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把人物置身于香港商场背景,细腻地描绘人物心理,对人物的多重性格下了很多笔力;揭示社会对人的生存信仰、价值观念的冲击,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磨损.小说采用多角度自白的艺术结构,将各自人物的内心隐秘揭示出来,面对高度商业社会的利益和情感纠葛,深层地表现人性底蕴,真实、生动、亲切、可信,让读者倾听一首灵魂的变奏曲.
作者简介：
陶然，本名涂乃贤，原籍广东蕉岭，出生于印尼万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73年秋天移居香港。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中短篇小说选《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陶然中短篇小说选》;小说集《岁月如歌》；微型小说集《密码168》；散文集《回音壁》、《十四朵玫瑰》、《街角咖啡馆》;散文诗集《生命流程》等近四十本作品，分别在香港、中国大陆、台湾出版。主编“香港文学选集系列”四辑共十六卷，主编香港三联版《香港散文选（2000～2001）》、主编《香港作家作品合集?散文卷》上下两册，由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和新加坡青年书屋联合出版。有关其作品的评论选集《阅读陶然--陶然创作研究论集》（曹惠民编）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陶然作品评论集》（蔡益怀编）由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出版。
曾任青年文学獎、香港“大学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等之小说、散文评审委员，澳门文学奖、马来西亚冰心儿童文学奖、加拿大“第一届加华文学奖”小说组评审。
现为《香港文学》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大学客座教授、广东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艺术顾问、香港艺发局文学组审批员、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级别评定委员会常任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学会副秘书长。从这总经理室隔窗望下去，维多利亚海港静静地躺在那里。冬阳下的海水依然蔚蓝，海面上不时滑过渡轮，让我想起许许多多道听途说的海上故事。毕竟是四十八楼，果然居高临下，有一种大气魄。“也不一定只是气魄吧，最重要的是风水。”瑞兴笑嘻嘻地轻摇着他的“大班椅”，整个身子都缩在那柔软高大的椅背上，“风水不好，财从何处来？”我不懂风水，但那天美若也说过：“你看看我们家，背靠着山，面向着海，风水一流，一路发呢——这可不是我说的，是风水先生批的，你信不信？”风水先生说的，我未必怎么信，但有你们做活广告，我焉能不信？“我们看过铁板神算，批得非常准。”美若又说，“不容得我们不相信。”“很贵吧？”我随口问了一句。“一个人两万块。”瑞兴答道，“我们还托了一点关系，要不，排队也要排在半年之后。”这么厉害？“信不信由你。”他说。看一次要两万，那也真是有钱的玩意儿了。我也占过卦，算过命，但也只是捐点香油钱而已，也许“级数”不同，算的也不同吧？“真的很灵呀！连我们的子女什么时候生的，也算得很准！”美若一面剥着瓜子，一面说，“他又不认识我们。”“许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解释。”瑞兴从鼻孔中喷出白烟，“就像当年我怎么会心血来潮转行，至今也说不清楚，好像鬼使神差。也许财神爷就这样看上我，也说不定？”其实，假如他那时不抓紧机会，凭他当时在泰国有些财势的大姐夫的关系，逃出餐厅跳到银行的话，也许也就没有今天的陈瑞兴了。那个时候他在银行当文员，我在报馆当编辑，大家也差不多。我也还没成家，没事就往他家跑，吃饭睡觉，也都很随便。那个周末下午，我们跑到“明珠”电影院去看阿伦狄龙主演的《独行杀手》后，回到他家，恹恹地斜躺在沙发上，谁都不出声。