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老公的户口本上没有我的名字。他是已婚，但是户口本上没有老婆，只有他自己和孩子。——Kim（韩国，到中国8年）
我认为所有保持目前轨道的政策是最好的造福于民的理由。——DrUweWeber（德国，到中国4年）
虽然北京人太多，我还是很喜欢中国，我就准备老死中国。——JamesLearnard（美国，到中国6个月）
也许正是应了那句“生活在别处”，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选择生活在异乡。如今在北京市中心任何地方一站，都会看见很多外国人，有人一脸行色匆匆，有人像在自己家的街头行走……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故事。
作者席越自2010年起，采访了三十余名在北京、上海生活的外国人，将采访录编辑成本书。
书中的主人公来自世界各地：日本、韩国、德国、美国、巴西、以色列……他们到中国的时间长则二十年，自己的故乡反倒成了“回不去的远方”。短则几个月，脑海中的中国印象每天都在刷新。在中国的身份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将中国名家作品翻译介绍到母国的翻译家，有的是到中国交流访问的专家学者，有的是满怀憧憬到中国创业的热血青年。在他们眼中，中国又是怎样一番不一样的图景呢？
作者简介：
席越
满族，加拿大大学毕业以后就职于加拿大及美国500强公司，担任金融会计、分析师，并为美国互联网公司担任咨询顾问。长期为中国多家媒体撰写专栏文章，2005年至2007年参与创办了加拿大迄今为止第一份简体中文杂志《新生活周刊》，并任副主编。曾著有散文集《先嫁书后嫁人》。
2010年起，采访了三十余名在北京、上海生活的外国人，并将采访录编辑成书。
目录：
代序
翻译者泉京鹿
改变一个村庄的美国女人
韩国阿姨，中国媳妇
每天都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你得承认我是一个中国人
十年，翻过了中国这一页
世界公民尤努斯
韦伯博士在中国
我们都有黄热病
我想知道那些被外国人领养的中国孩子
我准备老死中国
一个当葡萄酒大使的俄国女郎
以色列特种兵的中国生意
来自荷兰的女帽设计师代序
翻译者泉京鹿
改变一个村庄的美国女人
韩国阿姨，中国媳妇
每天都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你得承认我是一个中国人
十年，翻过了中国这一页
世界公民尤努斯
韦伯博士在中国
我们都有黄热病
我想知道那些被外国人领养的中国孩子
我准备老死中国
一个当葡萄酒大使的俄国女郎
以色列特种兵的中国生意
来自荷兰的女帽设计师
在中国永远只是一个过客
中国，总让我想起自己的祖国
中国赛事
留在中国真的很难 留在中国真的很难
我在中国生活的前十年一直挣扎着怎么才能留在这里。很痛苦……那时候要留在中国真的很难。
受访者：JoeCarter
年龄：50-60岁
国籍：加拿大
到中国时间：25年
位于北京昌平小汤山的中央戏剧学院新校园的主要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食堂等已落成，从2012年秋季部分师生已经在那里开始学习生活。整个校园将有14座建筑，规划的核心不是“气派”而是“人气”，校园像一个充满了活跃的街道、院落和广场的小镇。一条小河贯穿其中，河里养了一群鸭子并有木船漂着。未来之星们在光影流溢的空间中行走或私语，这无疑是中国最养眼的校园之一。
加拿大建筑师乔卡特是它们的设计者。
乔的另一个已经建成的建筑项目是北京三里屯附近的幸福三村，现名“铂郡”。
到中国25年了，这个建筑师说这25年中的前10年，他都在想尽办法留在中国。曾经，“留在中国真的很难”。
麦吉尔大学里的中国杂技团
遇到乔是在巴哈伊教的聚会上。带我去的朋友得到了一本乔的签名新书，我好奇地问我也可以得到一本吗？他看了我一眼，发现是不认识的陌生人——那个聚会基本上大家都彼此相识，他只停顿了一瞬，便冲我微笑，用中文问：你刚才介绍自己也是从加拿大来的吗？然后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支签字笔，在书上签了字，递给我。
那本书名是《广厦》，封面上的照片，沉静智慧，和他本人一样。
采访地点在北京东直门外一个星巴克咖啡店，据说离他的公司很近。乔准时出现，手里夹着一个黑色的文件包，用字正腔圆的汉语和我打招呼，然后伸出手，握了一下。他说汉语比较慢，似乎每字每句都在斟酌，而且会一直用眼睛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全没有很多外国人说汉语的炫耀表情。
正式采访前，他问我：“我可以说英文吗？有一些深层的东西，我要用英文表达才更准确。”他想准确而真实地讲述在中国25年的故事。
从到中国开始，乔就写日记。偶尔他还会回头翻看这些日记，所以很多细节他记忆犹新。
