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窗内外》系作者赵普光的随笔集，分“阅读之思”“书人之间”“学海一苇”三辑。《书窗内外》作者仔细研读近代与现代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并关注时下文坛的中青年作品，谈书论艺，读人阅世，表现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显示了融学问、见识、情趣于一体的情怀。
作者简介：
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其中有文章曾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等项目。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奖等奖励多种。参与编辑著述多部，学术兼职多项。
目录：
阅读之思
文学、启蒙与图书馆阅读推广
信息时代，阅读如何可能
关于读书与研究的随想
《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及其他
黄裳书话：熔铸古今成新体
谈姜德明的现代文学书话阅读之思
文学、启蒙与图书馆阅读推广
信息时代，阅读如何可能
关于读书与研究的随想
《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及其他
黄裳书话：熔铸古今成新体
谈姜德明的现代文学书话
作为书话家的何为
书人之间阅读之思
文学、启蒙与图书馆阅读推广
信息时代，阅读如何可能
关于读书与研究的随想
《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及其他
黄裳书话：熔铸古今成新体
谈姜德明的现代文学书话 阅读之思
文学、启蒙与图书馆阅读推广
信息时代，阅读如何可能
关于读书与研究的随想
《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及其他
黄裳书话：熔铸古今成新体
谈姜德明的现代文学书话
作为书话家的何为
书人之间
“情圣”词宗唐圭璋
卢前《冶城话旧》及其他
田仲济：历史不会忘记
世间几人真书痴
闲览杂书病自愈：话说《我的笔名》
《荆棘花冠》：最是矛盾苏雪林
学海一苇
写在《王统照全集》出版之际
《废墟上的精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思想文化探索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读札
“鲁迅概论”：大学课堂，走进鲁迅何以可能
读《现代诗性小说的叙事研究》
《中国在梁庄》：把根留住
后记
每一位现代读书人都是在图书馆的哺育下成长成才的。我不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对于图书馆学，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的读书人，流连于各种图书馆中，是我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让我也常常开始思考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最核心最根本的功能等问题。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图书馆理应成为最有文化的地方。曾有人提出图书馆应是“文化湿地”，这个提法当然很新颖，很必要，但是未免过于消极了。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不应该满足于做一个文化湿地、文化绿洲。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这片湿地、绿洲迟早会消亡，而成为高楼林立的一部分或者是戈壁荒漠的一部分。那么图书馆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文化传播的阵地，要成为一个文化高原，要去滋养化育图书馆之外的荒漠，从而去丰富和完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体系。
那么，如何衡量图书馆的文化层次的高低，这里就有一个标准(当然标准很多，这里指的是标准之一了)，那就是，看经典文学书籍的藏书量、流通借阅的频率、借阅的人群主体等。这里的文学是大文学的范畴，非狭义的纯文学的范畴；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文学是art，而不是literature。如果经典文学书籍的馆藏量大、流通频率高、借阅人群覆盖面广，则说明这个图书馆的文化内涵深厚，文化功能发挥得充分。反之亦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其实就涉及了文学的功用和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功能问题了。
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历来有一个误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就中国而言，至少从孔子开始，就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即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在某种意识上，我们的圣人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将文学与国家、民族、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对应起来，片面强调了文学的直接功利性。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文学的社会功能就被强调得更为明显和直接了：“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文学功利观，成为中国几千年社会的主流，支配着人们对文学的衡定标准，一以贯之。以至于，柳永因为他的创作无关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科举之路上就被判了“死刑”。殊不知，柳永的诗词，正是一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正体现了文学的心灵功能呢。文学的功利观的强调，直接导致了历代统治者对文学的密切关注(赘语)甚至直接控制。也就上演了一个个无休止的“文字狱”，文人们轻则断送仕途，重则丢了脑袋。所以，几千年来，只有文人失意之后才会在文学中流露出心灵的一角，这种珍贵的“真”人、真性情，则往往又被压抑与掩盖。到了晚清，由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文学的工具性和实际功能再次强化，被赋予了救国救亡的使命。如梁启超就强调文学与新民的作用。任公所谓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法不够精确，行文中也过于武断，没有认真的分析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到底与人心之间有怎样复杂微妙的关系。这种粗疏的提法容易产生流弊，事实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端，为文学的工具化功利化张目。
五四时期，现代化的极端焦虑也对文学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期待和强迫。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异军突起，文学的工具化被突出地强调，有文学家就明确宣称文学要成为普罗大众斗争的工具，文学就是阶级的传声筒。君不见，“匕首”“投枪”一度成为对某些文学作品最高的评价，最高的赞誉。抗战军兴，文学自然被要求成为抗战的武器。这种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功利传统延续滋长，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文革”期间的文学荒漠化。“样板戏”“一枝独秀”了，文学则完蛋了！对文学的看法，中国如此，那么西方又如何呢？在西方，摹仿说与反映论一直在文艺观念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就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摹仿，强调现实对文学发挥的主体性作用。
后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文学的能动“反映论”，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能动性反映。直到二十世纪的中国，被极端化和庸俗化的反映论甚嚣尘上，一度被奉为圭臬。这种直接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等起来的做法，占据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部分时间。
二者的根源是相同的。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社会观、功利观还是西方的摹仿说主流观念，都强调文学是现实的直接反映，强调文学对于社会的直接功用，这种观念必然导致将文学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工具，使得文学承担起本来无法承担的重任，进而也导致对文学创作的控制，文学失去了自由。社会和人就彻底失去了文学。让文学归位，就成为必要。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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