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自入关至王朝结束，历经二百多年，从开国的努尔哈赤，到康雍乾的盛世，同治光绪的维新振作，再步入晚期的衰弱不振，都揭示了一国之兴衰与帝位人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朝的皇帝》系列是高阳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历述大清历代皇帝之行谊，深入剖析大清由盛转衰的原因。内容鞭辟入里，见解独到，亦至情至性，堪称高阳的代表巨著。是文人士子读史之必备，也是爱好历史小说者不可不读之作。
清朝的皇帝五：日落西山，讲述以下几个皇帝。
清穆宗——同治（1856~1875）
咸丰的独子，生母即慈禧太后。六岁即位，因年幼，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至同治十二年方才亲政。曾办洋务新政，任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重臣，号称“同治中兴”。但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只能抑郁而终。
清德宗——光绪（1871~1908）
醇亲王的儿子，慈禧的外甥，登基时只有四岁。至光绪十六岁时，慈禧名义上“归政”，实际仍掌握大权。期间发生甲午战争，战败后签订《马关条约》。光绪二十四年下诏变法，但终招致慈禧太后为主的守旧派的反对，德宗从此被幽禁，史称“百日维新”。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事，引发八国联军，北京沦陷，之后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光绪终饮恨病逝，在位三十四年。
作者简介：
高阳
台湾著名历史小说家，本名许晏骈，出身于浙江钱塘望族。一生著作有九十余部，其中《李娃》、《慈禧全传》、《胡雪岩》、《乾隆韵事》等著作确定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其作品畅销几十年，雅俗共赏，读者遍布华人世界，故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
目录：
穆宗——同治皇帝德宗——光绪皇帝后记
同光号称“中兴”；而“明治维新”亦在此时，何以“中兴”只得一时，他人的“维新”却建立了坚实的富强之基？鉴古知新，且暂抛下“天子出天花”，谈一谈由倭寇而为藩阀；藩阀而为“皇军”，近代祸我中华之由。
按：德川幕府“奉还大政”，始于庆应年间，但“倒幕派”主力萨摩（福冈）、长州（山口，在广岛附近）两强藩，却有变成德川第二之势。
所谓“王政复古”，将成空话；于是“文治派”思以议会牵制强藩；陈水逢著《日本政党史》云：当时推动王政复古的力量，一为朝廷中以岩仓具视为中心的急进派公卿；一为共同联合倒幕的萨、长、土，三藩以及尊王派的肥、尾、艺、越各藩志士。在国是会议中，这些势力分成保守与急进两大派系，一主文治，一主武治，且以各藩为背景的藩阀，互相对立，争权夺利，情势颇为复杂。
是时全国早已平定，中央政府的组织，亦粗具规模，但各藩仍拥有版籍与武力，各自为政，对中央政府的政令法制，多阳奉阴违；封建制度的色彩，仍极浓厚，朝廷未举统一之实，王政维新的大业未能贯彻。
文治派领袖木户孝允，目睹这种情形，认为要巩固中央政府基础，非削弱诸藩的势力不可，乃连络大久保利通，劝说萨、长、土、肥四强藩，向朝廷建议，奉还版籍。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年）七月十四日天皇命各藩知事入京，发表废藩置县的敕诏。于是使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日本国民置于均等的支配统制下，地方制度统一，朝廷全收土地兵马之权于中央，巩固政府基础，确立了阀族的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至是数百年的封建制度遂告废绝。
明治天皇即位于公元一八六八年，即同治七年；明治四年为同治十年。在废藩置县的一年以前，文治派亟图谋求外援，于同治九年七月，遣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少臣花房义质等来华，与总署商立约通商；当时天津教案正处于紧张阶段，曾国藩则已在马新贻被刺后，奉旨回任两江；李鸿章甫行到任，无暇接见，所以柳原只在天津见到三口通商大臣成林。
其时洋务体制上，有一个对实际工作相当重要的改革：裁撤三口通商大臣，归直隶总督经管，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兼辖山东之东海关，奉天之牛庄关。直隶总督于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封河再还保定省城。岁以为常。并增设津海关道。
此为李鸿章自谓“早年科名、中年戎马”以后，“晚年洋务”的正式开始。同治十年五月受命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在天津议约，以江苏臬司应宝时；署津海关道，总署章京领班出身的陈钦为帮办；对手则为日本的大藏卿伊达宗城；原来的柳原前光，变为伊达的副手。
九月间定议，计修好规条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并附两国海关税则。条件较逊于中国与欧美所订的商约，因而日本政府颇为失望；伊达宗城亦因此丢官。但在中国政府，认为已作了相当让步。
印鸾章所编《清鉴纲目》记成约经过云：先是日使柳原前光来中国，疆臣有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者，李鸿章奏驳之，谓“顺治迄嘉道年间，尝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购铜百万斤。咸丰以后，苏浙闽商，往长崎贸易寄居者，络绎不绝。论者拒绝之请，于今昔时势，彼国事实，盖未深究。
今彼见泰西各国，与中土立约，彼亦援例而来，设拒之太甚，必因泰西介绍固请，自不如就此时推诚相与。彼使臣等来谒，每称欲与中国结好，协力对外，立言亦颇得体。既允立约在前，断难拒绝于后。”时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亦上疏力争，其大致与鸿章折中言相同；且言“日本素称邻邦，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比。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滕薄薛，积疑生嫌。但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通例办理；尤不可载利益均沾等语。”疏入。朝旨韪之。
按：其时日本政府的文治、武治两派，正起争议；“征韩论”业已发端。
但不论文治、武治，发奋图强的目标是一致的；全力追求与欧美各国的地位相等的目标，亦是一致的，因此，伊达宗城携回一份与欧美不平等的条约，被认为是一种屈辱。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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