1965年，乔卡特在加拿大著名学府的麦吉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的建筑学院读书。此时隔壁的美国正在越战，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乔的父母都是大萧条年代的过来人，还经历过最艰苦的世界大战，所以他们极力保护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过上一种和平的生活。在这种保护下长大的“婴儿潮”的孩子们，反而感觉到一种心理上的缺失，充满了反叛精神，有着比上一代人广泛得多的世界观，他们关注东方，对佛教、道教都感兴趣。关注毛泽东、赤脚医生，更左翼的青年憧憬社会主义。这一群加拿大孩子和那些美国反越战的青年一样，崇尚自我，反对战争，不安于现状。
乔在其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愤青一名。
那个年代，还发生了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这样的大事。年轻人开始反思从小受到的基督教影响，同时感觉到自我的渺小，“地球是这么小而孤单的星球，而在这么小的星球上的人们——我们都是人类呀！”他觉得，全体人类都应该是一个整体，一个世界。乔洞察到自己内心的孤独感。
“我感觉到我在大学学习的建筑设计主要是为有钱的客户服务的昂贵项目。”他当时认为，“不服务穷人阶级的社会是没有出路的。”不但如此，他还从大学退了学。他想了解整个社会的底层是如何生活的，决定离开校园一段时间去看看世界。
开始他准备去南美，但没有成功。于是他转而到加拿大最偏僻荒凉的西北特区，包括在北极圈里的耶洛奈夫、贝克湖那些人迹稀少的地方，乔的大部分时间都和穷人们一起度过，“很穷的人”，他说。
在那些小镇乡村的路上，他经常站着搭顺风车。他穷得叮当响，“那算是社会教育吧。”他微笑，沉浸在回忆中。他整整游荡了三年，并认定自己是在寻找真理。
在离开麦吉尔大学之前，有一件让乔卡特至今念念不忘的事：一个来自中国的杂技团到大学表演。他们之所以选择麦吉尔大学，是因为这是白求恩的母校，他还曾在这座大学当教授。
那时，乔和大部分加拿大人一样，并不知道在中国鼎鼎大名的白求恩大夫是谁。
杂技团的到来，让大学生们奔走相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从新中国来的真正中国人是什么样，尤其当时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只听说过种种奇怪的消息，无法想象那个国家的样子。
清瘦、文静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的青年乔也混在人群中，他双手插在细腿卡其布裤子的兜里，貌似不经意。为了向白求恩大夫致以特别的敬意，这场特殊的演出是免费的，却没有合适的场地。所有观众都站着观看。
杂技团表演的都是一些传统节目，顶碗、叠罗汉、柔身转桶，还有一些学鸟叫的口技表演。看似平静的乔，镜片后泛起闪烁的水光，他从未看过这样的表演，这是从古老中国、红色中国来的人们，他们的表演“具有嬉皮士的风格”。人群沸腾了，他们拼命鼓掌。表演结束时，年轻人跳起来，一拥而上拥抱这些神奇的表演者。乔也在其中，他拥抱的那个中国青年似乎没有准备，描着重妆的脸上露出困惑和惊讶的表情。
“那些演员都有点受到了惊吓。”二十多年之后，乔坐在北京CBD的一个咖啡店里缓缓地说。午后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柔和宁静，他告诉我，就是这个杂技团让他对中国的轮廓稍微具体了一些，并让他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这个杂技团到底是中国国家级的杂技团还是地方级别的？是不是还到过其他国家巡回表演？这些年他一直想知道这些问题。他甚至写信询问过麦吉尔大学的同学和老师。大家都记得那场神奇的表演，却没人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他请我帮他寻找这个杂技团的细节。
天大校园中的梁祝
游荡三年之后，乔又重新回到校园。毕业后，他结了婚，并搬到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省成为一名建筑师。
但是，他没有忘记杂技团带给他的“中国”。
自1974年起，他开始订阅《中国画报》。“当时我是纽芬兰唯一一个订阅中国杂志的人。”他有几分自豪。那份杂志虽然面对海外，但只有很少的英文。那时，它还在传递批林批孔和各种大丰收的消息。
乔请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学生教他汉语，“过程很长很痛苦而且还很难，不是很成功”。但是，他认为自己尽力了。他当时的妻子对中国没有那么感兴趣，也不愿意去中国。1984年，这份婚姻结束，乔就想“好了，我现在要试着去中国了”。
