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的主人公是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个年轻人图林，图林是一个“自愿失业者”、“业余哲学家”，《遗弃》就由图林一年的日记构成(但从9月初到接近年底的三个多月的日记被处理成隐居写作哲学史而付之阙如)。作为一个“例外”中的“例外”，他突然陷入了存在的困境：他“遗弃”了自己的工作，发现了世界的“混乱”，挣扎在崩溃的边缘，“消失”似乎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这一年里，图林自动从公务员的岗位退职了；他久病不愈的外公去世了；他以前的上司、一位处长也可能死了；最后他当兵的弟弟也死了。他异地的女友先是怀了一个“别人”的孩子，后是嫁了另一个“别人”。他好像诸事都失败了，也许只除了一件事：他在心灵的路上走了很远。而他走的路是一条很少人走的路，他进的是窄门。
作者简介：
薛忆沩，1964年出生，在湖南长沙长大、1985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后浪迹于“各”行“各”业、1996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后执着于大学教学。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现正“不远万里”，生活在“别处”。
目录：
何怀宏推荐序：寻求永恒的最初那一段路程——重读《遗弃》遗弃后记 1.13进入冬天以来，天气一直非常暖和。今天母亲和外婆坐在一起，又谈起了她们对气候的担心。“整个地球的气温都在上升。”母亲说，“报纸上天天都在说。”“是啊，说是北极的冰都融化了。”外婆说，“北极熊都快绝种了。”她也有许多从报纸上看来的信息。“我们过去还称苏联是北极熊呢。”母亲说。“也许将来苏联都会从地球上消失呢！”外婆说。“那怎么可能？！”母亲说。“如果北极的冰全化了……”外婆说。“还真有这种可能。”母亲说。外婆咳嗽了两声，接着说：“气温这么升上去，地球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太阳呢？”“谁知道呢？！”母亲说。“那会有多热啊。”外婆说。“那时候我们早就死掉不知多久了。”母亲说。“我可不想死掉很久之后又被多烧一次。”外婆说。她们的谈话让我烦躁。“人不可能被火烧两次。”我在自己的屋里大声嚷道。这很像是赫拉克利特说的话。外婆和母亲没有继续说下去了。我不喜欢日常生活，可是我喜欢记录日常生活。有时候，生活中的细节会被找挪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去。我应该怎样定义我的写作？它们简约而深奥，读起来让人觉得奇怪和费解，比如前天写的《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我并不是故意将它写得奇怪和费解。它完全是“自然地”呈现在我的大脑之中的。说我的写作是“小说”，一定会引起专家的不满。我是“业余哲学家”。我的写作对我自己是清晰又完整的。它对应着我心中的灵光或者心中的秘密。它抗拒传统和正统的分类。1.14今天办公室的人刚到齐，处长就说：“我们要认真总结一下新年以来的工作了。”大家就将椅子搬到了办公室的中间，围坐在一起。处长掏出自已的纸烟盒，给每个抽烟的人派发香烟。这是在办公室里开会时永不更变的第一道程序。处长将香烟抛得很高，这使办公室的气氛显得非常活跃。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每位抽烟的同事会轮流主持这种派发香烟的仪式，办公室里始终烟雾缭绕。我不抽烟。我憎恶抽烟。烟雾比会议的议题更令我难以忍受。像平常一样，我尽量坐得离抽烟的同事们远一点。我翻开一张报纸，读起了第三版左下角处那篇介绍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文章。对于经常面临严重饥荒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机构好像是一个救星。但是，联合国底下到底有多少有用的机构？联合国本身到底又有多少用？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我们曾经在朝鲜战场上与联合国军殊死搏斗，我们后来又因为得到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志满意得。混乱的历史与混乱的世界一样，充满了意外，充满了荒诞。我们是第三世界里的佼佼者。我们基本的人权基本上得到了保障，比如温饱。所以，我们可以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聊天、喝茶、看报，不时还举行轮流派发香烟的仪式。从前开会的时候，通常只有处长一个人说话。最近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近，同事们的话多了起来。不断高涨的物价让大家的话多了起来。今天刚抽完第～轮烟，坐在我对面的同事突然情绪激动地说：“现在靠我这么一点工资，连养儿子都养不起。”说着，他将右脚从皮鞋里抽出来，脱掉袜子，很费劲地用右手食指在脚趾缝里捣动了几下，然后用右手拇指将食指上的碎屑弹掉。大家都看着他的动作，并没有觉得难以接受。“那你是怎么养的呢？！”处长漫不经心地说。“广泛发动群众，”坐我对面的同事说，“让亲戚朋友一起来养。”同事们接着就物价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处长在积极参与讨论的同时又不断提醒大家我们会议的议题是“总结新年以来的工作”。他的提醒远不如他的参与有效。他的提醒只能带来短暂的安静，而他的参与总是将对物价的讨论推向高潮。一开始就跑题的小会一直开到了十二点半钟。机关的食堂已经没有什么好吃的菜了。处长临时决定带全办公室的人去机关大门对面那家新开的餐馆吃“工作餐”。吃完丰盛的“工作餐”后，同事们都夸奖处长，说他使我们的“基本人权”得到了保障。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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