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diyi人；被称为“当代民族英雄”；2015年2月，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的名字叫童增。本书讲述了童增如何以一己之力，推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进行了长达25年的独自抗战。他写出震惊世界的对日索赔万言书；为二战期间的“慰安妇”调查取证历尽千难万险；公布原子弹受害劳工的遭遇和细菌部队的累累罪行；代理潘家峪惨案；致信安南反对日本入常；致信天皇索要被掠国宝；在美英两大报刊登保钓广告；敦促安倍向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者谢罪；组织日本律师军团提起诉讼，向日索赔……虽经百折千难，童增亦无私无怨，他以他的理性与坚持，对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童增根据国际法的有关法律为二战受害幸存者伸张正义，使日本承担应有的罪责，他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如何理性面对历史，如何创建未来，并向世人证明天道从来都在！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关于血泪，关于尊严的作品。
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热门人选，被称为“当代民族英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人长达25年的独自抗战真正能够制裁日本的，不是热血的民族主义；正义的伸张，要用理性与法理与邪恶针锋相对！关于童增童增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会长，他致信安南反对日本入常，致信天皇索要被掠国宝，在美英两大报刊登保钓广告，敦促安倍向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者谢罪。童增早就有中国“新时期和平卫士”的称号，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的西蒙·维森塔尔。“如果我们遗忘、压制甚至篡改历史，过去的悲剧就会一再上演”。这是“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的名言。童增认为，这句话的中文简译就是：只有牢记历史，才会珍爱和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意义正是如此。日军的罪证试验的人被称作“马路大”，也就是“木头”的意思。资料显示，用活人做试验，一般来说，两天试验 3 个人。几个健康的中国人被日本兵押到严寒的露天广场，他们的手脚被插进冷水桶里，然后抽出冷冻，一段时间后，日本军医用棒子敲打试验。随后，把他们押进暖房，再分别把他们的手脚插进不同温度的水里。据细菌战犯仓原证实，他亲眼看到在一间小牢房里，有3个人没有手指头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了——这是“吉村班”的冻伤试验。在一间透明的隔离室里，日本人对几个“木头”注射鼠菌液，数小时后这些人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皮肤呈现暗淡粉红色……“高桥班”的日本军医正在外面观察，被实验者死后，他们就通过地下道，把人投入炼炉里。松本博，曾在中国某地任看守，时年17岁。他回忆：“6个中国人为一组，在每人身上注射不同种类的细菌，然后把他们关在一米见方的木笼子里。食物和粪便都从笼子下面的洞塞入排出。一个多月后，将他们拖出来，检查身体，化验细菌，*后残忍地杀死。残忍的意思是：把皮管子接到大腿动脉上，再把含有细菌的血液排到木桶里，让这个人失血而死。“要利用到*后一滴血”是当时长官的命令。原七三一部队少年队队员筱冢良雄回忆：“1942年11月开始做试验。把鼠疫菌注入人体，然后把得病将死的人活活解剖。尸体被特别班运到焚尸炉烧毁(特别班班长是石井四郎他哥)。当我活活解剖了3个中国人后，班长对我说：“你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森风宽介，曾在七三一部队负责运送脏器。他说：“亲眼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军医把一个中国人从脖子到肚子用刀剖开了。”鼠疫流行期间，在北门口太祖庙，湖东亭太保殿设立了隔离所。隔离所收容38人，仅4人活着出来。我在隔离所服药半个月脱离该所。嵩山村日军设立过活体解剖场，诱骗嵩山村妇女注射预防针，开膛剖肚、锯腿、掏出五脏做标本试验。——朱菊花掺有霍乱菌的食物，有的直接递到村民手中，也有的盛在菜篮子里，放在树下或家门口。我的一个外甥两个外甥女都死于霍乱。——薛培泽1941年9月，我祖母感染鼠疫，却不敢声张，偷偷请医生，医生也不敢来。祖母在床上抓头发、捶胸。得了这种病，口渴厉害，有人渴极了就喝小便、脏沟里的水。许多人家的灶台上有死老鼠(注：灶台上有盛水器皿)。祖母刚死，母亲也重复着祖母的症状悲惨死去。临终，她对我们兄弟姐妹喊：“逃！逃！逃！……”母亲死后，8 岁的妹妹也死了。——金祖池1942年11月18日：“那天日军火烧了嵩山村。八十六连队的100多日本兵包围了村子，墙上架着机关枪。他们叫大家都去山背后集中，说皇军给大家消毒，消了毒就不死人了。他们共点了9个火头，顷刻间，村子一片火海。有人回家抢东西，日军就开枪。王荣森、王荣祺身上都挨了枪子。宋凤珠丈夫、孩子染病床上，被活活烧死。大火烧了一天，420多间房子没了，1300 多人无家可归……”——王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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