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的诱惑》为学术自选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当代小说研究，既有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如对于当代小说民族国家叙事的探讨；也有对当代经典小说作品的批评和解读，如对莫言、苏童、铁凝等作家作品的分析；还有对当下某一特定时段小说作品的集中点击扫描。第二部分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现象的研究，如对网络穿越小说、王小波之死、作家生存状态、赵本山小品、无厘头古装喜剧等现象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第三部分，是对当下诗歌作品和诗歌现象的评论，如民刊诗歌现象、诗歌形象问题、当下汉诗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问题等。
作者简介：
房伟，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山东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艺术学院特聘研究员。曾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及诗歌、小说计140余万字。著有学术专著《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等，长篇纪实文学《屠刀下的花季》，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等，曾获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中国电视金鹰奖艺术论文奖，泉城文艺奖等。
目录：
丛书总序吴义勤
序面向人心的挑战
——房伟的批评兼及当代批评伦理的重建问题吴义勤
第一辑
论中国现代小说民族国家叙事的内部线索与呈现形态
杂文历史小说：穿越历史和现实悖论的一种可能
——论鲁迅《故事新编》与王小波的历史小说
破裂的概念：在先锋死亡的“伪宏大叙事”年代
——《兄弟》的语境症候分析
荒野中的迷失
——从张贤亮小说谈新时期文学救赎意识之批判
一本小说的三种可能
——评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
南方：“虚幻”的诱惑与“可能性”的书写
——评苏童小说《南方的堕落》丛书总序吴义勤
序面向人心的挑战
——房伟的批评兼及当代批评伦理的重建问题吴义勤
第一辑
论中国现代小说民族国家叙事的内部线索与呈现形态
杂文历史小说：穿越历史和现实悖论的一种可能
——论鲁迅《故事新编》与王小波的历史小说
破裂的概念：在先锋死亡的“伪宏大叙事”年代
——《兄弟》的语境症候分析
荒野中的迷失
——从张贤亮小说谈新时期文学救赎意识之批判
一本小说的三种可能
——评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
南方：“虚幻”的诱惑与“可能性”的书写
——评苏童小说《南方的堕落》
乡土中国的一种女性文化想象
——评铁凝的小说《笨花》
无处诉说的炮声
——论莫言的小说《四十一炮》
一部70年代人的青春成长圣经
——评瓦当的小说《到世界上去》
大约在春天：“小故事”时代六个讲故事的女人
暗夜的羽毛：那些似水流年的风声与舞蹈
第二辑
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穿越的悖论与暧昧的征服
赵本山的小品帝国与政治农民的娱乐神话
多元视野下的当代作家生存状态研究
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
——王小波形象接受境遇考察
殖民地微观政治学暧昧的奇观与误读
——电影《鬼子来了》里的日本和中国
文化按摩：在没有侠客的江湖
——21世纪中国语境下《武林外传》的影像世界
第三辑
诗歌形象的沦丧与新诗的困境
《极光》十年与极光诗人群鉴
词韵连绵：在“现代”的背面
——戴小栋诗歌印象
复古与创新：链接汉语诗歌传统的“中国形象”
——评长征组诗《习经笔记》不可否认，《武林外传》创造了新一轮情景喜剧收视狂潮，其收视率一度达到9.49%。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中国电视剧，体现为对网络文化的模拟，对《大话西游》的模仿，以及对武侠叙事的颠覆性。但是，我们又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复古”的中国电视剧。《武林外传》中，我们奇怪地回到了明清公案小说的内在逻辑。没有侠客，只有“侠客化”的官差。而没有了侠客的江湖，也就成为一个最大的“骗局”。不但江湖种种传闻是道听途说，且所谓武林秘笈、神丹妙药、神兵利器、恩怨情仇、擂台比武等江湖叙事“道具”，是胡编乱造的产物——“衡山剑谱”不过是画春宫的老头编出来换包子吃的。可以说，该剧巧妙地在主流意识形态、市民伦理和知识分子心态之间，实现了有效符码重组。这是一个属于官差、市民VS强盗、小偷的影像世界。在诸如稳定的秩序、小资个性主义、喜剧、侠客梦、市民心态诸多能指之间，该剧将对“江湖”的解构沦为市民化的“文化按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快感和意义。小学生在“莫小贝”的成名过程中，重温小燕子式的武侠灰姑娘梦想；叛逆中学少女们心仪“郭芙蓉”式家庭背景和精灵古怪的性格；温顺的中学少女们则喜欢“无双”的美丽善解人意；职业妇女们在“佟香玉”的身上寄托爱情与人生理想；职场上牢骚满腹的小职员，理所当然喜欢“白展堂”式的武侠市民，而在“李大嘴”身上找到优越感；对那些挣扎在考研、就业和爱情中的大学生们，“吕秀才”正是可以自怜自嘲并倾注同情的人物。在和盗贼的斗争中，一个封闭的乌托邦——七侠镇，一个伦理大家庭——同福客栈，一群大大小小的公差，一群信仰秩序的良民——佟香玉和她的店伙及乡亲们，再现了后发现代中国尴尬的文化体验。
