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中文系》编著者周言、康凌。
《海上中文系》是一组精选的随笔集，分为复旦篇和华师大篇，主要围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两大中文系而展开，多角度地展现了那个时期沪上两大中文系师生的多个面相，尤其是几位学术大家的流风余韵，进而呈现出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以及教育界、学术界的侧影。
《海上中文系》汇集了章培恒、陈思和、李辉、陈子善、格非、毛尖等诸多名家的文字，尽管风格各异，有的平实，有的华丽，但都情深意浓，尽显复旦中文系、华师大中文系两大中文系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透过先生之风，也可以感受到当时文学界、学术界的思想脉搏。
目录：
复旦篇
我跟随蒋先生读书章培恒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之一）陈思和
“胡风分子”——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之二）陈思和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之三）陈思和
历史的门——贾植芳先生散记李辉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贾植芳先生琐记张新颖
记忆的碎片——怀念蒋孔阳先生郜元宝
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王彬彬
四月骊歌——送别章先生吴盛青
从庸常到戏剧化——谨以此文纪念恩师许道明先生徐珏
骆玉明老师张新颖
同学少年都不贱郜元宝
从军训到毕业季孙洁
华东师大篇复旦篇
我跟随蒋先生读书章培恒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之一）陈思和
“胡风分子”——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之二）陈思和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之三）陈思和
历史的门——贾植芳先生散记李辉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贾植芳先生琐记张新颖
记忆的碎片——怀念蒋孔阳先生郜元宝
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王彬彬
四月骊歌——送别章先生吴盛青
从庸常到戏剧化——谨以此文纪念恩师许道明先生徐珏
骆玉明老师张新颖
同学少年都不贱郜元宝
从军训到毕业季孙洁
华东师大篇
施蛰存先生侧记陈子善
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张闳
师大忆旧格非
丽娃河吕约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毛尖
在文学回到人学立场的日子里李劼 蒋先生使我得以逐步改变原先的手低状态，就因为他是这样一位学者；当然，也因为从1956年起，蒋先生成了我的导师。
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时，蒋先生所开的课对我来说并不是必修课。——其实，当时并没有选修课，每个年级学生所上的课都是规定的，但我因为休学半年，1952年秋进入复旦时是二年级下学期，这样的学生人数极少，系里不可能为我们单独设置课程，就只好任凭我们在为二年级上学期和三年级上学期所开的课程中任意选择，只要读满学分和学完教育部规定必读的那些课程就行。蒋先生当时所开的课不在教育部规定的必读课程之内，上课的时间又与我的必读课程冲突。有一个学期开始时倒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就选了蒋先生的课，但只学了两三个星期，就因我的一门必读课的上课时间作了改动，又与蒋先生的课冲突了，我只好放弃。但这两三个星期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当时是讲杜甫的诗，却绝不照常规讲杜诗的思想性、艺术性，只是要学生老老实实地弄懂作品的具体内容。我知道有些同学对这种讲法不满，认为太陈旧了，但蒋先生完全不管。
本科毕业后，我留校任职。1955年开展反胡风斗争，我被卷了进去，开除了党籍，被安排去复旦图书馆工作。
1956年秋天被调到中文系任助教。当时系里为每个助教指定一个进修方向和一位导师，我的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导师就是蒋天枢先生。
这年10月，我到蒋先生家里去与他谈我的进修计划。虽然在这以前我曾听过蒋先生两三个星期的课，但在课堂上既未提问，也未在课后向他个别请教，蒋先生已经忘记了有这么一回事，把我看作是初次交往的青年。我向他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拟花五年时间把从先秦到清代的文学名著认真读一遍。蒋先生却很直率地说：“你这样学法，一辈子都学不出东西来。”接着，他告诉我：学中国古代文学，必须先打好历史与语言文字这两方面的基础。同时对
目录：
、版本、校勘学也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这是治古代文史者所必须具备的入门功。此外，还应尽可能地扩大知识面，连理科的书也应读一些，特别是关于天文历法和中医的书。为此，他给我制订了前三年的进修计划：第一年，读《通鉴》和《说文》段注；第二年校点《史记》和读《尔雅注疏》；第三年校点《汉书》和读郝懿行《尔雅义疏》。在这期间，还必须读一系列有关的著作作为辅助，从《汉书·艺文志》直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最后，蒋先生说：“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地读书。”所谓受“委屈”，是指我在1955年被开除党籍的事。这使我深为感激和诧异。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受处分者固然应该表示心悦诚服，别人也要表示衷心拥护这一正确决定。说我“受委屈”，这话如被我有意无意地泄露出去，对蒋先生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说他阶级立场不稳还是轻的，重则可说他挑拨我和党的关系，煽动我的不满情绪。而且，就形势而论，他也应该考虑到我主动去举报的可能性，以舒芜先生与胡风先生多年的交情，尚且交出了所谓密信，并做了颇为精心的注释，何况蒋先生对我毫不了解。
从此以后，我便在蒋先生指导之下读书了。渐渐地我就明白，先生要我做的事情都是以前他做过的，而且他所做过的比要求我做的多得多。例如，他要我校《史记》时，只让我以金陵书局刻本《史记集解》为底本，校以他所校过的影宋黄善夫本；而他则以影宋黄善夫本为底本，校以蜀本、两个明本和已经影印的唐写本残卷。相比之下，我的工作实在要算是轻松的。
除了校点，蒋先生还要我做读书札记。——不是简述读过的书的内容，而要有自己的心得。这就使我不得不很认真地读，以便读出点心得来。但我把札记交上去以后，不过几天蒋先生就把札记还给我，也不发表意见，我实在不知道他是否认真看过。过了半年多，我在读《通鉴》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有一天夜里，柴绍全副武装地到皇宫去见唐太宗，太宗的皇后为此受了惊吓，病情日益沉重，终于去世。上述的记载也就是为了交代皇后的死因。但柴绍何以在夜里还要全副武装地到宫里求见太宗呢？这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而对那事件《通鉴》却毫无说明。查查两《唐书》，同样如此。柴绍的妻子是唐太宗的姊妹，两人是郎舅之亲。当时，太宗父亲、作为太上皇的李渊还在世，但与太宗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再参以别的一些事情，我怀疑柴绍进宫可能和李渊与唐太宗的矛盾有关，并推断李渊的死可能并非善终。我把这写进了札记，并举了不少证据，自己也很满意。这次札记交给蒋先生后，他找我谈了话，说：“你读书很细心很好，但你所发现的仅仅是一些疑点，这些疑点都可作别的解释，所以你的推断目前无法成立。如果没有新的、可靠的证据，你不应就此写文章。”我这才知道以前写的那些心得，除了证明我读书比较认真以外，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所以蒋先生连谈都不跟我谈。P7-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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