这电影够凄美的吧？也许杀手的下场都是如此，只不过当阿伦狄龙中暗枪倒下，影片戛然结束时，仍不免令人有些抑郁。他追逐别人的生命，殊不知别人也在追逐他的生命，这是永远没有完结的战斗，直至死亡才能解脱。我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瑞兴好像也从深思中惊醒过来，欠起了身子，道：“杀手孤独寂寞，别看他表面威风，内心其实也胆战心惊。反而追逐金钱没有那么危险。”不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杀手说到底不也就是为了钱？有钱就可以收买人命。他仰头呆望着天花板，沉吟了一会儿，才答：“赚钱就要赚大钱，小钱没有用的。有了大钱……”大钱？别臭美了，我现在连小钱也没有呢！“正因为没有，才要拼命去找。”他微微一笑。你要找就一定能找到了？“不一定，但我不放弃。”他愣了一会儿，才说：“假如我找了，却一直没法找到，那我认命。但如果根本没有去找，那便是我自己白痴！”见我没再搭腔，他忽然一掌打在我的肩膀上，笑道：“那么严肃干什么？发发白日梦而已。我当杀手不行，你看我都有点发福了，当杀手必须身手灵活，而且枪法要准。我只能打鸟枪。”鸟枪？我笑。他的鸟枪也不大高明。那时他在追求美若，情绪却低落。他提着一支鸟枪，要我陪他到学校后园去。坐在树荫下，他告诉我说，美若的哥哥持反对态度，说：“要做我们高家的女婿，必须出色，他怎么行？”看到他愤愤然的样子，我有点担心他会用鸟枪对付美若的哥哥。我唯有好言相劝：“你别傻气了，天底下也不是只有一个美若，天涯何处无芳草？美若不行，你就再找英若啦，德若啦，法若啦，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对不对？”“大丈夫何患无妻？”他抬头问我。“正是。”我把心一狠。“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那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呀，”我硬着心肠说，“既然美若说了，必须她哥哥同意才行，你又过不了这一关，你说怎么办？还是正视现实啦！”他忽地站起来，举枪瞄向一棵树。他说：“就以这一枪为准，倘若我追得到，那麻雀会给我射中；假如追不到……嗯，追不到就不说了！”枪声微响，麻雀高飞。他气得把鸟枪撂在地上，喃喃地说：“没理由呀，我平时枪法不赖呀！”不相信也不行，射不中就是射不中。只不过美若终于还是嫁给他了。但是他的鸟枪枪法……不过，在人的一生中，鸟枪枪法大概也算不得什么，倒是阿伦狄龙忧郁的蓝眼睛教人有些分心。冷面，紧皱的眉头，男性魅力无穷。“但他不能笑，他一笑就不好看了。”瑞兴说。我怎么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是冷面漂亮过笑脸。人都会有一个最佳角度，可能这也是阿伦狄龙的“最佳角度”，别人是模仿不来的。“唉！独行杀手也好，城市牛郎也好，都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商场强人，这才实际些。”他说。当时我也没怎么放在心上，人往高处走嘛，即使我，明知不可能捞得风生水起，但有时随心所欲地幻想一下，也很过瘾。假如一个人连一点幻想都没有了，那岂不是太悲哀了吗？生活本来就够沉重的了，人总得要会排解一下自己，没有宣泄的渠道，还怎么度日？但他不只是说说而已，也不知道他是否心里藏着一个目标，只见他一步步地攀向高峰，好像攀得越来越好。我至今也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少身家，也从来没有打听过。他没有主动提过，我也不问。人人心底大约都有或大或小的秘密，关系再怎么密切，也要允许对方保留自己的一方领地，交往才会舒适随意些。以前，每到年底，他都会笑着对我说：“明年圣诞吧，明年圣诞应该鸟枪换炮了！”我并不太在意，只不过附和几句：“好哇！明年该如何庆祝？”“随你！”他说：“我老弟发达了，你老哥也有好处嘛，这还用说？”但是一年又一年，他老是说：“明年圣诞吧……”每次也都引起我的憧憬，虽然并不是把自己的前景交托在他的运程上，但我既明知自己不会发达，私心也就不免暗暗期望这个哥儿们到时扶我一把。也不知道我这想法是不是没出息？不过，人一旦给经济的担子压垮了，志气还有什么用？生活本身是严酷的，住的吃的穿的用的，少一分钱都不行。志气太抽象，钱最实际。