一
对《武林外传》的空间场域学考察，无疑非常重要。方言的运用，是《武林外传》文化场域的一大特色。小小的同福客栈，聚集了天南地北的人们。正是大量方言和普通话的组合，暗示该剧文化空间生产的“信息特质”。佟老板的陕西口音，白展堂、大嘴的东北口音，是同福客栈的基本方言氛围。每个情景中客串出现的操山东口音、唐山口音、山西口音、广东口音、河南口音等的人物角色，也都为喜剧增色不少。有趣的是，同福客栈中，有四个说普通话的配角——郭芙蓉、无双、莫小贝和吕秀才。而且，戏中唯一的正面人物，郭芙蓉的父亲，“配角化”的六扇门总捕头“郭巨侠”，也讲普通话。他们不但提醒着我们普通话的存在，用稳定统一性对抗大杂烩的方言，且利用“配角”的戏剧身份，策略地展示出普通话对各种方言的强大优势，即方言是“戏中的主角”，而普通话则是“现实中的主角”。所以，我们看到，尽管方言在喜剧中占据数量优势，但没有一种方言可和普通话抗衡，他们不过是喜剧“大杂烩”而己。同时，电视剧不仅在方言大杂烩中找到了喜剧灵感，更重要的是，这些方言的汇合，印证着一个类似赵本山东北方言喜剧的政治功能，即证明方言叙事对国族叙事的认同性。正如赵本山成功将东北形象变成祖国大花园的繁荣标志，《武林外传》的方言，并不是真正突出方言主体性，而恰是削弱方言独立性。当我们沉溺于方言的快感，我们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叙事整合策略，即方言的存在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各种方言汇聚在一个文化时空——同福客栈，并遵守同一文化法则，恰好说明了方言的伪独立性。
从经济学博弈角度考察同福客栈的空间文化，无疑也很有趣。一个吝啬的女老板，雇着几个廉价、出身不凡的店伙，却不担心他们跳槽。同福客栈的经营业绩并不突出，但却招致了胡大娘、赛西施等人的嫉恨和打压。因为“同福客栈”的名声好。它遵纪守法、不偷税、不漏税，不搞非法竞争。更重要的是，在同福客栈，就像“来到了自己的家”。老板不坑顾客，更不会用原始积累的手段残酷剥削员工。应该说，这是一个基本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的“模范私营企业”。然而，在同福客栈，一切经济改革的可能性都失败了。大嘴厨艺一般，又爱贪小便宜，却无法辞退，莫小贝企图利用展堂说书、秀才画画等吸引顾客的方式扩大生产规模也都宣告失败。因为，同福客栈的商业经营半径非常有限。在陕西一个偏僻的小镇，怎会有很大客流量？没有客源，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经营环境、良好创意理念、增加硬件和软件的改革举措，都变成了无用的“经济屠龙术”。同时，佟香玉的经商目的，也不仅是为发财致富，而是为获得“模范”的口碑和荣誉。为此，她甚至改变同福客栈的商业功能，上街宣传国家政策，业余帮助官差捉贼。她用良民伦理，掩盖了商业利润本质，从而使同福客栈的经营，带有很强政治性。可以说，在同福客栈，政治觉悟和伦理亲情，都是先于商业利润出现的。“佟老板错吃人参”一集中，佟香玉陷入政治话语癫狂。她甚至放下生意投入到狂热的政治性公益事业。这无疑是极具象征的细节。然而，市民逻辑更体现在一系列“谈判”、“竞争”的商业活动，如同福客栈的商业竞争、郭芙蓉的爱情谈判等。对此，李超在《中国情景喜剧空间生产的变迁》中指出，《武林外传》中的文化时空，正是一个“市民契约”观念与“主流伦理”观念妥协的生产场域。我们注意到，娄知县在电视剧中是“不在场”的，可恰是这种“不在场”的“妥协”造成了“最大的在场”，不但同福客栈的兴衰，有赖于他的政策，且一切“官兵抓强盗”的核心叙事推动力，都来自娄知县的命名、指挥和决定。然而，在这种中国特色商业心理中，真实的商业动机，却奇怪地被遮蔽了。或者说，伦理性、政治性，企业和官府的关系，本身已成为同福客栈，在商业资源相对匮乏基础上保持合法低烈度竞争的“制胜法宝”。这无疑有强烈现实隐喻性。资源相对匮乏，保持低烈度竞争，无疑有益稳定政治大局，而政治性和伦理性为先，更有利于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取得微妙平衡。如果我们剔除“遵纪守法”、“资源匮乏”等主流虚妄的影像意图，则这种伦理性和政治性，更应引起我们深思。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林外传》不仅是情景喜剧，更是一个以喜剧命名的时代巨大的文化逻辑表征。恰是在现实逻辑中，当“遵纪守法”和“伦理性”成为商业策略，商业就会在最大化资本寻租中，结合权力资本力量，将商业本身变成狂欢式喜剧。无论形式如何荒诞、畸形，只要存在利润增长点，就有可能成为商业资本的舞台。谁又能否认，当“超级女声”的策划者煞有其事地宣称“超女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代表”，当“超女青铜塑像”和“超女故事”堂而皇之地成为青少年励志教育典型时，打着政治性和伦理性旗号的“佟老板”们，不正是现实最大的利润获得者？
——节选自《文化按摩：在没有侠客的江湖——21世纪中国语境下<武林外传>的影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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