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天演论》至少不是“达”的。之所以如此，这与他的救国思想有关，目的是为人们敲响警钟，致力于思想启蒙的工作。《天演论》中的思想，与他不久前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四篇论文的思想是相通的，主要是阐发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以学习西方走向富强。其他译著也围绕着国家的改制，如l901～l902年译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进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重在倡导自由经济。1897年在《国闻报》发表前两篇并于l903年正式出版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法》，l903年出版穆勒的onliberty（《群己权界论》），1904年译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都是针对政体的改革，重在阐明自由、民主、法治等乃现代国家的立国之基，这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在这些思想中，我认为zui重要的是他引进了“法治”宪政思想，这是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也未注重的。然而这恰恰是民主与自由的保证，是中国zui缺乏的思想。在“体用”之辩中，严复运用格兰秀斯与霍布斯理论，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从而唱响了五四“科学与民主”之歌的先声。正是在此立场上，严复成为中国diyi代自由主义者、diyi代启蒙主义者。但是，严复冀图自上而下变法立宪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随着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严复逐渐认识到，要想使中国富强，zui根本的还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提升人的素质，于是他更加务实地转向了“科教救国”。他认识到：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及逐渐更新。只有每个人都能够自强自治，然后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国家才会繁荣富强。偿若民智未开，“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一治一乱之局。二也”。
《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名家》梳理了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名家的影响，旨在厘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中寻求重建民族精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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