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村》是一部全景式反映山东鲁中地区农村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全书通过对王府村史、穆两大家族的权力斗争、感情纠葛、家族苦难的描写，抒写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道德伦理、生存环境等，展现了近一个世纪鲁中农村的兴衰和巨变。
小说塑造了一批有着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追求、强调“仁义”礼法的人物形象。作者始终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情感的变异和理性的迷失，通过个人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的叙述，反思民族命运的走向，反思农村社会的发展。
作者简介：
韩勇，山东省淄博人，一九五九年出生。一九八零年于淄博市师范学校毕业后，耕耘讲台三十年。自一九九六年开始散文写作，作品散见于各类文学报刊。一
民国二十五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正逢鲁川县西关大集。
这是一年中最后的一个集了，人们通常把这样的集，称作年关大集。无论何处，只要是年关大集，赶集的人就会异乎寻常的多，这似乎已成惯例。
其实，家家户户该置办的年货，早就置办全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为了来赶集，就是出来凑个热闹。
而今天来赶西关大集的人，就不是纯粹来凑个热闹了，上午巳时，政府要枪决一名江洋大盗的告示，早已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太阳刚刚爬上东屋的屋脊，西关大桥两头，已是万头簇动，水泄不通了。按风俗，人们本不喜欢年关的血腥，大家这次是要来看看，一个七条人命在身的土匪，究竟是三头，还是六臂。
鲁川县城，坐落于孝妇河东岸，出西门不过一箭之地，就是西关大桥。平时，大集以大桥为中轴，沿河两岸呈“工”字形分布。而今天的大集，却成了自西门过大桥，往西一字儿排开，组成了五里路的双列人墙，因为五里路处，就是鲁川县的刑场。
此刻，卖的无心叫卖，买的无心购买，只抱怨时间过得太慢。
时辰终于到了。两列荷枪实弹的警察队伍在前边开路，紧随其后的，就是今天要被处决的土匪，再后边又是两列警察队伍。
即将被枪决的土匪，既未五花大绑，背上也没插什么草标，手上戴一副铮亮的手铐，脚上戴一副二十斤重的脚镣，一步步走在路上，发出一声声金属的撞击声。
县政府选择年关大集这天问斩，又不用汽车将罪犯押送刑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目睹这一场景，以此来震慑不法，教化民众。此去一路两侧，早有便衣暗哨密布，如有同道同伙胆敢来劫法场，正好一并拿住，扩大剿匪战果。赵县长不愧是警察出身，此可谓用心良苦。
这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个头并不高大，勉强算作中等。他头发一寸多长，一看便知是光头底子，一如北方的农村男子，毫无不同之处。单细的身板，配一副黝黑的团脸，只因两只眼睛出奇的明亮，才让人觉得他稍微有些与众不同。从他的步幅与神态上看，既没有惊恐，也没有悔恨与无奈。
走到大桥的一半，忽见他双手抱拳，开始向两边的人群频频施礼，嘈杂的人群，顿时变得哑却无声，呈现出一阵略带惊恐的安静。
原以为这土匪要开口说话，谁知他却昂首朝天，唱起了京戏《甘露寺》。那声音高亢嘹亮，自胸腔深处喷发而出：“要杀刘备不要紧，桃园弟兄怎肯罢休。倘若荆州发人马，东吴的将官，他们哪一个大胆敢出头……。”
警察们既不阻止喝斥，也没有推搡他快走。警察们都在想，要死的人了，既然愿意唱，就由他唱个够，匪之将死，其唱也悲，不忍与之计较。
他叫邓子彪，是鲁川县沛水乡东南山里人。两年前，与弟弟邓子虎纠集十几人，聚啸东南山里，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本县大桥乡东河村，有曹世功曹世勋兄弟两人，同样是杀人越货的土匪首领。大桥乡与沛水乡比邻，邓曹两股土匪在地盘上就有些重叠，因黑吃黑，两家结了冤仇。今年夏日的一个夜晚，邓子彪兄弟带人闯入曹家，杀了曹家三代七口。还算他有些慈悲之心，说做人做事不要太绝，给曹世功留下一不满周岁的女儿。
自民国二十四年至今，土匪蜂起，盗贼遍地。鲁川县方圆几百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只要不闹出大的动静，县政府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土匪和平共生。是时，县长一不需要抓工业，二不需要修公路，三不需要改善群众住房，维持治安，捉拿强盗土匪，才是县长的第一要务。面对土匪横行的局面，县长不是不想管，实在是无力管，当然管也管不过来。
不想邓子彪这事闹得太大，层层上报到济南，省政府震怒，连夜开会决定，撤了县长杨汝林的职，改派省警察厅社会处处长赵万年去鲁川担任县长，限他三天内到任。
