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声迢递》系作者钱婉约近年来新写的读书随笔集，分“读书”“行路”“看戏”三辑。“迢递”有行程遥远、思虑悠远、时间久长及声韵言语婉转之意。《书声迢递》作者以此袭达其对华夏书香绵延不绝的人文心意。作者边走边读，随感随笔，将自己所观察到并有所感悟的书事人情、人文历史，记录成章，对于读者了解各地的文化风情，深有裨益。
目录：
读书读书：亘古常新的精神追求汉籍输入日本史话究原委以见传统道统不废陈垣先生的“古教四考”顾颉刚先生与《古史辨》钱宾四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夸父逐日”新解漫话金山高氏南社人物《朗读者》中的阅读寓言鲁迅为何到仙台去学医？彼岸的风景：林文月昆季、兄弟、镜台游目诗海话“白日”从“支那”的名称说起“赛里斯”与“羊毛树”与君共此一炉香春凳闲话行路“小跑”卢浮宫正仓院：再现八世纪贵族的生活情致“隐元豆”与“菊舍句碑”在普利茅斯，感受美利坚的起源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新泽西雕塑公园不一样的水城走马观花越南游澳门地名趣谈岭南山水古韵长看戏漫话《苹果》《左右》抉择时的命运意识看话剧《简·爱》再识易卜生台湾舞剧《醮》穿越时空的“白毛女”后记 由这两段记载引出的关于王仁献书事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古事记》里的“和迩吉师”就是《日本书纪》中的“王仁”吗？虽有日本学者如大庭修认为未必是一个人，但一般的中日学者都认同这是同一个人的同一件事情，和迩是王仁的古日语发音。其次，关于王仁献书的时间，由于日本历史在推古朝圣德太子之前尚无本国文献记载，因此，这之前的天皇系谱便介于传说与史实之间。而这里的“应神天皇十六年，，的确切所指，因而也就成了有学术纷争的问题。中日著作中就分别有公元285年、四世纪后半期、公元405年等不同对应。最后，由于汉籍初传日本的时间不能确定，同时就引出输入《千字文》的可靠性问题。我们知道《千字文》是梁朝周兴嗣所作，他于公元494年考中秀才，公元502年梁武帝即位后屡次献韵文作品，卒于公元521年。这样的话，前述王仁所献《千字文》，无论如何是有问题的了。王仁不可能献上晚于他百年后编成的某一种书籍。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不能十分肯定地比对出关于中国汉籍初传日本的确切年代，但一般说来，至晚在四世纪和五世纪之交，由于日本对朝鲜半岛上新罗、百济国的征战和统辖，使得朝鲜半岛的汉籍经过掠夺或贡献的方式流人日本，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定论。正是从这时期起，日本皇室开始自觉地接受以汉籍为媒介的中华思想文化的启蒙，使日本对于中国文明的吸纳，由物质技术而深入到书籍文化的层面。
二、遣唐使的汉籍输入位于日本古都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有“海上丝路博物馆”之称，它原是奈良时代(710-794)东大寺的校仓，后来成为历代天皇贮藏“皇室宝物”“国家珍宝”的宝库，其中很多即为遣隋使、遣唐使带回的中国文物，除了礼器、佛具、乐器、服饰、餐具、药品、武器等珍贵文物外，文献典籍以其文物及文献的双重价值堪称至宝中的至宝。正仓院平时不公开展览，每年只在秋季特定的几天内展出，使日本国内外的文物爱好者和专家学者能够有幸一睹千年古物的风采。就在2001年秋季的正仓院展上，人们意外发现展品唐写佛经《成唯识论》卷四的末尾，有“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的字样，《成唯识论》十卷是玄奘西天求法取经携归的主要佛经之一，据考证，这份署有准确纪年的《成唯识论》卷四，即为玄奘口述，其弟子窥基笔受(笔录)的手稿。而由曾在玄奘门下求学的日本人唐僧道照携回日本的。据《续日本纪》记载，道照回国前，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道照回到日本后创建禅院，“此院多有经论，书迹楷好，并不错误，皆和尚之所将来(携回)者。”2001年正仓院的新发现，为汉籍输入日本的文化交流史增添了令人惊叹的新篇章。
此外，正仓院中还有抄录六朝至隋唐诗文的《杂集》，隋写经22卷，唐写经221卷，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真迹及王羲之书法摹本20卷等珍贵经卷，都堪称举世珍宝。
遣隋使、遣唐使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使者，除了参观访问，以广见闻，拜师学习，研读儒经外，每次归去，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携带汉籍返朝。《旧唐书·日本国传》记载：遣唐使中的留学生“好读经史，解属文”“请儒士授经”，归去时“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可以说，隋唐时期是中国汉籍大规模输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那些唐及唐以前的珍贵写本，被日本保存下来，不仅成为日本的国宝，有些甚至是在中国也久已失传，成为举世无双的孤本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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