可是我自己又苦于没有本事做生意，连讨价还价都拉不下面子，叫我去追账岂非要了我的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能，重要的是自己要找出适合于自己发挥能力的位置，明知自己不行，却勉为其难，哪里会快活？不管怎样，他的环境越来越好，倒是显然的。我刚来港时，他和美若还是租住美孚新村一个六十平方尺三房一厅的房子，其中两间房分租给别人，后来他准备退却到新界，我还极力反对，说：“你一到新界，就很难返回市区了！”其实心里却自私地盘算着，他搬得那么远，我岂不是没有什么可以过从的老朋友了？他对我笑了一笑：“管不了那么多了，那边房租便宜，在乡村嘛！我准备筹点钱，开个山寨厂织毛衣，旧的手摇机器也不太贵。在那里进可攻退可守，等到条件成熟，我再杀回来！”我心里不舍，叹了一口气：“谈何容易！”不料他真的回来了，重住美孚新村时，已经是一百六十平方尺的自置房子，再转两转，便转到中环半山区了，简直就像是在变魔术一样。只是他重回市区后，来往倒不如他还在新界时那样多了。我只觉得他似乎很忙，打电话也常找不到，我甚至不太知道他的生意伙伴是谁。在新界时，他那小小的山寨厂雇用了二十来个少女，我几乎都认识。那里地方大，也没有汽车，家家的孩子都随处乱走。美若学医，因为是大陆大学文凭，在香港无法挂牌行医，只好做其无牌医生，收费低，医术又好，村民们渐渐便成了熟客。有她做后盾，瑞兴也就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在生意上动脑筋。那回我去他家睡了一晚，次日是星期天，他说：“走吧！村长给他家老人做寿，我们去吃酒！”我想推辞，美若却说：“村子里很随便，而且主人家喜欢热闹，人越多越好。你看看乡村摆酒也好。”去就去吧。饭桌摆在屋外，只见露天下尽是一圈又一圈的宾客，密密麻麻。碗筷声。碰杯声。谈笑声。春天暖暖的阳光洒了下来，“生力”啤酒在琉璃杯里冒泡。几个妇女穿梭传菜，来客吃饱了便走，新来的代替那空位。莫非这叫“流水宴”？一切都显得那么随意，我虽然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感到拘束。旁边的村民与瑞兴热烈地招呼后，转头问我：“市区来的吧？莫嫌我们乡下……”那时我内心里也有一种优越感，想的是，这般吃法，倘若夏天，阳光酷热，怎生吃得下？晒都晒死了，何况还有些苍蝇，飞来飞去。还是我们市里好，酒楼干净，侍者招呼周到，有排场；这里？这里连寿星公也看不见，不知他躲到哪里去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乡村自有乡村的纯朴人情味，没有都市的疏离感，人人似乎都在高度戒备，人情冷漠。难道这是因为人的相对独立，人与人之间不需要有太多的合作而造成的？或是因为社会的渐趋复杂化，令人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因为人人都忙得无暇他顾，哪里还有闲情去聊天叙旧，无益又无建设性？比方瑞兴，现在我也难得一见，在我看来，他已经跻身上流社会，即使昔日如何死党，但到了今天，我再老去约他，不免有些不识趣，甚至可能让人误以为我别有所图。他来约我就不同了。想来想去，怎么一下子便会有这样的芥蒂？本来他发财是他的事情，朋友依然是平等的，那又何必分彼此？莫非我的自重，骨子里是因为自卑在作怪？许多有钱人家都喜欢摆派头，也有自身的交际范围，大概这也是身份的象征，何时见过亿万富翁与一个低级的吃薪阶级人士称兄道弟？但瑞兴不同，他并不大在乎这种观念。那回，说起他姐夫阿超对他的蜚短流长，他显得有些激愤：“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承澜，你说说看，我怎样对待我那些亲戚？他们要来，我随时都欢迎。不是我说什么，你看我周围的人家，来客都是什么身份？只有我这一家，什么样的客人都有。连楼下的看更都知道。”阿超我也相熟，昨天在中环闹市碰到他，就在街边聊了几句。他笑着问我：“怎么少见你到瑞兴家了？你要常常走动才行呀！他周围那么多人，他又很忙，你不常出现，他怎么会想到你？说真的，只要从他手上漏一滴给我们，那就够我们受用的了。你是他穷时的好朋友，他不会不关照你的。”我笑。关照我？当然求之不得啦。但我不知道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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