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培正学院翻译丛书：文学翻译中的阐释行为》主要探讨两个翻译理论方面的新概念，一是文学翻译的阐释行为。作者考察了当前已经出现的8种阐释行为：古典主义阐释行为、意象派阐释行为、无翻译腔调的本土化阐释行为、原汁原味的完美派阐释行为、自由体阐释行为、注释派阐释行为、扩展式翻译的阐释行为、名著简述和编译的阐释行为。二是释译同源。作者经过考察认为翻译本来就是解释，从狭义方面看，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包括同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如古典著作的白话译文；而从广义方面看，翻译是解释的一个方面。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所有的解释也都是翻译，比如运用浅显的文字解释原文的内在含义，实际上这就是把原作的内在含义翻译出来。
《广东培正学院翻译丛书：文学翻译中的阐释行为》适合于广大英语爱好者与大专院校外语系学生阅读，也可以作为广大翻译工作者的参考书。
目录：
文学翻译中的阐释行为
浅谈文化负载词翻译的阐释行为——以《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济慈《秋颂》译文的阐释行为
《红楼梦》英译本中亲属称谓语的阐释行为对比研究
阐释行为理论下的口译失误研究
论翻译中的时空变量对译本生成的影响
浅谈托马斯·格雷三个中文译本中译者的创造性
论文学阐释的译者主体性——以《爱情故事》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古文观止》翻译中译者主体性中的受动性探索——以罗经国《古文观止精选汉英对照》为例
广义翻译论通常在不考虑译者个人语言风格差异的前提下，时间和空间变量对译者推测译文读者对原文背景知识的缺损度有直接的影响。为了确保具有对话性特征的跨文化交流的成功，译者应该在不同的翻译时间增补或删除不同的原文信息。例如在二十年前当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了解和兴趣不及今天时，我们把中国古典名著甚至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法、德文时应该多采用简写本或者改写本。而当时如果要把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对中国文化相对比较熟悉的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翻译时就可以进行全译或只做少量的信息增补。相反，假如今天西方国家比亚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更有兴趣，而日本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化则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了解和感兴趣了，那么我们翻译时就要重新调整翻译策略，也许要在中译日的翻译中应用二十年前中译英的翻译策略，在中译英的翻译中应用二十年前中译日的翻译策略。时空变量看似简单，可是在以“忠实”“等值”这些僵化、教条、抽象的翻译理念束缚下，我们很少根据翻译的时空变量来搭建和控制翻译的第三空间（翻译的语境），因此形成了今天中国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献进出口的严重“贸易逆差”。
另外，由于在“第三空间中，文化被重新融合，翻译不再是连接两个不同文化的桥梁，而成了引进新元素的一种策略”，因此翻译时译者也会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引入新元素数量的多少。由此可见时空变量对译本的长短有着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
3.2时空变量对译本真假的影响
中外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之所以坚持把忠实、对等作为翻译的标准，是因为受人类认知局限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由于双语语言结构和语音系统的差异，翻译中对原文语音特征、语言形式以及修辞特色的丢失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如果译文不忠实原文的意义则被视为对原文的背叛而且是不可以接受的。因此翻译考试和翻译出版物最注重的是翻译的对错。然而，随着翻译理论研究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和翻译研究领域新成果的层出不穷，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时不仅无法完全复制原文的语音特征和语言形式，而且有时对原文意义的不忠和篡改也是在所难免的。
在《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一书中，王宁教授通过例举赛义德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中收入的《旅行中的理论》一文，指出，赛义德通过卢卡契的“物化”理论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地区的流传以及由此而引来的种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皆在说明理论有时可以“旅行”到另一个时代和场景中，而在这一旅行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王宁教授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多半受制于那种理论在彼时彼地的人们接受时所作出的修正、篡改甚至归化，因此理论的变形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实，从翻译的文学操纵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视角来看，翻译中的“原文”也会和“旅行中的理论”一样在不同的时空受到不同程度的曲解、修正和篡改。也就是说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
文学操纵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TheoHermans曾经说过从目的语的视角来看，所有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原文有意的操纵。而对译本产生操纵的主要原因来自于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状况。由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国情政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间“走人”另一国度，它会受到不同规格的“待遇”，有时是“礼貌的”有时是“粗鲁的”。谢天振教授曾经讲过20世纪50年代我国出版的《红与黑》的中文译本中就出现了诸如“社会的蟊贼”“卑鄙的荣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之类具有强烈批评色彩的字眼，可是同一段原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红与黑》的中文译本中就找不到这些具有强烈批评色彩的字眼了。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在解放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大量翻译引进的是类似于《青年进卫军》《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这些鼓舞革命斗志的苏联革命文学，像《红与黑》这样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品虽然当时还没被打成禁书（“文革”时期成为禁书），但也不属于主流文学。翻译《红与黑》在塑造人物时译者使用以上列出的这些极具批评色彩的字眼说明译者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作品中的资产阶级人物持敌视的态度，因此他的译文对原文的意义也有一定程度的篡改。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己经清除了极左思潮对意识形态的干扰，开始大量翻译出版像《简爱》《红与黑》这样的英、法文学名著，在本国多元文学系统中建立新的中心，因此属于新的诗学范式的《红与黑》译本中自然不会出现以上例举的20世纪50年代译本中出现的那种极具批评色彩、歪曲人物形象、不忠于原著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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