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比较诗学兴起，中国诗学的价值日益为人所认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也成为比较诗学的一个新的拓展方向。美籍华人刘若愚在中西比较诗学的倡导、研究上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书中，不仅把自己的倡导变成实践，还从理论上阐明中西比较诗学的目的和价值，他认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目的，是“对一个zui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美籍华人学者叶维廉在他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总序中，也特别说明中西比较文学必须导向中西比较诗学的道理，他认为，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要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就不能停留在一般表层的比较，而应深入到“每一个批评导向里的理论，找出它们各个在东方西方两个文化美学传统里生成演化的‘同’与‘异’，在它们互照互对互比互识的过程中，找出一些发自共同美学据点的问题，然后才用其相同或近似的表现程序来印证跨文化美学汇通的可能。”（叶维廉：《比较诗学》第16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建构批评理沦。在我国，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都是新时期中西比较诗学路碑式的成果。中西比较诗学与一般的中国或西方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同，它要求研究者有更广阔的视野、国际的眼光和自觉的比较意识，要超出本民族文化体系的美学模式，寻找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或者说，去促进“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所以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拓展，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对寻找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这一领域的成果同文艺学学科有直接、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有若干交叉、重叠的地方，于是‘在这两者的交叉领域寻找比较文学与文艺学的结合点，用以推动文艺学学科内涵的更新和发展，就不仅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要的。而这，正是90年代我们在建设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时，把比较文艺学作为一个新方向建立的学理基点。
全球化的21世纪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新世纪。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学科要发展，都必须是开放的、多元的。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文艺学在中国的诞生、发展和演变，有许多世界性的因素，无论是从总结以往学科史的经验，还是对学科前景的思考探索，都必须重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当今，人类共享的知识基础的范围日趋扩大，随之而来产生了文化的日趋融合，世界各国的理论家均具有多国学术的亲缘关系，经常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对话，互识、互补，通过不同文化与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学研究，创造更加宏阔的学术空间，有助于突现自己的学科个性、学科的前卫精神。学科建设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从学科的内部而言，要有本学科新的理论建树；从学科的外部而言，要能对整个学术界和时代前进产生积极的作用。从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现状看，成果很多，其中有许多是引进西方文艺理论的，如现代主义、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有从其中的某些理论出发来阐明我国文学问题的；还有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理论的演讲过程作综合研究的；对中西文论总体特色和范畴比较的研究成果也不少。相对而言，对重要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太少，结合历史和现状，对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论发展中具有学术价值问题的研究极待展开，而这两方面又与资料建设工作密切相关，因为专题研究都必须建立在资料的基础上，所谓资料建设，应包括目录、索引、资料汇编、选编等，以前这方面成果很少。这与过去学术界对资料工作的轻视有关，过去，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资料收集、整理、编选，不是科研成果。近几年，学界对人文学科中资料建设工作落后现象，已给予关注，其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已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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