赵县长到任后，协调警备部队，加上本部警察，总共几百人出动，清剿抓捕邓子彪和他的手下弟兄。各种方法都用尽了，无奈庄稼尚未收割，土匪极易藏身，一直拖到冬季还是未能得手。直到“大雪”过后，天寒地冻，没了庄稼可以栖身，邓子彪和他的弟兄们，实在无法在山野生存了，赵县长才将其捉拿归案。
案件审理极其容易，赶在年前将其正法。只是邓子虎没有捉住，成了一大悬案。对于他去向的猜测，恰好成了人们过年的谈资。
东河村与本乡王府村一东一西，间隔不到四里地，关于曹邓两股土匪火并的议论，在这里尤为热烈。有好事的村民问村长穆奕山，这里边有啥说道没有。穆奕山虽然能掐会算，可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说邓子彪不是哥哥，要是弟弟就好了，因为从“彪”到“虎”越来越抽抽，反之则好。
转眼元宵节过去，正月十八就算过完了年，唱戏的收台，挂灯的摘灯，该干啥的干啥。
穆奕山下午接到乡公所送来的通知，要求各村村长，务于明天上午九点赶到乡公所开会。
王府村南去不到三里地，就是乡公所所在地大桥村，按说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可穆奕山这一夜总也睡不安宁。因为他能掐会算，每次出门，哪怕是赶集上店，也要算算吉凶，可这次他咋算也得不出个准确的结论。
按自己的生辰八字，结合接到通知的时辰算看“吉，”再按时辰和去的方位算就成了“凶，”如此折腾，总也自相矛盾。最后他开始骂自己：算个屁卦，纯属糊弄人，啥吊周公神算，啥吊麻衣神相，统统是些吊书。骂到这里，自己扑哧笑了，这才宽了宽心，吹灯睡了。
乡公所的礼堂里，摆了十几条长凳，宽窄长短不一，都是从各家各户临时借的。平时一年也开几次村长会议，每一次都要拖后，农家活路多，不能说来就来。这次不一样了，刚过完年立马开会，除非是有重要的事，再说现在地里也没有要紧的活要做，九点一到，会议准时开始。
说是礼堂，不过是座破败的小庙，东西长不过三丈，南北宽不过丈二。现在民国二十几年了，新社会了，菩萨被请走了，做了乡公所的礼堂。主席台上也有“菩萨，”只是这“菩萨”总换。
今天主席台上的“菩萨，”是鲁川县警察局正北路片长刘警官，他负责鲁川县北部四个乡的治安工作。虽然村长们经常到乡里开会，但由县警察局的人来参加并主持会议，这还是头一次。所以，十八位村长加上乡长及文书、保管等二十几人，都一脸严肃的望着刘警官。刘警官年纪不过二十七八岁，在一身黑色警服的衬托下，显得成熟而有威严。
县里来的就是县里来的，开口便不寒暄：“大家都知道邓子彪被镇压的案子了，案情经过，就发生在本乡，大家会比我更加熟悉，一句字，惨！虽然是土匪火并，可曹家老小只有两个土匪，其他的家人，都是守法的公民。土匪尚且被满门杀害，老实巴交的百姓，生命还有安全？这是其一。
其二，土匪们都说自己是劫富济贫，可只听说他们劫富了，哪个贫被他们接济过？再说富人就该被劫？在座的各位哪个穷，应该都是比较富裕的吧？我本人就是富户人家的孩子，否则，我也不会从杭州警官学校毕业。别人怎么发的家，我不知道，但我家的财富是种地种出来的，是做正当茶叶生意做出来的，是祖祖辈辈一口一口积攒下来的。所以，土匪作孽不要以为与我们没有关系，明天受害的可能就是我们。
其三，北平那边，日本人与我们摩擦不断，和日本人打仗是不可避免的了，土匪不除，国家如何安心御敌？战事一起，他们定会加倍祸害百姓。邓子彪在西关大桥上，死到临头，还高唱京戏，说明了什么？气焰嚣张！
其四，共产党善于改造招降土匪，一旦被他们加以利用，这些土匪武装就会成为他们的部队，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今天中午散会后，我们一块吃饭。饭后每人发一套笔墨纸砚，把本村或邻村的，知道的、听说的，凡是当土匪的人名和活动区域都写下来，不管有没有写字，都要叠好单个上交给我。如若知情不报，被政府查出来，就是藏匿罪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好，散会。”
中午这顿饭的酒菜质量，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好，可大家比过去每次吃得都没有心情。刘警官的讲话，虽然文文绉绉，可村长们还是听得明明白白，觉得入情入理。不过这事过于重大，得罪了土匪，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刘警官说了，曹家的遭遇可能就是就是我们的遭遇，况且还有共产党在打土匪的注意呢？这天下被共产党控制了，我们每家的几十亩地必然被共了，道理明摆着了。刘警官厉害呀，佩服呀！
同样一件事，因为你不佩服那个指使你的人，明知该做也不去做；反之，明知不该做的事也会去做。穆奕山就是这样，尽管矛盾过，徘徊过，反复权衡过，最后还是横下心来，决定对本村在外做土匪的人予以举报。他相信，他要做的，是为百姓为国家该做的正事。
饭后，穆奕山第一个来到刘警官的休息室，把叠好的纸片送来，刘警官迅速打开瞟了一眼，朝他点点头，眼里充满赞许的目光。
下午两点左右，在村长的目送下，刘警官带着村长们上交的材料，骑上枣红色的大马，在村长们的注视下，飞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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