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作家刘震云的首部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能不为人知的、关于饥饿的故事。
刘震云形象地说：1942年河南因旱灾饿死的民众，相当于在那里建了三座奥斯维辛！冯小刚说：“二战时，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在1942年，中国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刘震云为此写了一本书，我在1993年看到，非常震撼。”
当年旱灾、蝗灾使粮食颗粒无收，哀鸿遍野，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刘震云为重温那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小说，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记述者。
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19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电影故事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电影故事比小说更直观，甚至更具文学性，电影中未拍或删掉的镜头在书中都予以保留。也由此看到刘震云获茅奖力作《一句顶一万句》前身的影子。
作者简介：
刘震云，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县。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小说素以下笔辛辣和关注民生为特点。
曾创作长篇小说
《故乡天下黄花》
《故乡相处流传》
《故乡面和花朵》(四卷)
《一腔废话》
《手机》
《我叫刘跃进》
《一句顶一万句》
《我不是潘金莲》等；刘震云，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县。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小说素以下笔辛辣和关注民生为特点。
曾创作长篇小说
《故乡天下黄花》
《故乡相处流传》
《故乡面和花朵》(四卷)
《一腔废话》
《手机》
《我叫刘跃进》
《一句顶一万句》
《我不是潘金莲》等；
中短篇小说
《塔铺》
《新兵连》
《单位》
《一地鸡毛》等。
《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目录：
序：
不堪回首天道酬勤冯小刚
小说：
温故一九四二
电影：
一九四二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
“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
“没死的呢？”
姥娘：
“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
“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
“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
“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
“饿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
“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
“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
“大旱后起蚂蚱!”
我：
“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
“饿死许多人!”
我：
“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
“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为穷人辩护：
“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
“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
“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
“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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