他终于找到了门路，麦吉尔大学有一个国际交换项目，有人刚从中国回来。他告诉乔，中国有所大学有一个课程，教授中国古典建筑——但只为外国建筑师授课。乔马上给天大外办写信，问是否可以参加这个课程，他很快得到回信，可以。
乔凭着这封回函拿到了中国签证，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一天是1985年5月20日。
课程只有3个月时间。但乔微笑着说，他那时已有留下来的决心，所以他带着名片和简历，来到中国，讲授关于圣?约翰斯的建筑和他的城市规划史的讲座。
一个美国大学建筑教授把自己的学生都带来参加这个课程，和这些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们一起上课让乔有些不好意思，他已经38岁。他们不但一起上课，还共同设计了一个中式花园。
“我想找到一个能留下来的方法，或者让我在这里待得时间更长一点。”但他又不希望直接和天大的老师们申请，因为他害怕“他们尴尬我也尴尬”。
终于，一个叫靳其敏的教授的出现带来了转机，“他很有名，今年已经八十多了”，乔回忆道，“他问‘你能回来教书吗？’”乔心花怒放，他盼望的那扇门已经打开了。
他回到加拿大处理杂事，加拿大对他来说再无牵挂，告别一段婚姻，卖掉房子，甚至连养了很久的猫也去世了。他认为，自己自由了，可以走了。似乎有一去不返的决心。
但天大只和他签了一年的教书合同。第二年，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续签——因为他们只有钱请英语老师，他们没有钱请建筑系的外教老师。尤其，其他院系也有抱怨，像化学系和工程系，他们也想要外教。所以第二年，乔是拿着半薪，做全职工作。
天大开出的工资是每月600元人民币，半薪就更少，这让乔入不敷出。即使是这样，到第三年，他连这份半薪的工作也拿不到了，除非他答应在大学教英文。“但是我不能教英语，因为我是一个建筑师！”乔有着自己的清高。
第三年，他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然后终于拿到了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一份工作——那是一个政府机构，国际发展机构。
第四年……似乎每一年，他都在为怎么留在中国发愁。
“很痛苦。”他说，“关于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怎样找到一个要我的单位，那样我就可以有个签证，可以在这里生活并待在这里。我不能老是个游客，我必须得工作。工作很难找。”
一个中国人不可能想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加拿大建筑师苦苦思考如何留在中国。而他在加拿大可以至少拿到三四万加元工资。当年，那相当于12万人民币，1985年，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那时，天大的校园还架着大喇叭放音乐和广播。一天，走在校园里的乔听到了一首动听的小提琴曲，他突然僵在原地无法动。
曲子太美了。他含了泪，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对，我在家，另外一种家。”乔告诉自己。
那是秋天，已近中年的乔入乡随俗地穿着毛衣和藏青色西裤，身后是渐黄渐落的树木。他在突如其来的一段中国音乐中再也移动不了脚步。
他后来知道，那是著名的《梁祝》。
跳交谊舞找老婆
虽然历经着巨大的孤独，乔那时几乎不会说什么汉语，但是他还是从身边的点点滴滴中体会着中国。
他周围的那些天大学生，都朝气蓬勃，是“中国最聪明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纯洁善良，乔提起他们眼睛闪闪发亮。“1985年，20岁的他们——内心纯洁，非常真诚并富有激情。”
天大的教授们也是一样，他们中的年长者经受了很多苦难，然而在乔看来，他们的善良是经受了苦难之后的通达的善良和亲切。“他们眼中有明亮的光芒。”
他还发现，中国的年轻人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似乎并不公开地表达爱，但老年人和孩子们则不同，他们注视孩子的眼睛，拥抱孩子的手臂都流露出最挚诚的爱。
他常常喜欢看中国的老人们带自己的孙辈玩耍，西方的祖父母们很少像中国人这样照看自己的孙辈，也很少看到他们带小孩子到公园玩耍。乔为这些老人们眼中深厚的爱着迷，站在街头一看就是半天。
那时，他看到中国的一切都是美的。他把文化比作是谈恋爱，也有点像新婚：“刚开始男女相互吸引对方，开始了之后你就见不到缺点了。”
1986年，也就是乔在天大教书后的一年，他开始经历一些“黑暗的方面、困难和问题”。他开始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有纯洁的心，但同时也有一系列不好的问题，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简单。
