进来的家伙是个记者，聊天时有着职业的神侃。不到一天，他就把医院的里里外外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他把我拉到一边：“听说那个人也来过这医院，为了他妈妈的眼睛。”记者说了那个人的名字，似乎后面还有着什么新闻。我点了点头，记者兴奋地对我说：“他死了，就在前天夜里。”
“哦？”我有点儿不相信。
“你别不信，我可是当时就跑到现场拍照了！那天他从外地开会回来，晚上下雨，仗着自己的车是大奔，他在高速公路上硬是把车开到140迈，结果车翻了。一车四个人只有他死了，你说邪不邪！他从车上被甩了出来，正好落在路边的钢筋上，钢筋扎进了他的胸口。”记者一边夸张地说着，一边在自己的胸口比着那个位置。
心脏偏右的地方。
也就是那天，主任跑来找我，一脸的高兴。他不顾护士在办公室，就把我拉到角落里，掀开了自己的上衣：“看！好了！”
那块指甲盖大的破损处已经结了疤，旁边的皮肤也没有一点儿红肿的样子了。
“真的。主任这下你放心了吧。”
“可算好了，我以为这次弄不好要死呢！”
见我笑了，主任也笑了，笑得像个小孩子。看来主任已经开始相信有鬼、有报应了。
后来那个老太太又回到医院复诊。我再看见老太太时，她的脸色暗淡，已经没有了一点儿光彩。老太太在接受检查时径自说着：“儿子死了，无论我怎么伤心，这眼里硬是一滴泪都没有。人老了，心也硬了。唉，到最后还是没有好好看一眼自己的儿子！”
主任抬起头，冲我一努嘴。我知道，老太太的眼睛又坏掉了。就在我们要离开病房时，老太太突然喊了起来：“主任，我能看见你了！看得可清楚了！”
主任和我待在主任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又开始抽烟了。他摸着自己的胸口说：“小杜，我知道我的胸口是怎么回事了。”
“嗯？”
“原来是我那天穿着一件有铜扣子的衬衣，我蹲在地上的时间太长了，结果胸口被扣子给硌出个红点子来。是我自己太多心了，挠来挠去的，最后给弄感染了。”
我看着主任，主任也看着我，我们都笑了。
后来我实习结束就离开了医院，我再也没有见过主任。最近突然想起这件事，我给主任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主任十分高兴，没等我开口，他就大声说道：“小杜，我昨天突然做梦，又梦到我们那天一起去刑场的情景了。”
我问主任：“那天警察的枪真的没有打准，子弹真的只是打在了犯人心脏偏右的地方，那犯人在被摘除眼球的时候真的动了吗？”
主任想了好久才说：“今天一上午我都在想这事，可是想来想去，我发现自己根本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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