同时，和他成为朋友的那些年轻学生开始陆续申请出国，他们去了美国、加拿大、欧洲。他们的走让乔很伤心。“孤独还是一直伴随着我。”乔说，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很少，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在中国办事。
慢慢他开始意识到“中国人也不是那么完美”。乔看到有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很严重的就是，人们头脑中的唯物主义越来越强大，从80年代末开始，大家都想钱。还有，大家都想离开这个国家。
除了学汉语，乔也开始解决自己的孤独感。他准备找一个老婆。
80年代末的年轻人们都流行学交谊舞，他想，“我可以学这个舞蹈，找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天津的白礼堂，有一个大厅，并且有一个舞蹈班。虽然装饰很简陋，但是热门。
乔去报了名。男士学舞蹈10块钱，女士学舞蹈1块5。乔意识到，很多人和他一样，都是到那里去找女朋友，找老婆的。
“我是唯一一个外国人。”现在说起来，乔脸上挂起少见的俏皮的笑。
老师们都是靓女帅哥。男学员站一边，女学员站一边。女老师教女孩儿，男老师教男孩儿。教的都是基本的舞步：华尔兹、探戈舞、狐步和其他的国标。男老师每示范一点，就要求学员们重复一遍，然后再教下一个舞步……
然后老师说：“你们去找个搭档练习吧。”这边男学员突然冲向了教室的另一边，速度之快，让他想起动画片里的夸张镜头。乔站在那里，呆呆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我去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女的。”其实，舞蹈班报名的时候就安排好了男女学员的人数一样多，这样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舞伴。
可是，乔不知道那些中国男士们在学舞步时，就一直专注着看那些女学员，衡量要选哪个做舞伴。经过一番邀请，退让和小小的无声的战争，大部分男学员都得到了自己想找的那个舞伴，当然是比较漂亮的舞伴。
大厅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高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乔——他已经把自己的头发尽可能梳理得有条不紊，他的舞伴则是“没有人要的那个女孩”。
尽管如此，乔还是每周按时去参加那个舞蹈班。终于，舞蹈
班又加入了一男一女两个学员。男的是中国人，而女孩是美籍华人，她到中国来学习中文。
中国学员把那个没有人要的中国女孩也从乔那里抢走了。大概是因为另外那个美籍华人不会说中文。乔还是和大家都不愿意要的女孩成了舞伴，而那个女孩还十分不情愿，因为她想找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练习汉语。于是队伍的最后，是一高一矮，一个外国男人、一个中国女孩的搭配。舞曲中，他们两个都按老师的指导挺直腰板，脸上是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笑容。
我儿子小时还要领粮票
出版了《广厦》这本书之后，乔还在写一本近似自传的书，是关于他在中国25年来看到的变化。
在他看来，和现在相比，1985年他到达的中国，是“古代”中国。因为从那以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让人目眩神怡。
“当我初次来到中国，我感觉像看到古代的中国。”乔记得在机场上没有任何英文的标志。并且那时的机场都很老式。他打出租车来到北京时，公路只有两辆车的宽度——路两旁有杨树，“像乡村公路”。但，我还记得那时送父亲出国，那条老机场路在我看来无比豪华。
我说他是我见到过在中国最久的外国人，他反复强调他不是。他的朋友迈克尔?克鲁克才是。
“像迈克尔?克鲁克（MichaelCrook）一样，事实和人生经历比我的更丰富。比如说他父母曾经在中国坐过牢，就是说有个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父母坐牢——故事里这事实比我的更戏剧。”他还向我转述周恩来总理在他去世之前宴请了所有在中国坐过牢的外国人，“他到每个桌前举酒：‘代表中国，我为我们所做的
向你们道歉。’”我说迈克尔?克鲁克不同，他出生在中国，他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虽然血统不同。
乔肯定地认为自己也是中国人。“我依靠北京而活了。我是北京公民，中国北京是……我的社交网在这里，我的朋友、我的亲人在这里；我有家庭、我的孩子都长大在这儿。我喜欢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中国对我来说越来越亲切了，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我就是中国人。”
但成为“中国人”的经历是异常孤独的，他说非常孤独，然而让他理解了20年代那些移民到美洲的欧洲人，甚至更早时间到美洲帮助修铁路的中国工人。他忘记了，那些人的移民是因为生计，或者到新大陆讨口更好的饭吃的梦想。而乔恰好相反。
在中国的前十年，他都在靠一年一年续签他的Z签证留在中国——那是给外国人的工作签证。“但是孤独过后，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乔说。他承认现在他依然会偶尔孤独。
离开天大的前一天，乔跟他在天大的学生一起去北京观看一场城市住宅展览。在展览会上，有个中国人——他的英语很好——过来跟乔说，“对不起，这次展览会上没有英文翻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带你去转转，并帮你翻译。”那个老年中国绅士果然带乔参观了展会。到后来，乔才从其他人那里知道他是建设部顶尖的规划者。
“他曾接触过很多外国人，所以他英语讲得特别棒。”不知道为什么，乔在离开展会前，又找到这位绅士，递给他自己的名片，邀请他听自己讲圣?约翰和在那里的一些建筑的讲座。这个绅士如期赴约。讲座过后，乔告诉了他想留在中国的愿望。然后乔就被介绍给《建筑在中国》（BuildinginChina）杂志的编者。
同时，另一扇门为他打开。乔终于在这个建设部的官员帮助下，得到了一个建筑部下面公司里的职位，并来到了北京。乔认为，“在中国，如果你认识对的人，那么就会有不同的人生轨迹。这是中国的神奇之处。”
现在，乔有一个全资的外企业WOFE（AWholly-OwnedForeignEnterprise），乔可以通过这个企业自己雇用自己，并得到签证，他也再不用“挂靠”（这个词，他一直用中文表达，因为英文没有相应的词汇）在别的公司之下。“我喜欢中国的一方面是他们逐渐地开放了。”在经历了前10年的痛苦后，这个变化让他由衷赞叹。
“我是独立的。就是说中国给了外国人生存的一个合法空间。”乔用一种很郑重的口气说。他甚至认为，加拿大政府都没有这样宽容，“他们怎么可能让一个外国人全资成立公司呢。”
他和HONGYU结婚后不久就生下了儿子，他管这个儿子叫“小东西”。“小东西”2岁时，乔想带他回加拿大看爷爷奶奶，但“小东西”是中国“户口”，他需要护照和加拿大签证。
加拿大签证很好解决，但中国护照很难，即使乔已经到中国6年了还是一头雾水。他早上4点钟爬起来，赶到天安门南边的一个地方去。我问，是不是东交民巷？从前的护照办公室就是在那个地方。乔想了想，“就是那个地方。”
这样一大早，他跟中国人一起排队，代表儿子，为他申请一本中国的护照。乔写了一封邀请信：邀请我儿子“小东西”去加拿大。那个护照办理办公室在乔的记忆里很小，当他进了办公室，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士”。办公室很简陋，天花板上有一盏赤裸的日光灯，这样灯光的照射下，那个女士看起来更严厉。“她穿着像个警察，像军人。”
“她问话的口气非常凶，好像我犯了什么错误。”乔吸了一口气。她要求乔提供一份停止“粮票”供应的证明。因为“小东西”离开中国超过三个星期，所以他的粮票需要停止。我们得去派出所粮票发放办公室开一张证明，并称“这段时间不发给他”。
为了办到护照，乔又跑了一次派出所，并得到一张证明：“某某在加拿大期间，粮票办公室不再提供粮票。”把证明和护照申请再次交上去之后，乔被通知，要一个月之后看黑板通知，再来认领。三个星期之后，乔估计护照可能会差不多了。他开始每天早上绕道到东郊民巷的护照办理办公室去看小黑板。那是一个挂在办公室外的一棵大槐树上的黑板，因为是冬天，树叶早已掉光，树干灰突突的，树根部分还有已经脱落的白色涂料。
周围大部分都是为了出国进修而申请护照的年青人，间有几个出国探亲的上了年纪的人。北京的初冬很冷，大家都穿得很厚，缩着手看树上的黑板。这其中有一个穿着和他们类似，深色呢子外套，系着围巾的高个子。你要仔细看，才可以看出他与周围人不同的高鼻梁和深眼窝。
那是1991年的乔。为他儿子等一个中国护照。
5天后，“小东西”的名字在黑板上出现了。乔到现在还记得，当时，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才走进去领取。他知道，那本护照对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在经历了所有试图留在中国的困难之后，乔为儿子领了一本红色的中国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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